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能源轉型是清潔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也是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源動力。
《可再生能源助力帶路國家綠色發展系列沙龍》2023年第二期聚焦帶路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公正轉型如何相互促進這一問題，邀請到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楊富強、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張瑩、北京綠研公益發展中心副主任郭虹宇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羅斯可持續城市中心高級研究員Vijay Jagannathan進行對話。
沙龍由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項目主辦，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支持，磐之石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和中國能源網協辦。
就業在能源轉型中受到的影響最為直接。張瑩表示，為實現能源轉型、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推動化石能源利用的提質增效和有序退出是必然選擇，在此過程中，相關就業崗位的減少不可避免。她提到，我國在煤炭開采在峰值時期，相關就業規模超過500萬個。隨著去產能政策和能源轉型的推進，到2021年，煤炭行業的整體就業規模已較峰值時期下降近50%。對燃煤發電行業而言，預計到2030年，就業規模將較2020年減少約30%。
對于資源稟賦不同的地區，能源轉型對就業的影響存在不均衡性。化石能源稟賦豐富，特別是產業結構更多依賴于高碳化石能源產業的地區更易受到影響。具體到山西、內蒙古等化石能源資源同樣豐富的地區，能源轉型對就業的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內蒙古的煤炭開采以露天煤礦為主，機械化程度較高，就業規模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內蒙古可再生能源資源稟賦較好，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夠更大程度抵消煤炭減量帶來的就業崗位減少。而對可再生能源資源稟賦一般的煤炭大省山西而言，轉型的壓力則更大一些。
近兩年，受疫情和國際形勢變化影響，能源轉型中的公正問題愈發凸顯。除了地區間的不均衡，群體差異也更加明顯。從就業崗位減少情況看，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就業崗位比男性就業崗位縮減得更多。郭虹宇補充道，在能源轉型的長期進程中，如何保證不同性別、年齡、國家/地區人群能夠平等面對轉型帶來的影響，需要各國重點關注。
然而積極的一面是，公正轉型正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發布的《走向公正轉型的未來：中國綠色轉型對就業的影響》（下稱《報告》）提到，截至2022年3月，在166個提交了更新自主貢獻的國家中，有62個都直接提及了公正轉型。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第六次評估第三工作組報告數據，已有超過19個國家針對公正轉型建立了相關委員會、對話機制及政策安排等，其中有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也有南非等新興經濟體。
發展可再生能源不只是能源轉型的主要抓手，也是實現能源公正轉型的重要路徑。
通過國際研究成果梳理和中國實地調研，張瑩及其研究團隊發現，在化石能源優化退出和可再生能源等量替代過程中，可再生能源單位裝機容量的就業潛力大于煤電，因此，能源轉型對就業的凈影響應該是積極的。簡單講，可再生能源帶來的就業崗位不僅能抵消掉化石能源退出造成的崗位減少，還能帶來額外的新增就業崗位。《報告》預計，到2060年，電力部門就業規模會比2020年增加68%左右。
考慮到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產業鏈較長，新增就業崗位不僅將出現在電力生產和運營環節，也將出現在可再生能源裝備制造產業中。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也將驅動生產力重新布局。參與討論的嘉賓均認為，依靠新經濟生產力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是解決轉型問題的根本性方案。
眾多化石能源資源富集的省份已經開始將可再生能源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心之一，通過"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光伏+"等模式，帶動農業、畜牧業、林業、生態修復、裝備制造等產業的發展。
張瑩表示，東南沿海地區正在探索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模式也值得關注和借鑒推廣。例如，浙江嘉興的集中式復合光伏發展模式，即充分利用嘉興境內陸地、水域等資源。在沿海地區，利用灘涂和養殖魚塘等建設漁光互補光伏電站和漂浮式光伏電站；在內陸地區，結合現代農業，探索推廣以風光水儲多能互補、農林漁光生態融合的復合型集中式光伏電站。
郭虹宇進一步提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分布式光伏與社區生計息息相關。發展分布式能源不僅能幫助欠發達地區解決能源獲取問題，也可以更好地推動教育、醫療等基礎公共服務的發展，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對于當前電解鋁、煤化工、電解制氫等在內的高耗能產業和可再生能源制造業向西北、西南等綠色能源富集的地區轉移的趨勢，張瑩表示，西北地區可再生能源豐富，但水資源緊張，在生產力重新布局的過程中還是需要科學評估，合理選擇。
此外，Vijay Jagannathan提到，能源公正轉型也關乎擱淺資產如何處置、轉型成本由誰來負擔。他解釋到，部分發展中國家擁有較多燃煤發電廠，由于燃煤電廠的設計壽命通常在15-20年，煤電提前退出將給相關國家帶來相當大的經濟損失。
在楊富強看來，為統籌能源轉型和經濟發展，我國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推動化石能源利用的減污降碳，使其能夠更高效、更綠色地服務全國和地方經濟發展。
為實現"雙碳"目標，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等方面進行根本性的綠色轉型。在此過程中，能源公正轉型相關頂層規劃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制定對實現公正轉型至關重要。
張瑩表示，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相應的頂層規劃，但是公正轉型的思路已經反映在眾多重要文件中。2021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白皮書將"以人民為中心"確立為應對氣候變化新理念的五大支柱內容之一。同樣在2021年的"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探索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消除貧困的協同增效也被視作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
從歐盟經驗來看，歐盟綠色新政的支柱之一就是公正轉型。經過談判和磋商，歐盟完成了對重點地區的識別，明確了能源公正轉型需要的資金規模。現在，歐盟正在將資金有序地投向重點地區，幫助相關地區重建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化解化石能源退出帶來的社會問題，并通過可再生能源發展探索新的發展機制和經濟增長點。
"能源公正轉型需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給予針對性的措施指導。"張瑩舉例稱，內蒙古可以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山西則可以努力推進生態修復產業。
Vijay Jagannathan同時提到了能源公正轉型中的資金支持和全球技術合作問題。在他看來，能源公正轉型需要一種協調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融資新模式。由于轉型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僅依賴于國際援助是不夠的，也必須依靠市場支持。此外，他建議到，能源轉型過程中誕生的部分技術創新或許可以被定義為全球公共物品，從而幫助更多人從技術創新中獲益。要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間需要加強合作共享和監管。
楊富強總結道，能源轉型還在路上，路途仍十分艱辛，能源公正轉型也不在一朝一夕。作為未來改變中國經濟發展和能源發展的重要路徑，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公正轉型需要更多重視和更廣泛的合作，中國應該與其他國家互相借鑒，共同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公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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