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儼然已成為當下全球政治最熱門的話題。2021年4月22日全球氣候峰會，一些國家更是刮起碳減排的“大躍進”之風。比如，美國在做出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承諾和2萬億美元涉及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的新基建計劃基礎上，再次承諾2030年溫室氣體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日本提出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此前是26%）；加拿大則將2030年減排力度比此前設定目標再提升10-15%；英國更是激進地計劃將在2035年之前減少78%的碳排放量并實現碳中和（比此前目標提前15年），等等。這些國家的減排新目標，看似大國雄心，實則“空頭支票”。只有宣示卻毫無切實有效的減排路徑依托的背后，折射的卻是圍繞碳中和的新一輪全球博弈。

一、與碳中和相關的四大全球新博弈

筆者曾撰文以“全球低碳經濟戰”來形容當下日益白熱化的全球低碳經濟競爭。該觀點在全球氣候峰會當天同時舉行的全球最大規模智庫論壇“通往碳中和的未來之旅：G20智庫國際論壇”上還被主辦方公開重點引述，可見國際社會對碳中和競爭的敏感度。

當下，約130個國家都做出在21世紀中葉或之前實現碳中和的重大發展戰略承諾，試圖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能源轉型等各種方式抵消目前被視為引起全球氣候變暖的首要因素二氧化碳的排放。這是難得的全球共識，但問題在于，共識兌現的路徑怎樣？減排背后的矛盾怎么解決？再出現像特朗普那樣退出“巴黎協議”的重大變數怎么辦？如何注資？誰來注資？通過怎樣的規則、技術、標準來實現？這些問題都將涉及到未來殘酷且激烈的國際政治博弈。

大體來講，碳中和將至少面臨四大全球新博弈：

一是標準之爭。為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各國紛紛進入到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快車道，但國際社會對新興綠色低碳產業的行業認定、標準制定、規則約定、市場準入門檻等都缺乏共識，有的分歧還相當大。比如，中美在綠色項目與企業的信息披露機制就難以統一；中國發行的貼標綠色債券，只有約10%符合國際CBI標準，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各類低碳標準，將面臨著相當嚴峻的國際談判。誰能占據先機，誰就有可能掌握全球低碳發展領導權。

二是技術之爭。圍繞新興綠色產業與技術研發競賽，在全球早已展開。以前沿減排技術“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為例，歐盟、美國早已提前部署技術研發，筆者2009年采訪當時的挪威總理，后者還親自推廣CCUS的挪威優勢。相比之下，中國在技術鏈條上的發展應用水平并不一致，多項技術仍需持續加大研發力度與商業化改造。可以想象，低碳技術的領先，將伴隨后續的技術授權轉讓、綠色產業升級等方面的更大紅利。這無疑于一場新的產業革命。誰領銜產業技術創新，誰就有可能領銜下一輪大國崛起。

三是經貿之爭。在碳減排的約束下，跨國貿易投資與其他經濟活動更偏好于在低碳經濟體之間進行，商品交易與原材料生產、加工、運輸的鏈條隨之發生位移。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綠色低碳轉型勢頭會增強。綠色與低碳貿易壁壘會日益增多，相關的摩擦與爭端也會層出不窮，以綠色低碳產業為重心的國際新經貿結構將逐漸代替原有的經貿格局，成為未來支撐國際經濟體系的主流。誰在新經貿格局下調整快速，誰就有可能引領國際貿易流量。

四是資金之爭。未來國際資本的投向偏好，將傾向于環境保護、生態修復、國土綠化、資源節約、綠色交通、清潔能源等領域。與碳中和相關的融資、并購、發債等議程，將升格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點熱門話題，與之相關的還有低碳法律配套、資源估值、碳金融市場、環境信息披露、綠色股權融資配比等一系列新投融資規則的再制定與各國綠色優惠政策。誰透析未來國際投資的綠色化動向，誰就有可能塑造未來國際投融資的趨勢。

二、碳中和，中國在國際輿論上的新挑戰

從2020年秋季以來的歷次高層表態與各類文件、會議可知，中央決策層對實現碳中和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不只是關乎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也是展現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切實行動。但從全球視野看，一場綠色低碳發展的國際話語權之爭在所難免。

如果說技術競爭、經貿轉向、標準重設或行業轉型等領域，對中國而言，還僅是相對較長期須應對的事情，那么，作為第一大碳排放國家（約占全球30%）的中國，在碳中和成為全球輿論共識的大背景下，當務之急，恐怕還會面臨著新一波的西方輿論攻擊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將中國視為導致全球變暖“罪魁禍首”，打壓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圖謀”。

一是因“隱含碳”而導致中國碳排放總量被高估的責任挑戰。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約30%，大量生活消費品在中國生產，他國消費，滯留在中國本土、卻不應該計入中國排放量的，就是所謂的“隱含碳”。很顯然，國際社會長期采用的“領土內的排放責任”或“生產者負責”的碳減排原則，對新興經濟體是不利的。早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可通過向海外轉移高排放、高污染產業的方式，實現減排責任轉嫁的進口替代。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紅杉中國的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凈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高達20.14億噸，約為中國當年碳排放總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國印度的總量，約為OECD所有成員國滯留他國的“隱含碳”的70%。換句話說，中國在碳排放總量里承擔了本應他國承擔的部分碳排放份額。發達國家貪婪的消費欲望，導致了生產規模的全球擴張，惡化了全球氣候環境，卻滯后性地將減排責任強加給新興經濟體。可以想象，中國極有可能成為西方國內氣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

二是基于“碳核算”的國際話語權旁落而產生的數據風險。目前，由國際能源署（IEA）、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 CDIAC）、全球大氣研究排放數據庫（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美國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世界銀行、世界資源研究所和英國石油等七家機構組成的碳排放核算機構，基本覆蓋了絕大多數國家的碳排放核算數據，壟斷了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的國際話語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現狀、問題及挑戰》報告顯示，目前根據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交的《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以及中國科學院碳專項報告的核算結果，國際機構碳核算普遍高計了中國碳排放量，最高達7%。如果與中科院的碳專項相比，竟出現被高估20%的現象。可以想象，當碳排放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指標、碳市場越來越成為國際資金流動的重要領域時，一場碳核算的公信力之爭就會出現了。

三是以“碳斜率”為特征的中國持續發展與中外競爭的碳約束壓力。構想一幅數軸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碳排放量。從碳達峰即為最高點，碳中和是零點。很明顯，1979年碳達峰的歐盟、2005年碳達峰的美國，都承諾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分別用了71年和45年，從頂點到零點的斜坡是較緩和的。但中國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斜率”。

中國需要用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時間完成發達國家同樣的任務。許多年長者還記得1950年代倫敦霧都、洛杉磯化學煙霧污染的經歷，中國沒有走歐美國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選擇了一條坎坷的自我約束發展之路。筆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寫過，中國崛起與歷史上所有大國其中有一條重要的不同點，就是“自我約束”。中國不侵略他國、不挑起戰爭、不輸送難民、不欺負小國、承諾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簽署絕大多數國際公約。現在，還要再通過綠色清潔、低碳發展約束中國發展速度。這是新型的大國崛起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發展前所未有的壓力。

三、對外講好中國碳中和的故事

碳中和是一項關乎人類文明存續的中國攻堅事業，也是顛覆中國現代化以來形成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場文明革命。但碳中和在中國的實現，遠遠要比其他發達國家的難度與阻力更大，中國政府需要投入與付出的也遠比其他國家多。

歐美國家普遍在2040年、2050年甚至更早時間點的碳中和目標，令中國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在國際輿論中顯得被動。西方輿論普遍認定中國為全球經濟強國，甚至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很難對“中國在未完成工業化倒逼碳達峰、為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而實現碳中和”產生共情。加之新興綠色低碳行業認定與減排標準、碳金融規則約定與市場準入等，都面臨著國際博弈和談判，“30·60”目標的國際合作與競爭已經開始。
在中國，平均每5人才有一輛汽車；而在美國人均一輛車，且美國的汽車排量比中國更大。在中國，實際城鎮化率只有約50%，在美國則是80%。中國人均用電量也只有美國的一半。碳排放相當大程度上代表著大規模生產、高耗能生活。中國人均收入僅有美國人的約20%。中國未富，就面臨著“碳約束”。若西方輿論還緊逼，勢必會刺激中國一些人因不公平碳排放權而產生的“碳排放民族主義”。由此看，對內凝聚碳中和的社會共識，對外講好碳中和的中國故事變得越來越重要。

第一，應掀起一場碳中和的社會教育風潮，塑造中國社會運行與民眾生活的集體共識。當前，許多地方主官還不知道什么是“2060碳中和”以及如何實現？大多數普通民眾更是不清楚碳中和為何物，以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自己能為碳中和做什么？非能源外的一般企業對碳中和的熱情也還不高。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大眾教育變得很緊迫，也很必要。類似“全國縣委書記碳中和培訓班”、“碳中和企業高管班”、“碳中和大眾書系”等，都可以成為未來社會觀念升級的重要方式。中國社會對碳中和重要性的認識，應該像當前對精準扶貧、健身跑步、中醫理療等那么熟悉與風靡。

第二，應重視碳中和的對外傳播，培養更多低碳發展所需要的改革、法律、研究、教育等前沿人才。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生態文明建設進行集體學習中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各級政府需要盡快拿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落實方案，完善通過稅收減免、貸款擔保及其他綠色金融工具與政策激勵，塑造市場為低碳項目融資的優化方式，加快完善全國碳市場，配置全國的金融資源與自然資產服務于“零碳社會”的實現。更重要的是，要激勵各類善于對外交往的人才，用外媒發文、采訪、新媒體、影視作品等方式在國際社會講述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艱辛與努力，提升中國氣候治理的話語權與國際公信力。

第三，應盡快加大布局低碳技術，深化氣候治理相關的技術成果轉化與國際市場拓展。低碳技術不能重復芯片產業的國際被動局面，而應盡早占據中國低碳技術的國際制高點。這里不只是要盡快提升中國碳核算與低碳技術的國際市場權威度，大力開展氣候環境信息的數據庫建設，創建碳排放檢測數據中心與監測平臺、推廣綠色智慧城市等，還需要通過技術升級、政策激勵、基金引導、創建重點實驗室等方式，進一步喚醒民企雄心，撬動產業資本，創新融資工具，激發民間熱情，開展技術攻關與成果轉化，加強與國際市場的合作，鼓勵具有競爭力的低碳技術走向國際市場，營造全社會濃厚的、可持續的碳中和技術創新氛圍。

第四，應以應對氣候變化對話為重要突破口，緩解來自美國的國際壓力與緊張氛圍。美國當前已將中國列為首要競爭對手，各個領域的競爭甚至對抗之勢加劇，但應對氣候變化卻是少數幾個兩國能真誠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領域。通過氣候變化應對，中美兩國不妨延伸至綠色金融、光伏基建、綠色經貿等領域的對話，重塑因特朗普執政而受到嚴重沖擊的兩國接觸機制。兩國智庫也可努力合作，研發更多綠色金融的評價性指標如碳盈虧、碳平衡表，建立更多“綠色金融國際合作項目”標桿庫，夯實全球綠色金融合作網絡，尤其是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引領中美投資合作綠色化，推動美國投資者通過各種渠道投資中國的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和綠色項目，讓綠色金融進入兩國主流金融市場，最終通過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綠色金融的杠桿作用，撬動更大范圍的中美經濟合作內在需要。

總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中國經濟社會變革。是變革，必然會面臨壓力，但壓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動力。中國按照改革開放以來的有效經驗繼續堅定走好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針與自身節奏推動綠色低碳的轉型，相信一定能在復雜的國際博弈突出重圍，實現中國長遠的高質量發展，助力民族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