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世界老牌城市都將煤炭這一能源品種排到最后一位甚至拋棄時，而煤炭依舊是北京能源的 “主力軍”。

高碳能源在北京的能源結構中占有較大比例；第二產業在北京的產業結構中仍占有相當比例；私家車在北京的出行方式中占有的比重過高；廢棄資源的綜合利用在北京的廢棄物管理方式中比重過低……

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產業模式”將成為未來經濟的主流模式。在這種背景下，“低碳世界城市”已成為北京發展的題中之義。

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北京城市發展目標分三步走：第一步：2004年至2008年，北京要率先在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構建現代國際城市的基本框架；第二步：2009年至202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確立北京具有鮮明特色的現代國際城市的地位；第三步：2021年至2050年左右，北京將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的城市，進入世界城市行列。

然而，北京的都市功能定位、城市布局、城市管理、基礎設施建設、建筑風格、環境保護、社會服務等等，使《規劃》在現實面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北京距離世界城市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北京節能環保促進會會長王維城說。

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升級

據王維城介紹，當前北京的能源結構是，煤炭占33%，油品占28%，外調電力占22%，天然氣占12%，還有一些其它能源。

這與煤炭占比達70%的全國能源結構相比，已經難能可貴了。

“但是北京的能源比重和老牌世界城市區別較大。”王維城直言。

王維城介紹，倫敦以天然氣為主要品種，大概占能源的一半，其次是電力和石油；紐約的能源品種的排序為石油占40%，天然氣占28%，煤炭只占6%左右；東京的石油、天然氣、電力三分天下，基本上排除煤炭。

在其他世界老牌城市都將煤炭這一能源品種排到最后一位甚至拋棄時，而煤炭依舊是北京能源的 “主力軍”。

“北京大氣污染年平均濃度高于任何一個老牌世界城市。”王維城說。

據2006年資料顯示，倫敦大氣污染年平均濃度為0.0125毫克/立方米，紐約為0.027毫克/立方米，東京為0.005毫克/立方米，而北京2007年0.047毫克/立方米，顯然高于東京、紐約和倫敦。比較突出的可吸入顆粒物，倫敦為0.027毫克/立方米，紐約為0.082毫克/立方米，北京是0.148毫克/立方米，北京是其他老牌世界城市的3倍到4倍。

“北京可吸入顆粒物和二氧化碳年平均度明顯高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特別在供暖季，這主要是由于煤炭在北京的能源結構中有較高的比例。”王維城表示。

在王維城看來，影響城市溫室氣體排放和碳排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城市的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居民消費模式、交通出行方式、廢棄物的管理方式等。

王維城認為，高碳能源在北京的能源結構中占有較大比例；第二產業在北京的產業結構中仍占有相當比例；私家車在北京的出行方式中占有的比重過高；廢棄資源的綜合利用在北京的廢棄物管理方式中比重過低等等，“這都是導致北京市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的原因”。

而在人均碳排放方面，記者發現，雖然我國的人均碳排放低于世界老牌城市所在的國家，但在其他老牌城市都與自己國家碳排放接近時，北京卻明顯高于我國的人均碳排放。

資料顯示，英國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為9.1噸/人年，倫敦與英國人均排放量相近；美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9.3噸/人年，紐約為美國人均排放量的43%；日本全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9.6噸/人年，東京為日本人均排放量的68%。

“北京的情況不容樂觀，明顯高于全國人均排放量。”王維城說，2008年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3噸/人年，而北京為全國人均排放量的1.3倍多。

“北京的數據是2008年統計的，而英國、美國、日本都是2005年的數據，我們2008年的數據和其他國家2005年數據比較還是有差距的。” 王維城說。

王維城坦言，“北京仍處于城市化、工業化的歷史階段，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升級，第三產業的比重需要進一步提高；工業節能、建筑節能、交通節能、居民生活節能有待進一步加強。”

要走有自身特色的路

“北京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首都，現在提出來要創建世界城市這樣一個遠景目標，艱巨性和挑戰性可想而知。”王維城告訴記者。

在王維城看來，北京要創建世界城市，在定位、道路、發展模式上應該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應該符合時代的要求——“綠色”、“低碳”。“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方面，北京應該為世界作出自己的貢獻。”王維城說。老牌世界城市倫敦、紐約、東京，它們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都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今天全球二氧化碳濃度達到385ppm，是工業革命前的1.5倍以上，這主要是發達國家歷史上高額碳排放的結果。

第二，應該具有中國特色和地方特點。北京擁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是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不能簡單地單純地拼經濟指標，要符合科學發展觀，堅持“人文、科技、綠色”三大理念相結合創新的價值觀。

第三，21世紀的新建世界城市，生態環境應該成為重要指標。“越是后發展，越要先規劃；越是后發展，越要注重生態環境。”王維城指出。21世紀的世界城市應該是最宜居的綠色家園，在生態環境方面，應該是具有國際吸引力和示范能力的國際大都市。

王維城直言：“北京在定位、道路、發展模式上雖有一定成績，但仍有較長的路要走。”

針對北京應如何建設低碳世界城市的問題，王維城認為：首先，北京的能源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目前33%的煤炭比例，應堅決壓縮到25%以下，并要努力改變供暖方式。

其次，加強超高壓電網建設，大幅度提高外調電力的比重。特別是建設智能電網，提高終端用戶用電效率，充分吸納本地可再生能源。

第三，大幅度提高天然氣比重，合理利用天然氣，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同時，推進綠色交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北京市的機動車總量，把節能減排真正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希望北京市能夠發揮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引領作用，多管齊下，把北京市打造成為全國的示范區，真正成為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節能、低碳、循環和生態型的城市。”國家發展改革委環資司巡視員何炳光提出期盼：“要使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真正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

循環經濟一頭連著資源，一頭連著環境，實現經濟增長、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是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的根本性措施。國家把單位GDP能耗增加值等作為約束指標，納入到了“十一五”規劃的指標體系當中。

今年既是“十一五”收官之年，也是謀劃“十二五”之年。

何炳光透露，國家相關單位下一步要研究建立以資源產出率為核心，科學評價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并把資源產出率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指標。

“北京創建21世紀的世界城市，不能復制老牌世界城市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要走低碳發展、綠色發展、發展循環經濟的道路。”王維城強調，“彰顯古都風貌和傳統文化的精髓，應該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獨一無二的優勢，北京低碳世界城市之路雖然漫長，但我們必須堅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