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的影響正在逐漸顯露。近日，在2021年服貿會金融服務專題展期間舉行的“2021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有些地方政府領導反映，最近短期的減排壓力很大，甚至影響到了短期的經濟增長，也有些報道講，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減排指標拉閘限電，現在還是夏天，有些地方空調都開不了了，這種情況不普遍，但是我覺得需要關注，因為這種情況反映了一種傾向。”

劉世錦表示，近期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不能搞運動式減碳。“應該明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是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減少生產能力，不是降低增長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的供求秩序。”

劉世錦認為，綠色轉型的工作應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著眼點要放到形成新的綠色供給能力上，在確保產業供給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平穩轉化。

他強調，要加快形成激勵綠色技術創新推廣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其中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建立碳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首先是要推動碳核算和生態核算。

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以后，對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既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對國際社會承擔的責任，也體現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內在要求。簡單說，這個轉型并不是別人讓我們轉，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轉。

分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將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廣泛、深刻和長遠的影響。簡而言之，這將會帶來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將會提供重大的技術創新和投資的機遇，和配套制度的變革和創新，也會帶來一次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的系統性重大變革。

我想結合近一段時間我們調研看到的情況和在落實雙碳目標過程中出現的情況，討論三個問題。

不能“運動式”減碳

第一，減碳不能“單打一”，而應該從我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增綠、增長四位一體，協同推進。

中國總體上還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與發達國家有重要區別。發達國家已經度過了工業化的高峰期，所謂碳達峰已經達到了，污染問題基本上也解決了，因為發達國家主要以服務業為主，生態環境總體上比較好。特別重要的是，發達國家經濟已經進入成熟區，“蘋果已經熟了，你讓它高增長也增長不起來。”但中國是不一樣的，我們除了碳的問題之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必要也有潛力繼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

有些同志會問，這樣說會不會影響降碳？不會，這只會增強降碳，不會減弱。我舉個例子，經濟學的外部性問題，碳減排和常規污染物治理的外部性有很大的區別。比如，酒店要排出一些受到污染的水或者空氣，治理污染壓力很大，周邊的老百姓要求治理的積極性很高。但是碳減排成本是自己的，好處是全世界的，所以一般而言大家積極性都不高。

碳減排和常規污染物的減排，具有同源性——同樣的污染物，既排碳、也排常規污染物。從深圳的經驗來講，同源性達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降碳治污、協同治理，實際是用治污比較高的積極性來帶動積極性相對比較低的減碳，利用同源性把這兩件事情同時推進。我們注意到，深圳的協同治理處理得相當好。

再比如，生態修復、植樹造林可以增加碳匯，而碳匯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綠色增長特別是發展綠色技術，大力促進高生產率、低排放或者零排放、低成本的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推廣，既能促進經濟增長，也有利于降碳減污增綠。

第二，近期中央財經委會議指出，不能搞運動式減碳。

最近，我到地方調研，地方的一些領導同志反映，最近短期的減排壓力很大，甚至影響到了短期的經濟增長；也有些報道講，有些地方為了完成減排指標拉閘限電，現在還是夏天，有些地方空調都開不了了，這種情況不普遍，只是個別情況，但是需要關注，因為這反映了一種傾向。

還有一種情況，現階段我們推動減排，主要采取的還是由上而下、層層分解任務目標，用行政性手段實施。短期來看只能如此，找不到更好的辦法。這辦法的優點是，短期內行動比較快，也可能取得成效；但問題是，指標分配是否合理，還有“搭便車”實施成本較高、平衡性較差等等。

我們應該明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關鍵是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減少生產能力，不是降低增長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的供求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否則很可能好事不一定能辦好。

通常我們講，破舊立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但是在綠色轉型這件事情上，我以為應該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這就是最近財經委會議中特別強調的先立后破。我們的著眼點，還是要放到形成新的綠色供給能力上，確保產業供給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平穩地轉化。

第三，減碳不能指標錯位。

近期有一個有爭議，即用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的指標實現雙碳目標是否合理有效。我們到地方調研發現，目前地方為了實現雙碳目標，抓手就是能耗的雙控。提出能耗雙控的指標，是為了鼓勵節能，提高能效，限制過度用能，以盡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這個初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于實現雙碳目標，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

一個問題是，節能并不等同于減碳。同樣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們的目標是，在保證必要能源供應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能源結構，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

我們國家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剛過1萬美元，到2035年，根據規劃，我們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現價美元算，3萬多美元甚至4萬美元左右），1萬美元到3、4萬美元，我們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其中，包括我們的人均能耗特別是人均電耗，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所以，如果能耗控制不當，制約了應有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樣不符合發展的初衷。

另外一個問題是，撇開碳排放和常規污染物排放等問題，能耗總量和強度控制，到底用什么辦法來處理比較好——是用行政性的辦法還是用市場的辦法？

在這種情景下，能耗雙控指標實際上是一個成本控制的問題，因為包括能源在內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為當事人的企業才有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確決策，政府在宏觀層面是很難把握得住的。

舉例來說，近年來光伏發電成本已經相當低了，如果某個企業用這類綠電生產一種高技術含量附加價值的產品，它即便能耗高一點，但因為產生的效益更好，算總賬還是合算的。

我們建議，加快創造條件，用碳排放的雙控指標（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控制指標）來替代能耗的雙控指標（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以更好地服務于實現“雙碳”目標。當然，能耗雙控指標還是有用處的，可以作為經濟轉型的一個評價分析指標。

建立綠色賬戶

從如何應對上述問題和挑戰出發，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應當著力抓好一些對綠色轉型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所以，下一步重點是要推動兩個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制度創新。

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從根本上來講，要靠綠色技術驅動，要大規模系統性地換技術，也就是用綠色的技術把那些不太綠色的技術（灰色的、黑色的技術）和非綠色的技術換下來。

對于這些綠色技術，有三個目標：高技術含量和高生產率的；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的；與傳統產業相比，一定要有相當強的競爭力、成本低的。要實現這三條，有些同志講可能很難，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以光伏產業發展為例，如果在十年前說光伏發電和燃煤發電的成本有競爭，大家可能感覺不現實，但是在過去十年的時間里，光伏發電的成本降低了80-90%，現在成本已經低于傳統的燃煤發電了。我聽有些業內人士講，今后幾年時間，光伏發電的成本還可能有較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三個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這是下一步我們創新的重點。過去主要是提高生產率，以后重點是低碳零碳、低成本，創新可以做出很多我們過去認為很難做到甚至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重心要發生轉變。

講技術創新，首先是要推廣那些已經成熟應用、以后能夠產生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技術，同時要加快形成激勵綠色技術創新推廣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

過去講綠色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們一般認為，這兩者之間是相互沖突的，比如有些同志講，現在開始環保、綠色發展，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這個情況過去確實發生，因為我們過去的綠色技術、綠色創新重點，是在做減法，主要是清除污染；下一步綠色技術重點是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和零碳的新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有研究認為，這會帶來百萬億級別的巨量投資，這個增長空間，我們不搞綠色發展是不可能有的。

關于制度創新，我想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在綠色發展中，市場要不要、能不能起作用，特別是起決定性作用？目前來看，客觀地說，還做不到，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是隨著我們進入碳中和目標下的綠色轉型期以后，我們必須做體制轉型，我們應該、而且通過努力有可能形成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這樣一個微觀基礎。

制度創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要建立碳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首先是要推動碳核算和生態核算。我特別強調，核算是綠色轉型的基礎，不論是行政性的辦法還是市場性的辦法，前提是把賬要算清楚，而且要有一套科學的算賬方法。這件事情很重要，很緊迫，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但是目前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碳排放的雙控指標，目前實現起來也是有難度的，原因在缺少一個必要的核算基礎。

發展綠色金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綠色的標準問題。何為綠色？很大程度上也是綠色核算的問題。

我以為，目前綠色核算方面的重視程度和研究進展，顯然不適應綠色金融發展的需要。所以，下一步我們在碳核算、生態核算的基礎上，第一步先建立起碳的賬戶和生態賬戶，再形成包括碳減排、常規污染物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四個要素在內的各級政府、各個企業、每個人在內的綠色賬戶，確定承擔的綠色責任——從經濟學的角度就是界定產權和責任。這是市場起作用的基礎。

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個世界就會很清潔，應該鼓勵各地積極開展這方面的探索創新。通過綠色責任賬戶把國家的碳中和目標分解落地，推動綠色轉型，扎實有效地取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