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碳中和2060”與綠色金融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隆重召開，會上發布了《邁向綠色發展之路》圖書。本書從能源經濟的發展歷史與未來展望角度出發，從不同視角下展望中國未來能源規劃，是對中國能源產業發展多個關鍵歷史時點的紀念，本文摘自《邁向綠色發展之路》，作者翟永平系亞洲開發銀行能源總監、人大重陽客座研究員。

亞行于1966年成立，總部設在馬尼拉。亞行成立53年以來，積極支持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能源領域一直是貸款業務的重點之一。中國在1986年加入亞行之后積極利用亞行的資金進行能源項目的開發建設，至2019年12月，一共獲得60個項目貸款(其中44筆主權擔保貸款、16筆非主權擔保業務)，總金額達到86.13億美元(其中包括61.48億美元主權擔保貸款、24.65億美元非主權擔保業務)，能源領域占亞行對中國投入資金總額的18.4%。此外，到2019年年底亞行還向中國提供了141筆總額超過7980萬美元的技術援助贈款，用于支持能源貸款項目的設計、實施以及能源領域相關的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設。

本文將中國加入亞行以來大致分為三個時間段(1986-1999年;2000-2009年;2010年至今)，解析每一個時間段中國能源領域面臨的不同挑戰、亞行的能源政策側重點以及亞行在中國支持的能源項目的主要內容和特點。雖然亞行提供的資金相對于中國能源領域的資金總體需求不過是杯水車薪，但是亞行支持的項目是幾十年來中國在能源領域內改革開放進程的見證，而中國能源發展和轉型的實踐也為亞行提供了寶貴的知識和經驗，可以作為借鑒和范本更好地為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服務。

同時，作為國際多邊開發銀行，亞行在貸款項目、技術援助中包含有特定的理念和導向;而隨著亞洲和國際社會和經濟形勢的演變，這些理念和導向也與時俱進經歷了相應調整和變化。本文也試圖從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解讀和評估在上述的三個時間段內國際開發銀行貸款所隱含的政策導向的發展脈絡。

01

1986-1999年

以經濟發展為綱，努力擴大常規能源供應

從發展理念而言，這一階段亞行的貸款業務主要是以經濟發展為綱，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如能源領域的大型電廠、電網)建設，鼓勵市場競爭和民營資本的進入，通過加強法規和監管規范市場，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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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外匯緊缺、電力不足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處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宏觀經濟層面，1986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為282美元;國家的貨物外貿逆差達到91億美元，外匯儲備僅有119億美元(3.4個月的進口需求)。電力供應處于嚴重的短缺狀態。80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各地均出現了嚴重的“發展等電”問題。1986年全國電力裝機容量9,381萬千瓦(其中30%水電，70%火電)，每年缺電大約450-500億千瓦時，工業部門電力需求缺口高達15%。當時人均電力消費391千瓦時，尚有35%的無電人口。與此同時，電價的水平偏低，無法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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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項目：大力支持煤電、水電項目

在外匯緊缺、供電不足的情況下，與國際多邊開發性金融組織的合作以優惠的長期資金推動電力項目建設就成為中國政府的首選。1987年12月21日，亞行在中國加入亞行后首次為能源領域提供主權擔保貸款3330萬美元，通過國家計委“油代煤專用資金辦公室”支持華能發電公司吉林長山發電廠兩臺10萬千瓦機組的“油改煤”項目(亞行貸款占項目總成本的55%，用于采購國外設備所需外匯)，用國產煤炭代替當時作為出口創匯的石油為發電燃料。項目按照亞行的程序經過國際招標，主要設備(鍋爐改造)供貨合同的招標由意大利公司勝出，工程監理由丹麥咨詢公司贏得。同時，亞行還為這個項目提供了40萬美元的贈款用于為華能公司的培訓和能力建設，在項目設計、執行和管理方面學習國際先進的技術和理念。該項目的兩臺機組改造在1992年如期完工，亞行評估項目完全成功，在全生命周期內可實現節約石油670萬噸，相當于每年獲得財務收益4000萬美元。

華能發電公司“油改煤”的項目在這一階段很有代表性，12年間(1986-1999年年底)亞行共批準了向中國提供15個共18.74億美元主權擔保的能源類項目(平均每個項目金額為1.25億美元)，主要著眼于滿足沿海地區用電需求和內地的能源基地建設。在15個項目中，包括新建燃煤電站(山西柳林煤電廠、河南禹州煤電廠、黑龍江七臺河煤電廠)、燃煤鍋爐(發電、工業)的升級提效改造(山西、內蒙古、陜西);水電項目(廣東抽水蓄能、湖南凌津灘、福建棉花灘水電項目)以及輸電線項目(東北輸電線、云南輸電線項目)。在此期間，亞行還批準了兩筆非主權擔保能源項目共2.5億美元，包括1992年的廣州珠江燃煤電廠和1998年的福建湄洲灣燃煤電廠。

在這一階段，亞行評估能源項目時考慮的主要因素是：(1)在宏觀經濟層面，項目是否列入國家經濟發展規劃中的優先名錄，以及項目對于推動經濟發展的具體作用，包括創匯或者節省外匯開支;(2)在能源領域層面，項目的技術是否屬于最低成本的解決方案(與2-3個替代方案對比);(3)在項目層面，項目要有較高的財務內部收益率和經濟內部收益率(例如吉林常山電廠改造的財務內部收益率為12%、經濟內部收益率為20%);(4)在環境保護方面，項目的各項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塵)排放要符合當時的中國國家標準。

在執行貸款項目的同時，亞行也通過貸款項目討論過程中的政策對話和技術援助贈款支持和推進中國能源領域的市場化改革、能源部門的機制和能力建設。以1987年華能發電公司吉林長山電廠“油改煤”改造項目為例，亞行項目團隊在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政策對話時就曾要求考慮調整國內過低的電價水平。在項目貸款協議的條件(covenants)中，亞行要求華能公司償債備付率(debt service ratio)不低于1.1以及按照國際標準準備財務報表等。

在這一階段亞行董事會還批準了向中國提供56筆技術援助贈款，總金額2487萬美元。這些贈款的大多數用于貸款項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項目執行過程中的監理，但是也有一些技術援助涉及能源政策研究，包括“中國能源暨電力需求與供應分析”(1991)、“中國電力部門價格與金融改革”(1993)、“加強中國省級電力公司的管理”(1995)、“中國電力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監管和機制研究”(1995)、“中國電力部門機構重整”(1997)等。這些政策性研究為當時中國政府的能源規劃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也是亞行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政策對話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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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進展：電力從短缺到過剩

回溯中國加入亞行第一階段的能源項目情況，亞行通過通過主權擔保、非主權擔保的資金重點支持常規能源發電(主要是煤電、水電)項目，為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同時，通過亞行的貸款項目和技術援助，也引入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國際規范。這期間中國電力部門的改革起步，為調動各方辦電積極性，特別是鼓勵社會資本投入到電力行業，政府放松上網環節價格管制，引入“還本付息電價”，核定能夠覆蓋融資成本、保障協議利潤的上網電價、銷售電價。還本付息電價政策的實施，充分調動了社會力量辦電積極性，地方自籌和利用外資籌集的電力建設資金占比顯著提升，促進了電力工業快速發展，解決了供求矛盾。1999年中國人均電力消費量達到913千瓦時，農村人口(以戶為單位)的通電率已經達到97%。1999年中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77億千瓦，全國范圍內電力生產已經呈現大約10%的供大于求局面。

02

2000-2009年

包容性發展優先，讓人人享有能源

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能源和食品價格迅速攀升，使近千萬亞洲人無法脫貧或者返貧。人們意識到全盤依靠新自由主義原則所推動的經濟發展與結構轉變可能會加劇不平等現象，其主要原因是市場和政策失靈。因此，亞行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即機會均等的增長。這一概念包含了三大政策支柱：(1)通過高速、有效且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生產性就業機會和經濟機會;(2)通過投資于人才能力建設和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實現機會均等;(3)改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風險和沖擊帶來的影響、減少赤貧。因此，包容性增長旨在創造經濟機會，并使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具體到能源領域，亞行的項目開始側重邊遠地區的農村電氣化，也不再機械地推動電價反應成本(也就是漲價)的市場化改革，而是根據各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引入“社會保底電價”(lifeline tariff)，確保貧困人口用得上也用得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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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農村“戶戶通電”進入攻堅戰階段

進入新的世紀，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959美元，雖然尚存在136億美元的出口商品貿易逆差，但外匯存底達到1718億美元。農村人口的通電率已經達到97%，但是余下的未能通電的3%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條件惡劣、居住分散的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地理環境復雜，建設條件艱苦，施工難度大，投資成本也大大增加。據測算，中國國家電網2013年至2015年戶均通電成本達到人民幣4.2萬元，是“十一五”時期戶均通電投資的3.6倍。為了徹底消除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確定了積極擴大內需的方針，決定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農村電網建設和改造為其中之一。結合農電體制、農電管理、農村電網不適應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電價偏高，農民不堪重負的問題，中國政府決定加快農村電力體制改革，加強農村電力管理，實現城鄉用電同網同價，以開拓農村市場，推動城鄉電力一體化管理，加快實現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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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項目：資金向邊遠地區和扶貧項目傾斜

在這個背景下，亞行在2000-2009年期間在中國的能源領域項目的內容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10年中亞行共批準了總金額為9.44億美元共13筆主權擔保的能源項目貸款，其中包括清潔發電項目(甘肅、河北等地的水電、風電)、通過能效提高減少環境污染的項目、輸電線項目(沈陽大連輸電線)以及煤層氣項目(山西)。此外，亞行還批準了5筆共8.55億美元的非主權擔保業務，包括城市燃氣供應、商業銀行的能效金融、城市供熱、風電等項目。

這一期間亞行支持的能源項目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從項目金額來看，這期間平均每個主權擔保項目金額貸款僅為7200萬美元，大大低于上一個階段平均每個項目1.25億美元的水平，主要是因為國內資金充裕，亞行在大項目中貸款占項目總金額的比例在下降(比如沈陽大連輸電線項目中亞行貸款金額為1億美元，僅占項目總成本的21%);第二，亞行大幅度減少了涉煤項目的支持，沒有新的煤電項目，只有一個山西煤層氣利用項目;第三，亞行項目不再集中于沿海發達地區，開始更多地支持西北地區中小型的項目，如甘肅二龍山水電站總成本為4900萬美元，亞行貸款2200萬美元;第四，非主權擔保的業務大幅度增加，支持中國民營企業和金融機構。此外，亞行貸款項目的招標采購雖然仍然是通過國際公開招標進行，但是中國的咨詢公司、承包商、供應商已經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中國企業在技術、管理和成本控制上都已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不再輸于外國公司。

在此期間亞行的能源項目評估的方法和內容也有調整。除了技術、經濟可行性分析以外，還要求項目團隊進行詳盡的扶貧效益分析。以沈陽大連輸電線項目為例，亞行團隊首先對項目所涉及的沈陽、大連、鞍山、撫順地區的貧困人口分布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地的貧困人口比率為12.4%，而項目的經濟收益中的17.3%將直接惠及貧困人口，確保項目效益向貧困人口傾斜。在這個項目準備過程中，亞行與當地政府的政策對話中也提出建議研究實施農村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電價，不加重農民的生活負擔。亞行在項目評估過程中還特別強調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當時項目地區的農戶炊事依然以薪柴為主，造成了嚴重的室內空氣污染，對家庭主婦(96%的炊事由婦女完成)的健康影響尤其直接。沈陽大連輸電項目為農村通電之后，約有20%的農戶在5年內會改用電做飯，因此該項目在推動婦女發展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2000-2009年期間亞行還向中國提供了37筆總金額為2194萬美元的技術援助贈款，主要是繼續支持能源電力戰略和深化體制改革的相關研究，包括“區域間電力聯網的戰略”(2000)、“建立全國電力監管委員會研究”(2002)、“電價制定的戰略和監管”(2003)、“電力規劃能力建設”(2004)、“節能和資源管理”(2005)、“清潔能源發展機制能力建設”(2008);以及針對能源領域扶貧的技術援助，例如“城區貧困人口供熱價格”(2001)、“可再生能源技術扶貧”(2003)、“山西煤礦地區的減貧路徑”(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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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進展：市場化改革推動電力系統突飛猛進發展

在此期間，中國的能源管理體制逐步深化，2002年起實施了對電力體制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主要內容是進行了政企分開、廠網分開和主輔分開，對促進能源生產力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9.34億千瓦，是1999年的3.4倍;當年人均電力消費達到2612千瓦時，是10年前的2.86倍。上網電價方面，進一步突出投資主體的經營責任，將還本付息電價改為經營期電價，按經營期統籌考慮運營成本、稅金與合理利潤，既有利于引導投資，又抑制電價水平過快上漲。銷售電價方面，實施了農電“兩改一同價”改革(農村電網改造、農電管理體制改革、城鄉用電同價)，將農網經營成本在城鄉用戶中共同分攤，將之前農村普遍1元/千瓦時以上的價格降低到0.56元/千瓦時左右，極大提高了農村地區安全可靠經濟用電水平，為后續村鎮經濟騰飛提供了電力保障。到2009年全國農村的農戶通電率已經達到99.9%。

03

2010年至今

可持續發展為主旋律，清潔能源助力藍天白云

進入2010年以后，氣候變化及其影響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亞太地區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如果不盡快采取緩解氣候變化和相關的適應調整措施，這些國家將面臨陷入嚴重貧困的風險。而亞洲又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果不在根本上改變該地區的能源結構，預計2035年僅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達全球排放量的46%，同時也造成嚴重的城市空氣污染。氣候變化也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無論是新自由主義原則還是包容性發展的理念都需要充實和發展，如何滿足經濟增長、減少貧困和氣候變化三重挑戰成為新時期的新課題。為此，亞行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戰略，項目貸款、技術援助在繼續強調包容性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注重支持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由于溫室氣體減排與空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細微顆粒)的減排具有一定相關性，亞行也加大力度支持空氣污染治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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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氣候變化、空氣污染成為現實威脅

2010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4560美元;出口商品外貿順差2464億美元，外匯儲備高達2.91萬億美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日益成為現實威脅，極端天氣頻發，主要原因是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2010年中國的碳排放已經達到87.76億噸，比排在第2的美國(53.95億噸)高出63%;而2011年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達到7.24噸，首次超過了歐盟(7.08噸)。與碳排放水平相關，中國的一些地區特別是京津冀地區嚴重的空氣污染也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2010年1月，中國氣象局正式發布了《霾的觀測和預報等級》氣象行業標準，其中規定了PM 2.5日均值限值(75微克/立方米)。在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通過以后，亞行在繼續支持成員國經濟發展、扶貧減貧的同時，應對氣候變化并相應降低空氣污染成為一個新的戰略重點。在能源領域，應對氣候變化和降低空氣污染主要是通過推廣各類清潔技術的應用，包括可再生能源(太陽能(7.100, 0.00, 0.00%)、風能、地熱、水電等)、需求側的能源效率管理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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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項目：以創新金融平臺支持清潔技術應用

在新的形勢下，2010-2019年底亞行董事會共批準了16筆、總金額為33億美元主權擔保的能源項目貸款，包括能源效率項目(涉及河北、廣東、山東、黑龍江、陜西以及化工行業)、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項目以及新技術應用項目(區域供熱、生物質能源、光熱發電、高效低排放的煤電)等。同期內亞行還提供了9筆總金額為13.30億美元的非主權擔保業務，涉及天然氣供應、風電、生物質能源、地熱以及廢棄物利用與發電等項目。

這一階段亞行的貸款數量和規模有所擴大(平均每個主權貸款項目金額達2.06億美元，規模超過前兩個階段)，主要原因亞行擴大與國家和地方金融企業合作建立金融平臺，轉貸亞行資金加大支持中小企業的力度。舉例而言，亞行與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及中投保共同發起的“亞行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防治中投保投融資促進項目”由中投保利用亞行主權貸款，通過金融機構轉貸形式，綜合利用多種金融工具，重點使用增信和投資手段在京津冀及山東、山西、河南、內蒙古、遼寧等周邊區域支持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及面源污染治理。該項目對于中小企業，可直接進行股權投資;對于大型企業，可通過貸款方式進行債權支持;而對于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過程中存在增信需求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可為其提供增信服務;對于向融資租賃公司申請資金的企業，可向融資租賃公司提供轉貸服務，從而全方位、高效地滿足各類符合要求的受眾企業的金融需求。

在這一階段亞行對項目評估的內容再度進行了充實，在進行項目的技術、經濟可行性、扶貧效益基礎之上，還要求項目團隊對于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進行詳細評估。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亞行在2017年制定的“項目經濟評估手冊”中要求考慮“影子碳價”(目前為36.3美元/噸，每年上調2%)，確保低碳技術能夠在項目評估中脫穎而出。以中投保的京津冀項目為例，該項目以清潔能源推廣、廢棄物的能源化利用、節能減排、綠色交通和中小節能服務公司5條業務線，涵蓋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煤改氣/電、脫硫脫硝、新能源汽車等項目領域，以實現區域內大氣污染治理為總體目標。項目完成后，京津冀區域預計節約標準煤消耗量4020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855萬噸(以碳計)，同時相應減少排放煙氣3800億立方米，煙塵78萬噸，二氧化硫51萬噸，氮氧化物36萬噸，促進京津冀區域空氣質量的改善和提升。

2010-2018年年底期間亞行向中國提供了47筆總金額約為299萬美元的技術援助贈款，大多涉及改善能源效率、環境污染治理與溫室氣體減排的相關研究和能力建設，例如“天津碳交易系統”(2011)、“加強低碳能源監管系統”(2012)、“實現2020年減排目標的戰略分析”(2013)、“制造業的能效、低碳控制和合規管理”(2014)、“國家生物質能源戰略”(2016)、“京津冀地區農村清潔能源供應”(2017)、“廣東工業綠色發展指標和機制”(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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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進展：可再生能源推動綠色轉型

回溯2010年以來亞行在中國能源領域的貸款項目和技術援助，以環境污染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為切入點，推動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亞行與中國合作的主旋律。從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看，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萬美元，已經進入世界銀行定義的中高收入經濟體。全國發電裝機容量自2011年起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電力裝機大國，到其中可再生能源水電、風電、光伏裝機容量均為世界第一。

隨著能源轉型的進展，中國各地的空氣質量也在逐步改善。同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2017 年中國碳強度比 2005 年下降約 46%，已超過中國政府在巴黎協議下所承諾的 到2020 年碳強度下降 40%-45%的目標。

04

結論與前瞻

改革開放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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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與中國合作的指導思想和理念發展脈絡

綜上所述，我們以能源領域為樣本，分三個階段評估了1986年以來亞行與中國的合作的實踐與理念。在第一階段(1986-1999)期間，亞行支持的能源項目以擴大煤電供應為主。這些項目反映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亞行發展理念，重點支持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增加本國能源生產供應，以滿足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然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不能解決收入的合理分配問題。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別有加大的趨勢，促使亞行及其成員國重新審視發展的理念，引入了“包容性發展”的概念。在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各國需要更多關注社會領域發展，關注弱勢群體，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在第二階段(2000-2009)，亞行與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重點轉向東北、西北等貧困現象發生率較高的地區，不再是簡單的以經濟增長為綱，而是在高速發展中著重“親貧增長”(pro-poor growth)，特別關注婦女發展和低收入人口社會保障。在項目評估過程中，經濟發展與扶貧成為必須實現的雙重目標。進入第三個階段(2010-至今)以來，氣候變化的影響日益顯現，極端天氣增多，同時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城鄉環境污染非常嚴重。因此，氣候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成為亞行在中國支持能源項目的又一個新的考量目標，形成經濟發展、扶貧、應對氣候變化的三重目標。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和環境系統的不斷發展，每一個階段都面臨新的和更復雜的挑戰，但是中國與亞行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不僅反映在50多個貸款項目和100多個技術援助項目的順利實施，更體現在中國在執行亞行的項目過程中能力建設所取得的進展。在與亞行合作的三個階段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國企民企、金融機構、咨詢公司等有關各方，也經歷了學習、提高、創新的三個向上的臺階。在第一個階段，中方通過與亞行團隊、國際企業和咨詢專家的交流，在項目設計、監理、采購、環評等方面接觸到了最新理念和規范，也逐步鍛煉了隊伍，培養了各方面的國際型人才。在第二個階段，在學習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中方已經全方位地掌握了各類能源項目的設計、制造和管理的能力，亞行項目中的國際專家越來越少，但是項目實施的質量不斷提高。在第三個階段，中方注重利用亞行的長期優惠資金鼓勵創新，特別是利用金融平臺支持中小民營企業推廣清潔能源和環保技術的應用，在深層次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的挑戰。亞行在中國的項目成為亞行在亞洲各國項目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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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源轉型和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樹立標桿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進步涵蓋了西方發達國家近百年發展的歷程，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也領先于很多發展中國家10-20年。可以說，中國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難題和挑戰其他發展中國家早晚也會遇到。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能源發展與轉型的實踐經驗可以成為全球特別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借鑒的樣板。同時，中國也具備了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和幫助的能力，在政策、技術和融資幾個方面助力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

具體而言，中國漸進式的電力改革、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農村光伏扶貧、大氣污染治理監測和治理等方面都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都是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借鑒的。特別被國際社會所稱道的是，中國在2015年實現了100%的農戶通電，提前15年率先達到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實現人人有電用“的目標。然而，到2018年全球尚有9.4億無電人口，距離實現聯合國2030年“人人有電用“的目標任重而道遠。在這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目標上，中國可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兩改一同價“的政策措施和實施經驗，讓農村有電用得上、有電用得起。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還可以提供與政策措施相匹配的技術解決方案(例如光伏微電網)，并通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絲路基金以及南南合作基金等機構協助發展中國家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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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與中國在能源扶貧領域仍有廣闊合作空間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能源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一些曾經接受過亞行貸款的中國能源企業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列。在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發展的新的形勢下，亞行與中國在能源領域還有哪些合作的空間?

首先，中國雖然已經實現了100%的戶戶通電，但是農村的炊事、供暖的清潔能源利用還遠未達標，仍處于嚴重的“能源貧困“之中。根據IEA的數據，到2017年中國有超過4億的人口依然使用傳統的秸稈、散煤等生火做飯，不僅是室內空氣污染源，也是城鄉大氣污染的重要來源之一。針對這一問題，亞行能源部門與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合作，在山西省長治市的長子縣農村試點多種國內外新型的建筑節能、清潔炊事、供暖技術，并以數據化的平臺進行監控和運營，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并找到可行的商業模式，減少政府補貼壓力，以銀行資金在更大范圍內讓清潔炊事、供暖技術落地。在解決清潔炊事、供暖的同時，亞行也在探索用現代化的技術處理和利用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垃圾。我們希望中國在清潔炊事、供暖方面以及垃圾處理方面也如同農村電氣化一樣找到成功的政策、技術、資金組合模式，讓農民用得上也用得起清潔能源，中國的美麗鄉村也將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個新的樣板。

其次，正在走出去投資的中國國企和民企可以開拓與亞行合作的渠道，在這方面我們已經看到成功的范例。中國光大集團曾經多次在中國國內的能源項目向亞行貸款在中國開展能源項目，現在已經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技術走出去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2018年2月亞行批準向中國光大國際集團提供1億美元貸款，支持集團在越南多個城市利用先進的清潔技術建設、運營一系列垃圾發電項目。我們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有實力、有資質的中國企業與其他國家的投資者一起借助亞行的資金和網絡，助力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清潔能源利用和轉型。同樣重要的是，通過與亞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合作，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時候在環境社會盡職調查、環境社會影響評價、項目申訴、合規和解決機制等方面都將達到國際最高標準，最大可能地防范項目的環境社會風險及可能帶來的投資風險。

最后，中國已經從亞行的單純的受援方(接受貸款、技術援助)成為了也向亞行提供技術、資金的輸出方。作為亞行第三大股東國，中國向亞洲發展基金捐資3000萬美元，并在亞行設立一項2000萬美元的中國扶貧與區域合作基金。中國成為第一個在國際金融機構設立此類基金的發展中國家，并開始作為捐資國在分享發展經驗和知識方面起到新的作用。2018年12月中國扶貧信托資金批準向亞行能源部門提供100萬美元技術援助，專門用于支持亞行在其發展中成員國中試點和推廣適用的先進清潔能源技術，包括太陽能光伏、風電、生物質能源、儲能、微電網、碳捕捉與貯存等方面，并且開發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商務和金融模式。這筆100萬美元的贈款凸顯了中國在國際能源領域內的所發揮的積極角色，與亞行密切合作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巴黎氣候協議下的減排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