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儲能裝機增勢迅猛

記者：蘇南

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CNESA)近日發布《儲能產業研究白皮書2021》顯示，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投運的儲能項目累計裝機規模已達191.1吉瓦，同比增長3.4%。其中，電化學儲能和鋰離子電池的累計裝機規模均首次突破10吉瓦大關。

根據CNESA的報告，2020年，全球抽水蓄能的累計裝機規模最大，為172.5吉瓦，同比增長0.9%;電化學儲能的累計裝機規模緊隨其后，為14.2吉瓦。而在各類電化學儲能技術中，鋰離子電池的累計裝機規模最大，為13.1吉瓦。

報告指出，2020年，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儲能市場依然在下半年逐漸回暖，新增投運的儲能項目，特別是電化學儲能項目的裝機規模逆勢上漲，再次刷新單年新增裝機紀錄，達到4.7吉瓦，超過2019年新增投運規模的1.6倍。

“在電化學儲能方面，全球去年單年新增將近5吉瓦，相當于上一年新增量的2倍，實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副秘書長岳芬表示。

根據該報告，2020年全球的儲能市場還呈現另一個特點——規模大。統計顯示，2020年之前，全球投運的百兆瓦級以上的儲能項目不超過10個，而2020年一年間發布的規劃在建的百兆瓦級儲能項目超過60個。

“這些項目有的是用來替代燃氣調峰機組的。比如美國加州兩個小時的儲能電站，現在基本上能與燃氣調峰機組相競爭;而到2023年，4個小時的儲能電站能和燃氣調峰電站相競爭，所以現在加州有很多4個小時的儲能電站在規劃和審批當中。”岳芬介紹稱，“再比如英國，以往50兆瓦以上的項目需要由國家審批，但去年這一限制被取消了，所以現在英國也出現了很多大規模的儲能項目。”

此外，報告還顯示，2020年，全球儲能涉及到企業方面的總融資額比2019年增長了136%，達到432億元人民幣。岳芬分析指出，一是與電動汽車相關的鋰電池技術成為資本追逐的目標;二是因為去年發生了很多自然災害，給傳統電力系統帶來挑戰，讓人們認識到長時間儲能成為電力系統必備資源的重要性。

“追蹤全球發展技術路線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未來因為要接入大量可再生能源，需要平衡4個小時以及全天甚至多天的供電量，所以，全球有許多國家將長時間儲能列入重點支持計劃當中。”岳芬向記者表示，“比如，歐盟通過設立歐盟電池聯盟的方式來推動電池、儲能的發展，對短期應該做的技術功課、長期需要做的研發攻關點以及行動計劃等都做了明確規劃。”

記者采訪發現，為了抓住海外儲能機遇，比亞迪、科陸電子、浙江南都等不少國內企業也紛紛“出海”開拓市場。華為智能光伏技術專家嚴劍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華為智能光伏已經廣泛應用于60多個國家，目前在歐美、越南、巴基斯坦等20多個國開始探索“光伏+儲能”。

不過，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研究經理孟海星指出，由于歐美國家去年均對儲能領域的政策做出了調整，整體傾向于保護和滿足其國內生產制造需求，從而對中國企業進軍歐美市場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礙。

研究報告：煤電融資成本10年增長56%

記者：吳雨濃

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可持續金融項目日前發布最新研究報告指出，根據對過去20年全球能源開采和發電項目融資成本的追蹤，其發現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成本大幅下降，而煤炭開采和發電項目的融資成本持續上升，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融資成本變化不大。

據了解，該報告研究了2000-2020年20年間的12072筆貸款交易發現，相比2007年-2010年，2017-2020年間可再生能源的平均融資成本下降了12%。2015年以來，可再生能源融資成本的下降速度開始加快，光伏、陸上風電和海上風電的平均融資成本分別下降了20%、15%和33%。

報告的作者之一、牛津大學可持續金融項目主任Ben Caldecott表示：“融資成本是決定整體成本的關鍵因素。融資成本降低對可再生能源投資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這也有助于能源行業的低碳發展。”

與可再生能源項目形成對比的是，煤電和煤礦開采項目的融資成本大幅上升。相比2007年-2010年，2017-2020年間煤電和煤炭項目的融資成本分別增加了38%和54%。2011-2020年間，煤電和煤炭項目的平均融資成本比上一個10年分別上升了56%和65%。其中，發達國家煤礦開采的融資成本上升幅度最大，歐洲上升了134%，北美上升了80%，澳大利亞上升了71%。

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融資成本的變化則更復雜。全球來看，過去10年，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的融資成本相對穩定，上升了3%。其中，海上石油開采的融資成本下降了41%。不同地區也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燃氣發電項目在東南亞的融資成本平均減少了23%，但在北美卻增加了16%。

牛津大學可持續金融項目“可持續投資績效”的負責人周曉燕表示：“按照目前的趨勢，石油和天然氣的融資成本將會經歷與煤炭項目類似的上升趨勢。這可能導致全球更多的石油天然氣資產擱淺，并帶來大量的再融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