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汽車及其上游產業無疑是2021年中國乃至全球經濟中的最大贏家之一。中國電動汽車制造業和市場的高速增長，帶來全球范圍內動力電池主要金屬原料的需求猛增和價格暴漲。以被稱為21世紀新能源時代“白色石油”的鋰為例，作為主要鋰電化工品的電池級碳酸鋰價格在2021年全年增長超過5倍。

在能源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電動車行業未來幾十年里對鋰、鈷、鎳等金屬原料具有巨大需求，而目前這些金屬資源在中國大量依靠進口。比如，2020年中國80%的鋰原料和超過90%的鈷原料從國外進口，其中60%的鋰原料來自澳洲，而絕大部分鈷原料來自剛果(金)。

在政策和產業界，一種主流意見認為中國需要努力降低這些重要金屬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并通過對海外礦產的直接投資，增強上游供應安全。比如有學者認為，對這些礦產資源的爭奪將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戰場。還有中科院院士呼吁，建立像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那樣的國家礦業公司，統一負責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和商業行為，以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地緣政治形勢。

簡而言之，很多人擔心如果不盡快建立中國自己的戰略性礦產供應體系，包括由政府支持投資海外礦產項目，芯片領域的“卡脖子”事件就可能重演。

這種“資源焦慮”不僅在中國有，在西方國家也存在。中國進口大量金屬礦石原料，同時提煉加工全球35%的鎳，以及50%-70%的鋰和鈷。這些中間產品不僅供應本土電動汽車和電池企業，還供應美、歐、日、韓的下游企業。中國企業還在包括電池化工產品、電級和電池制造、以及電動汽車整車制造的下游環節占據優勢地位。

因此在西方國家，也不乏擔心被中國反過來“卡脖子”的焦慮。

比如在最近由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科幻諷刺劇《不要抬頭》中，就出現了美國由于中國控制全球重要金屬資源而需要在撞向地球的彗星上采礦的情節。盡管筆者認為這部明顯影射人類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種種無能表現的影片在情節上流于淺薄，但是這一情節設計出現在年度網飛熱播劇中，顯示對重要金屬資源的國際競爭，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討論熱點。

在化石能源時代，提高能源自主供給能力， 分散能源——特別是石油——的進口來源，是很多國家能源安全政策的重要內容。然而，把油、氣和重要金屬礦產簡單比照，可能會導致一種狹隘的供應安全觀。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這一“大國博弈”思維都可能有損于而不是有助于鞏固各國的資源和經濟安全，同時也不利于全球能源轉型。

這首先是因為這些金屬礦產的性質和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與油、氣資源有很大不同。在突發情況下，油、氣的斷供會導致經濟的停擺和社會混亂，而特定金屬資源的供應短缺只會帶來如電動車制造滯后和價格上升這樣局部的影響。

其次，與能源產品不同，金屬資源可回收使用。目前全球車用鉛酸電池的回收率已經高達98%以上，而動力電池所含的金屬價值更高，當市場擴大、回收具有規模經濟性后可以達到很高的回收率。以寧德時代的子公司——邦普循環為例，據報道該公司一年可回收12萬噸動力電池，回收的金屬材料可滿足20萬輛電動汽車的電池生產。

我們還需要認識到，金屬資源的儲量和可開采量，在很多情況下與其說是地質或物理概念，不如說是一個經濟概念。當國際市場金屬資源價格上升，金屬資源的探測和開采活動將相應增加，通常探明的資源儲量也會增加。比如，1970年全世界銅的探明儲量為2億8千噸。盡管從1970年到2020年全球已開采了5.8億噸銅，2020年全世界銅的探明儲量仍增長到8.7億噸。

作為鋰資源大國，理論上中國的鋰資源能夠滿足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需求。中國大量進口鋰資源，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鋰資源主要位于西部省份且資源分散，開采和運輸成本較高，不如進口劃算。

中國在大量進口鋰資源的同時，也向西方國家大量出口氫氧化鋰等鋰初級加工品。可以想象，如果出現進口鋰資源受限的極端情況，中國的鋰加工品出口會大幅下降，中國的鋰資源需求也會隨之下降。因此確保一個固定的資源供應量意義不大。

電動車電池的技術路線也在快速發展變化中。比如為了減少動力電池對鈷這一貴金屬的依賴，近年來低鈷甚至無鈷電池的研發進展迅速。但是為了保持電池性能，通常鈷在電池中使用量的減少又會帶來鎳使用量的增加。沒有國家可以壟斷所有的金屬資源，甚至在目前全球生產集中度最高的稀土產業，在國際供應緊缺時期多個國家也能夠迅速增加產能。像芯片，或者石油、天然氣那樣，通過“禁運”某類金屬造成一個國家多個產業乃至整體經濟大規模停擺幾無可能。

重要金屬礦產和油、氣所屬的全球產業鏈形態也有很大不同。在油、氣領域，國家石油公司在產業鏈中起關鍵作用。而在重要金屬的開采、加工、下游制造的產業鏈上，各國資本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在澳洲的鋰資源為例，澳洲幾大鋰礦大多由中、美、澳等國的資本合資持有，中企還通過投資澳洲公司持有其他國家的鋰礦資源。同時，國際資本也大量投資中國的鋰礦和鋰加工企業。這些復雜的投資關系使很多重要金屬礦產資源的開發高度國際化。

即使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基于國家博弈的能源安全觀也可能造成能源投資的誤區。在21世紀初的十余年間，面臨石油價格高漲，中國幾大國家石油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大舉投資海外油氣項目，然而這些投資是否增進了中國的能源安全尚無定論。中國海外權益項目生產的油氣未必運回國內，而是參與到全球油氣貿易中。

把與電動汽車供應鏈相關海外礦產資源視為“大國博弈”的一部分，在政策制定中過度強調地緣政治因素，不僅可能造成投資、貿易活動的誤區，還會帶來一個更大的風險——激發資源國的“資源民族主義”。比如，會引起當地民眾和政治力量對海外資本的抵觸或提高本國礦產資源的要價，從而增加對這些項目的投資成本和風險。這一風險在過去中國海外油氣投資中已有前車之鑒。

可以預見，在全球范圍內圍繞重要金屬礦產資源的競爭還會持續甚至加劇。不同企業基于對未來礦產資源和產能變化、下游產品需求前景和技術路線的發展，會對上游金屬礦產資源的投資前景作出不同判斷。這種企業間的競爭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有效利用。但是這種以企業為主導的商業競爭行為需要和所謂“大國博弈”區分開來。后者把對全球金屬礦產資源的控制視為國與國的零和競爭，要求國家力量的介入，但這樣做的后果可能人為制造礦產資源的供應緊張，反而不利于達成提升本國資源安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