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努力從沒有停歇，綠色低碳轉型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在近日舉辦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30周年論壇上，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表示。

氣候變化已經從未來的挑戰變成眼前的危機。解振華說，“雙碳”目標(即我國提出的兩個階段碳減排奮斗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記者注)意味著將完成碳排放強度全球最大降幅，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從碳排放峰值實現碳中和。

“這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解振華說。

協同經濟高質量發展 減排不減生產力

2015年，《巴黎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作出統一安排，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

簽署《巴黎協定》時中國就已承諾：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記得，當時，有一些了解漢字的外國專家說，中國的碳排放軌跡會不會形成一個工廠的“廠”字，即碳達峰后一直在峰值的平臺不下來。這樣的情況曾在歐洲出現。

5年后，中國提出一個更加明確而有力的目標，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賀克斌說，這個承諾表明，未來中國的碳減排路徑不是工廠的“廠”，而是幾何的“幾”。

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徐華清看來，“雙碳”目標中的兩個“前”字，凸顯了強烈、清晰的國家決心。未來的技術創新為實現兩個“前”賦予可能。

我國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鋼鐵、水泥產能比重較高的產業結構，以及仍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都增加了減排的難度。

“有這么多困難，為什么還要下決心去做？”賀克斌說，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走向技術依賴型經濟，倒逼經濟模式轉型，跟我們努力實現的綠色高質量發展方向一致。

綠色、低碳的轉型路徑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自“十二五”開始，我國就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即碳排放強度——記者注)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并明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點任務、重要領域和重大工程。

根據2021年10月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額完成“十三五”約束性目標，也超額完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5%的經濟增長，能耗強度累計降低26.2%，相當于少用能源約14億噸標準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約29.4億噸，走出了一條能耗排放做“減法”、經濟發展做“加法”的新路子。

一個越來越清晰的信號是：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協同減污 推動實現美麗中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說，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正在進入一個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

從大氣污染治理的歷程來看，近10年里，國家層面在這一領域先后出臺了兩個行動計劃，分別是《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打贏藍天保衛戰3年行動計劃》。

藍天的變化有目共睹。數據顯示，和2013年相比，2020年全國300多個城市PM2.5的平均濃度下降了46%。

然而，中國工程院早年間的評估顯示，按照傳統的藍天保衛戰路徑，污染治理的潛力在收窄，而結構調整的需求越來越大。

北京的常態化藍天背后，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素就是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北京生態環境部門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逐年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北京的PM2.5是“一微克一微克地摳下去的”。從煤改電、煤改氣的轉變，到機動車的排放管理、產業的“騰籠換鳥”……

“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結構和高耗能、高碳產業結構問題。”在賀克斌看來，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以柴油貨車為主的交通運輸結構是造成我國大氣環境污染和碳排放強度較高的主要原因。

環境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具有高度同源、同過程等特征，這意味著減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對象，兩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協同推進。

因此，“雙碳”行動可以推動空氣污染問題得到根本解決。有專家測算，中國2020年的PM2.5濃度平均降到了33微克/立方米，還有將近100個城市達不到35微克/立方米的國家標準，但如果往“雙碳”的路徑走，到2035年，全國300多個城市平均能達到25微克/立方米。

“到那時，藍天將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常見品’，而是老百姓的‘日用品’。”賀克斌說。

協同全球治理 應對氣候變化發生歷史性變化

“2013年以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污染問題都在加劇，但全球平均污染水平卻有所下降，這歸功于中國。”2022年6月，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

該報告顯示，“美國和歐洲花了幾十年時間，經歷了經濟衰退，才實現的污染減排，中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只用了7年時間就完成了。”

中國從參與者、貢獻者，逐漸站到了全球氣候治理舞臺的中央，應對氣候變化發生歷史性變化。過去10年，我國森林資源增長面積超過7000萬公頃，成為全球“增綠”最多的國家。我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風電、光伏發電設備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

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多晶硅、光伏電池、光伏組件等產品產量占全球總產量份額均位居全球第一，連續8年成為全球最大新增光伏市場。光伏產品出口到200多個國家及地區，降低了全球清潔能源使用成本。新型儲能裝機規模約330萬千瓦，位居全球第一。

2011年以來，我國已累計安排12億元人民幣用于開展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與36個發展中國家簽署了41份氣候變化合作文件，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約2000多名氣候變化領域的官員和技術人員。

“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建宇表示，各個國家之間有關能源轉型、清潔能源技術等方面的合作不是單向的，而是一個共同創造的過程。不同國家面對自身不同需求、不同基礎設施和未來發展愿景之間的矛盾，恰恰可以和中國的產業結構、產業能力進行合作，創造新型能源供應技術模式。

《巴黎協定》有一個共識，在2050年前，所有的發達國家應該實現碳中和。中國選擇了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之后10年實現碳中和，相當于在發展中國家做了第一序列的選擇。

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6次締約方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見到中國氣候變化特使解振華參會時說，“您來了，這個會議有望成功了。”

中國在國際場合中多次強調“言出必行”。北京冬奧會更是清晰地向世界傳遞了低碳環保的理念：主火炬是一團微火，產生的碳排放量大概是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主火炬的五千分之一。張北的風點亮北京冬奧會的燈、北京延慶賽區樹木由二維碼管理的故事被人們津津樂道。

解振華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30周年論壇上表示，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可持續發展和氣候治理依然要保持戰略定力。人類只有一個地球，越是困難的時刻越要堅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