電力部門是否要進行市場化的定價機制，這并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如果要市場化定價，那么由于需求與可再生能源的波動特性，必須建立具有高分辨率的價格體系與調度運行體系，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市場化改革意味著本質上的系統運行平衡方式的改變，特別是實時市場的建立，將發現最重要的價格（實時對應于供需平衡的價格），為其他價格提供結算標準。

如果不進行市場化改革，那么就需要退回至廠網一體的狀態，目前調度超越上帝的地位也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的粗尺度調度原則也是越來越不可行的。需要不斷練習并熟悉“經濟調度”原則。這不僅涉及激勵，而且還需要能力。

中間有多少“騎墻”的余地？隨著可再生能源并網倍速增加，天生“愛自由”的可再生能源逐漸吃掉系統之前的備用、慣性等冗余,并引發系統穩定、阻塞等方面的結構性變化。沒有調度范式的改變，裝機進一步大發展的后果必然是巨量的棄風限電，甚至是系統供應穩定性與安全問題。特別地，在中國電力系統文化的“認識水位”中，穩定輸出的電源往往還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價值。這與可再生能源特性格格不入。

整體系統的需求就是不穩定的；

穩定的需求永遠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需要穩定的供給去滿足；

模糊的認為“穩定是一種價值”，其本質上是一種企業而非全系統視角。其更準確的表達是“在正確的時間發電的能力是一種價值”，而不是這種穩定本身。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是一種選擇。但是，唯有停在原地，不可行。因為電源結構在持續變化，可再生日益增多。

電力部門在經濟版圖中的角色

提供廉價的有競爭力的電力供應，永遠是電力部門的核心角色。這種廉價，一方面是相對于國際同行（美國/歐洲而言），中國籍此取得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一方面是相對于自身降價的潛力而言（可以對比中國的通信行業的資費水平，并與發達國家作比較）。筆者與同事的初步研究表明：在未來5年，中國的電力價格，給定燃料價格長期低迷的較大可能，繼續下降50%，同時提升電力職工收入50%是完全可行的。

中國電力部門本土化、自主化，國有企業與資產占絕對地位，外資可以忽略，民營還非常有限，不存在國際競爭，跨國電力貿易也非常之少（成本與安全考量）。這樣的部門，恰恰是需要“國際標準”的部門，以保持其持續增強的競爭力與創新能力。在構建國民經濟“內循環”為主、雙循環促進的新體系中，電力部門尤其需要成為一個對外交流與對話的窗口。

如果國民經濟每個部門都“中國特色”了，那么總體上的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再是特色了，而是特殊經濟形態了。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導出要建設中國特色電力系統，這無疑是“攤派”思維在作怪。

必須在頂層設計中明確的是：電力部門作為一個“內循環”的部門，不需要任何中國特色，而必須堅持國際標準與方法論，將經濟效率、而不是絕對控制權（你不控制，它也跑不了）放到第一位。電力部門是一個經濟部門，需要徹底的非政治化，在其他部門（比如IT、電信）跟國際紛紛脫鉤的背景下，電力系統要逐步與世界“掛鉤”——現狀是脫鉤的。

通往電力體制改革成功的道路，必須踩著“國家調度中心”的牌子通過。這是能源體制革命的一大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對于新的事物與嘗試，比如現貨試點與調度范式改變，必須秉持持續漸進（incrementalism）的方式，一點一點進步。

電力體制改革，從經濟上講，是優化資源配置。從管制角度講，是重新分配一種稀缺資源——自由。過去，調度具有99%的自由，1%情況下要受到電力監管機構審查。而發電商幾乎沒有自由，他們必須提前很長時間（比如24小時）給調度提交出力水平，而不能再自我調整，而調度卻可以單方面任意調整它們的輸出[1]，且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釋或者財務支出。而可再生能源出現之后，它的天然屬性就是自由的，因此調度從一開始就會爭奪自由這一稀缺資源。

管制邏輯與經濟邏輯哪一個為主決定了電改的命運

經濟邏輯：簡單來講，成本效益最大化，或者在效益既定（解決問題）或者明顯很大的情況（比如封城以解決傳染病問題）下以最低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效用或者產出。當然，如何界定或者測量方程的兩端，是另外的問題。類似的，電力系統的各種優化與模擬，往往都是以供給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如果用戶的停電損失加進來，那么就是全社會成本最小化了。

管制邏輯：政策能否得到大部分利益群體的支持，特別是一些強力的政治集團，比如公眾或者壟斷勢力。成本無論大小，最好是隱性的，或者能夠攤派，由第三方來買單；效益無論大小，最好顯性的，有能見度的。比如，可再生能源是波動的，會“偷走”之前調度具有的無限自由資源。即使前者加裝儲能成本再大，那也是可再生能源來承擔，因此它必須加裝儲能。目前的現狀往往是這種管制政策博弈的結果，從而使得“維持現狀”成為一個不需要額外努力，但是最可能被通過的結果。過去的部分所謂改革，特別是電網層面的改革，只是換了一種說法的“維持現狀”而已。

很多改革與市場設計，由于管制邏輯大于經濟邏輯，使得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承擔了很多不屬于市場功能的任務。這樣的市場，發育起來的機會微小。幾乎所有的現貨（指的是日前與實時）試點，都可以稱為“鳥籠子”里面的改革——存在各種事先確定的任意性的邊界條件。

這種邊界，往往是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在甘肅、東北等地上演的保證可再生能源消納的鬧劇。本來，可再生能源是否消納，對于全社會以及業主就是每千瓦時4-5毛錢的事情，對于電網公司就是每千瓦時2-3毛的事情（有可再生基金補貼）。有限明確的價值，棄了電，按這個水平給業主補償即可。這其中經濟邏輯非常簡單。可是，一旦有了物理上必須消納、滿足棄風率目標（5%）的政治性要求，那無論多大成本都成為了物理上需要實現的指標。東北存在嚴重設計缺陷的調峰輔助服務，還能 “設計出”得不償失的每千瓦時8毛-1塊錢的調峰電價。（相比而言，美國的市場，比如ERCOT就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比如日前市場是否參加，是自愿的；而意大利的單一平衡區的外來電，也是在日前確定了就不能改變，相比而言自由度就小了。）

未來展望

必須明確，2015年改革之初的中國電力系統，并不是計劃經濟系統——計劃經濟也是有明確價值標準的。它更多是一個消費者缺乏選擇與發言權，而擁有信息與權力優勢者高度自由量裁的體系。

對于特別講究頻率、電壓與功角穩定的電力系統來說，恰恰現在的狀態，是脆弱而高度不穩定的。改革只有進行時，而沒有完成時。主動的推動改革，還是被動地在未做準備的情況下迎接各種漸變“灰犀牛”問題的挑戰，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決斷。我們相信，或早或晚，中國能源部門的決策者，必須作出幾個艱難的選擇（hard choices）：

1. 維持計劃還是市場為基礎的電力體系？電力行業多長時間洗一次牌？沒有短期市場的電力系統，就像一個超級固化的系統，無法實現自動洗牌。三峽分電方案，一旦定下來就十幾年，無法考慮不同地區供需變化的此消彼長，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能夠像美國競爭市場那樣，5分鐘一個市場（一個價格），那么改變的難度就不會過于大。

2. 是否要大幅度提高整個系統運行的透明度？目前，系統的調度運行數據仍舊是個商業機密。廣大的用戶與公眾無法理解與精確校核優勢集團的說法或者主張。公共平臺很多問題的討論，大部分無法基于數據與信息，而仍舊是模糊理念的討論與隔空對話。

3. 是否在本質上改變調度中心“戰場指揮官”式的角色，成為一個處理系統平衡（或者自我平衡下的總體偏差）、具有有限功能、提供專門服務的專業機構。目前的調度自由度過大（除了受年度電量約束）。隨著所謂帶曲線的中長期合約（這其實是不必要的）簽訂的日益增加，以及現貨市場的推進，分散市場交易（形成自我調度）與自由量裁調度之間的沖突會日益加劇。傳統的煤電“上大壓小”與提高系統的靈活性背道而馳。目前，各個發電集團紛紛在進行“等量替代”的決策論證。這種上大去小如果進一步實施，對于整個系統的靈活性不是好消息。這是調度模式的僵化所帶來的扭曲激勵。

4. 是否繼續維持電網企業集調度權、結算權、售電、電網投資與運營為一體的巨無霸模式。若維持將使得目前的變化不可持續，甚至可能導致政府對價格的進一步管制，或有可能滑回10年前的范式——統購統銷、標桿電價與銷售電價目錄。更進一步，利益分割與沖突更加無法協調，從而有動機或者危機，重新成立廠網一體化的“電力部”。

5. 如何解決預算軟約束與道德風險問題？在電網與火電領域，嚴重缺乏需求與經濟理性的“白象”工程仍舊廣泛存在。便宜的銀行資本、過剩的企業現金流都起到了何種角色？

中國的電力體制改革，相關的利益主體是否滿意現狀？很顯然大部分主體是不滿意的。是否信任未來？大概率是不信任的。是否希望回到過去，比如2005年前？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解決這種尷尬，電力部門必須成為一個經濟部門，而不是管制邏輯主導的部門，與國際逐漸接軌，而不是像其他行業那樣日益脫鉤。世界是美好的，但是邊際上在變差。相反地，中國的電力部門，有望在邊際上開始變好。

上述嚴重挑戰需要公開、嚴肅的面對。但它們并非不可克服。改革的透明度、中央政府提高電力價格競爭力的政治決心與魅力、社會日漸提升的認知水位，構成了進一步改革成功的基石。我們將繼續參與、見證、貢獻于能源轉型過程中的電力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