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實現“雙碳”目標，可謂是一場硬仗。近日，證監會有關領導表示，正在研究制定資本市場支持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政策措施。資本市場特別是綠色金融，對支持“雙碳”目標的實現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此，記者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就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一一解答。

記者：綠色產業是近幾年的熱門產業，資金來源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銀行、保險、信托等多元化融資進一步開啟。但是仍有很多投融資瓶頸需要解決，當前綠色產業投資仍以政策性資金為主，市場化占比較低。您認為這主要是什么原因導致的？

王遙： 綠色產業投融資瓶頸也是綠色金融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綠色產業的屬性決定其天然是一個政策導向型產業，需要完善的政策體制設計以保障綠色產業產生的正外部性內部化，但是在現有的政策支持下，市場上的綠色低碳產品并未能完全反映其價值，個體收益小于社會總體收益。

例如，風光水等新能源項目帶來的減碳效益未能反映在其上網電價中，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實施后帶動周邊土地、商業價值提升并未能反饋到綠色產業本身。

現有綠色產業具有的較強的正外部性，讓綠色項目展現出投資回報率低、投資回收周期長等特征；此外，市場上也缺少足夠的風險緩釋工具來解決投資回收周期過長帶來的投資風險問題，這些都是讓社會投資者對綠色產業望而卻步的原因。

記者：最近您在采訪中提到，證監會在修訂上市公司年報和半年報披露規則中，已經把ESG納入到披露項，這雖然是一種強制，但是目前顆粒度很粗，而且沒有明確的指標。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去細化這些指標？

王遙：從證監會今年新修訂的上市公司年報和半年報披露規則來看，盡管對上市公司ESG披露的要求尚未全面鋪開，但已經較先前的披露要求有了非常大的調整。

基于生態環境部發布的《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已經明確，至2025年基本形成環境信息披露強制性披露制度，未來我國上市公司層面的ESG信息披露要求還是要以碳中和、環境保護等環境與氣候議題等為核心，并逐步豐富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維度的指標項，如鄉村振興、員工權益、社區公益等，綜合考量定性和定量披露指標，形成具有中國本土化特色的ESG信息披露指標體系。同時，在披露主體上也需要逐步擴大，直至最終覆蓋全市場參與主體。

記者：您認為進一步提升市場主體的綠色投資理念還存在哪些障礙？

王遙：綠色投資理念的進一步普及面臨的主要障礙是市場主體對于綠色投資功能認識的不足。短期來看，需要盡快推進“雙碳”目標任務分解，在《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等政策的基礎上，推動“雙碳”總體目標在各領域、各行業的分解，構建良好的壓力傳導機制，讓市場主體認識到綠色投資理念的緊迫性。長遠來看，需要持續解決開展綠色投資基礎支撐不足的問題，包括綠色識別標準、信息披露、風險評估等理論研究和體制機制的進一步完善。

記者：“雙碳”目標提出一周年，我們看到金融業推出了重磅的實施方案，包括央行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證監會將采取措施推進資本市場服務“雙碳”目標，您認為這賦予了金融業怎樣的機遇和責任？

王遙：諸多政策的提出，金融機構作為提供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服務的行業主體，將在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長遠戰略中肩負重要職責。

一是推動完善政策和標準。綠色標準是指導綠色投資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國綠色金融與世界對話的“共同語言”。通過標準制定及完善，有利于進一步厘清綠色項目邊界，明確綠色投融資方向，可將資金引導到真正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行業，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今年，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證監會發布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就是我國完善標準，聚焦綠色發展，推動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的一大體現。

二是重視提高碳減排等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央行碳減排支持工具要求金融機構公開披露發放碳減排貸款的情況以及貸款帶動的碳減排數量等信息，保障了碳減排支持工具提供融資支持的精準性和直達性，激勵金融機構主動開展信息披露，并重視提高披露信息數據的質量，從長遠角度能夠幫助提高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評估體系效力與政策框架完善。

三是大力發展轉型金融。棕色企業和棕色資產的綠色轉型是實現碳中和目標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較之于綠色金融，轉型金融更具有靈活性、針對性和適應性，可以更大范圍、更大規模滿足經濟能源結構轉型，特別是重點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轉型的資金需求。今年5月，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在人民銀行的指導下，組織發行首批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重點聚焦高碳行業的減排需求，是對轉型金融的重要實踐。

從長遠角度來看，實現“雙碳”目標與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將對金融業提出更高要求，以持續提升綠色金融的潛力。

其一，金融業需持續提升綠色金融產品的多樣化，擴充綠色金融業務涉及領域與渠道。當前，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在我國的綠色金融產品中占據主要地位，雖然碳中和債、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綠色信托等創新產品不斷涌現，但一些創新產品如環境權益抵質押貸款、綠色市政債、綠色融資擔保基金、綠色建筑保險等應用范圍和場景仍比較有限。

其二，金融業需要提高防范與化解轉型風險的能力，加強環境信息披露工作。一方面，金融機構應做好環境信息披露工作，將ESG納入投資決策流程，可通過建立綠色系統對綠色項目投融資進行全流程跟蹤管理，利用環境信息披露審視其自身綠色金融工作，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自身適應市場變化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應積極開展環境風險分析和環境壓力測試，對投資項目和企業進行環境分析和評價，可提升金融機構的綠色投資偏好，并且能夠及時識別其所面臨的環境和氣候相關風險，并采取適當應對措施，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其三，金融業需要提高自身綠色發展的意識與能力。金融機構可通過與高校、智庫等機構合作開展培訓，加強員工對于氣候風險及環境風險的識別和分析能力，培養并儲備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同時，也可在金融機構內部、各機構之間以及與利益相關者之間開展相關合作，進行綠色金融相關信息與成果共享；此外，金融機構還可加強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可借助TCFD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GIP、IOSCO可持續金融網絡等國際交流平臺，積極參與國際氣候風險金融防范體系的建設。

記者：從各國的實踐來看，2010年后，一些歐洲國家通過頒布針對大型企業ESG信息披露的政策文件，來推動本國非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改進。國際上對于“ESG強制性信息披露”探索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有哪些是我們需要規避的？

王遙：整體來看，ESG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牽頭多方聯動推進落實。以歐盟為例，其ESG信息披露路徑較好地展現了“政策先于市場導向、市場積極響應發展”的特點。歐盟在ESG信息披露方面除監管層面出臺了一系列具體的指引外，相關投資機構對企業的ESG信息需求也推動了企業去更好地披露ESG信息，并通過一定時間的發展讓企業自身認識到ESG的重要性進而自主地開展相關披露和能力建設。

中國作為起步較晚的市場，在推動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借鑒歐盟的推動路徑，通過市場合力地來更好推動ESG信息披露，并致力于激發企業自身的認知。此外，許多大型國際企業自身已經認識到了ESG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已經自覺開展相應實踐，全面推動企業ESG發展。國內的上市公司自身也應當主動踐行ESG理念，積極推動信息披露工作，進而推進企業的發展。

當前，全球的交易所也力促ESG信息披露。歐洲的德意志交易所2013年發布了ESG指南《傳達可持續性：給發行人的七項建議》，該指南參考《德國可持續發展守則》、GRI、IIRC、SASB與UNGC框架。同時，指南還提供了七項建議來增強企業的報告撰寫：突出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考慮利益相關方訴求、提供實質性信息、從風險收益角度出發、結合定量數據的使用、參考國內外標準并使用有效的呈現方式。雖然我國當前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出臺了相關ESG指引，但不是要求強制，尚處于鼓勵階段。在未來，也應當要求上市企業進行強制披露，倒逼企業做好ESG信息披露工作。

與此同時，盡管國際ESG信息披露標準具有較好的框架指導性，但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市場，針對中國主體缺少特色化指標。由于各國其文化歷史、社會發展程度以及監管制度的差異，對于ESG信息披露的制定標準與評價體系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我國在構建ESG信息披露體系過程中，在參考國際相對成熟的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基礎上，需結合我國的國情特點逐漸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化的ESG指標內容。例如我國環境維度的重點發展方向如生態文明理念、綠色金融等內容，無法在國際標準中進行體現。因此，我國需構建即響應國際通用框架，又符合中國本土化特色的ESG信息披露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