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在中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最大份額，因此隨著能源需求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也不斷增加。從內部環境看，中國的能源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高碳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從外部環境看，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國際共識，作為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國，國際對中國施加了巨大壓力。因此，中國的低碳發展戰略勢在必行。

目前中國主要通過“命令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模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減排，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中國政府行政主導的減排政策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分配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提高效率。與“命令和控制”為主的行政手段相比，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上，市場機制通過價格等市場手段間接調控，使得排放量在成本最低的情況下降至設定目標，它避免了行政手段靈活性欠佳的不足，顯示了明顯的優勢，是中國下一步推進的重點。

利用市場機制來降低碳排放的手段分為碳稅與碳交易兩種。碳稅與碳交易在原理和作用方式上存在區別，各有優劣。與碳稅相比，當各種不確定因素存在時，碳交易的減排效果較好；然而，碳稅與碳交易相比，無論是在實施成本還是實施的難度上都要低得多。

那么，中國適合哪種方式，如何推行？

中國必須采取低碳戰略

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城市化也高歌猛進，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城市生活都需要大量的能源，目前中國的鋼鐵產量、煤炭產量、水泥產量、發電量、玻璃產量均成為世界第一。在中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最大份額，可再生能源比例較低，因此隨著能源需求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也不斷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09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28.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4.0%；煤炭消費量27.4億噸，增長3.0%；原油(76.07,0.33,0.44%)消費量3.6億噸，增長5.1%；在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中，作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軍”，煤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化石能源使用后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由此引起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斷增加。

由于處在工業化粗放期，目前中國的“三高”企業較多，單位GDP能耗大排污多，嚴重的破壞生態平衡，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高；全國企業存在著工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產業層次偏低、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的特點。

目前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絕對數量和占全球排放比例已經很高，人均排放量仍遠低于發達國家，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經接近甚至可能超過了美國。據歐盟環境署的分析報告顯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就已經超過歐盟27國總和，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一些研究機構甚至估計2009年中國的排放量可能已經超過了美國。從人均排放量來看，中國的排放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美國1/5，也低于歐盟等發達國家，但與世界平均水平差別已經不大。

由此可見，中國必須采取低碳發展戰略。從內部環境看，能源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高碳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在中國正處于重化工業帶動的工業化中后期及其加速階段，資源存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中國的資源約束已經從流量約束迅速轉為存量約束。

中國自1992年起能源消費總量超過能源生產總量，2003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增速基本都在10%以上，始終高于能源生產增速，對能源生產的壓力日益增大。2009年，中國生產原油1.89億噸，凈進口原油為1.99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首次超過警戒線50%，未來煤炭也可能需要進口。據國際能源機構(IEA)預測，中國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將增長50%，其中的40%是由中國和印度兩國導致的，中國2030年的一次能源需求至少將翻一番，其中一半的增長源于煤的需求。

而國內供給增速遠低于需求增速。按國內專家計算，中國現有的石油資源只夠開采13年，天然氣40年，煤炭60年。世界原油和煤炭的產量也已經接近峰值，未來供應很難大幅上漲甚至可能下降。

從外部環境看，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國際共識，作為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國，國際對中國施加了巨大壓力。由于人類燃燒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產生大量二氧化碳，改變了地球大氣成分，溫室效應越來越強烈。為了避免全球氣候變化、氣溫上升制造環境災難，全球各國已經達成需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共識。

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快速增長，使得中國受到的關注和壓力首當其沖。一個重要的壓力是國際社會在提出新型經濟體(主要包括中國和印度)需要加入哥本哈根議定書的減排目標承諾中。目前國際上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呼聲很高，中國政府也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宣布了中國的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一45%，降低碳排放強度。

若要實施低碳戰略，必須要靠市場機制的建設來推動。目前中國主要通過行政手段推行減排，即“命令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模式進行直接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就開始推進環境保護，由于當時的客觀環境，中國很自然的選擇了“命令和控制”的環保模式。中國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并建立了專門從事環境保護的行政分支部門。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即開始制定關于水、海洋、大氣等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1989年通過了《環境保護法》，1997年在《刑法》中加入了破壞環境的刑事責任等內容。中國中央政府成立了環境保護部，地方政府則建立了相應的環保局、環保辦公室等機構，管理包括減排在內的相關環境問題。

然而，中國政府行政主導的減排政策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分配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提高效率。中國政府主導制定的淘汰落后技術、強制企業減排的政策未必符合經濟規律，往往缺乏彈性和靈活性，難免導致低效率。由于缺乏微觀信息，中國政府推動減排政策時往往采取一刀切、劃定統一標準的方式進行減排，不顧企業的微觀效率和客觀環境，進行統一的淘汰、升級，結果部分高效率的企業也和低效率企業一樣被關停并轉。即使企業實現了技術升級，但生產過程中仍可能存在大量的浪費。

行政主導減排雖然可能實現減排目標，但這種減排方式不能把排放額度安排在最有效率的行業和企業中去。由于不同產業、企業生產和管理效率不同，即使相同的技術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排放結果，而行政主導減排往往采取一刀切和平均分配額度的模式，使得高效企業受到抑制，不利于有效分配排放額。行政主導減排不利于激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減排。在行政主導模式下，企業缺乏通過技術創新實現持續減排的激勵，生產符合行政標準后就不再追求開發應用新的減排技術。法律法規以及監管的不完善加劇了使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等問題，國家現行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能源政策效果有限。

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上，市場機制顯示了明顯的優勢，是中國下一步推進的重點。減排的市場機制通過價格等市場手段間接調控，使得排放量在成本最低的情況下降至設定目標，它避免了行政手段靈活性欠佳的不足，使得企業對政策積極響應而不是被動接受。在市場化模式下，政府不必介入減排的微觀層面，從而避免了由于微觀層面信息匱乏而可能產生的扭曲。市場化交易可對企業開發減排技術提供激勵，實現可持續減排。

從經濟發展歷史來看，市場交易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上同樣可以應用市場機制；中國經濟已經從計劃經濟模式轉化為市場經濟模式，這也為通過市場化減排提供了條件。從國際上來看，利用市場手段實施減排已是大勢所趨，各國都積極建設發展相關市場，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也為中國提供了參考的價值。

減排的市場機制：碳稅與碳交易

利用市場機制來降低碳排放的手段分為碳稅與碳交易兩種。碳稅是指為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征收的稅。碳交易是由政府決定一個全社會碳排放總量，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由各經濟活動體進行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page]碳稅與碳交易在原理和作用方式上存在區別。碳稅和碳交易都是政府行為與市場機制的混合體，但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碳稅屬于價格干預，是由政府設定一個碳排放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碳排放的數量，通過相對價格的改變來引導經濟主體的行為，達到降低排放數量的目的。

碳交易則屬于數量干預的范疇，是由政府規定碳排放的總量，再由市場來決定碳排放的價格，由價格機制來決定排放權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分配。碳稅和碳交易的理論基礎不同。碳稅是以庇古的理論為基礎，認為外部性產生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微觀主體的個體成本與社會成本不同，只要政府運用稅收手段進行干預使個體成本等于社會成本，這樣經濟活動個體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排放水平，會與社會最優水平一致。碳交易則建立在科斯理論之上的碳交易認為在權利界定清晰的前提下，私人部門的交易仍有可能達成個體最優與社會最優的統一。

與碳稅相比，當各種不確定因素存在時，碳交易的實施效果較好。當未來低碳技術發展不確定時，實施碳交易更為適宜。政府制定政策時，很難預計未來幾年內與低碳有關技術的發展，因此往往會高估碳減排的價格，這樣就造成隨著技術的進步在實踐中“過高”的碳稅會導致碳排放低于預計水平，從而對社會經濟產生過度影響。

而如果采取碳交易，碳排放量是預先設定的，僅僅是碳交易價格會低于預期水平。與碳稅相比，實施碳交易政策制定者無需掌握所有經濟活動個體的信息就可將碳排放控制在社會最優水平。要修正外部性帶來的問題，最優碳稅率是要使排放者的減排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政策制定者需要獲得每個排放者的成本信息，以及排放所導致的社會成本的信息，否則過低的稅率難以有效發揮減排的作用，而過高的稅率又會引起社會效率的損失。

碳交易所需的信息相對簡單，政策決策者不需了解每個排放者的個體成本，只需評估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并據此確定減排目標和需要發放的排放權配額即可。從確定性的角度講，碳交易控制的是排放總量，而碳稅確定的是排放價格，因此碳交易顯然更能夠保證社會最優目標的實現。實施碳稅的情況下很難精確預計經濟活動個體對于碳稅的反應，碳稅通過改變排放者成本來引導其行為的調整，但是當消費者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時，碳稅的實施將僅是將排放成本部分甚至全部轉嫁給消費者，減排效果被極度弱化。

碳交易的作用方式是通過數量限制來影響排放者的行為，總排放配額一經確定，無論受約束的排放個體是通過降低產量、采用新技術來降低排放規模，還是購入排放許可，都能確保全社會總體減排目標的實現。

碳稅與碳交易相比，無論是在實施成本還是實施的難度上都要低得多。碳稅的實施相對簡單，只相當于在已有的稅收體系中新設一個稅種，所有相關的活動都可以依托現有的體系來展開，所涉及的額外成本相對較少。碳交易的實施則相對復雜，各類企業配額的確立往往會遇到一些法律或者國家產業政策，以及各利益集團等方面的障礙。碳交易體系的建立會涉及較多領域，包括產業政策、金融、環境、科技等諸多方面，需要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碳交易需要建設全新的基礎設施，包括交易平臺、清算結算制度以及相關的市場監管體系。在相關制度和技術尚未成熟情況下實施碳交易難免會面對交易價格過度浮動的情況，不利于經濟穩定發展。

低碳經濟市場機制在中國發展的路徑預測

碳稅在當前中國最可行

在目前中國的各種制度環境以及技術水平下，短期內實施碳交易面臨諸多困難。由于中國的各種金融和法律體系的不完備，且對碳交易的先期了解有限，一旦匆忙實施碳交易，很難避免發生排放權價格過度浮動而影響經濟活動穩定發展的情況。碳交易的實施涉及到配額制度、碳交易體系、交易平臺、清算結算制度以及相關的市場監管體系的建立，而目前中國存在政策規劃不明、法律缺失等問題，作為碳交易基礎的相關法律政策體系的建設需要較長一段時間。

碳排放權已經具有鮮明的金融產品特性，碳交易中心必須有發達的金融體系，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期權期貨等，國外從事碳排放交易的投資主體都是些大的投行金融機構，而國內不但金融市場和各種金融工具不發達，金融機構對碳交易也比較陌生，在這種條件下倉促實施碳交易會帶來很多交易風險。在目前中國實施碳交易，在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問題上很難做到公正。

如果實施碳交易，存在用什么方法來確定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環境下某些經濟活動個體與各級政府及主管部門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這樣由政府或某些主管部門規劃很難做到公平、公正。而承認所有企業既得排污，對規定日期之后要求新建、改建、擴建項目所需排放權指標必須通過交易購買的方法又難免對新生企業不公平。

實施碳交易，對企業的碳排放數據的精確性要求很高，政府必須掌握企業碳的歷史排放量和碳排放未來趨勢，而在現有技術水平下政府很難準確監測企業的碳排放量。中國實施碳交易可以借鑒的國外經驗和對未來走勢的判斷都極為有限。事實上，目前世界上并沒有統一的碳排放交易所，不少國家的碳交易中心也都在摸索階段，而規范碳排放交易的《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到期后，國際規則會如何變化，國際社會也尚未找到答案。

實施碳稅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少，且其可循序漸進的特征也更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碳稅更容易在現有機構下實施，且涉及的交易成本可能較低。碳稅有助于在實行低碳的過程中逐步了解經濟個體在碳排放上的反應和實施的影響，易于調整。實施碳稅可以在起步階段實施低稅率，然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建立承受的提高逐步調整稅率，這樣為低碳技術創新和大規模應用提供相對穩定的價格信號。政府決策部門可以通過逐步調整碳稅來逐漸摸清企業和個人對于碳稅的反應，從而能夠制定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這樣的方式更為適合于中國這種經濟和社會都處于高速發展和變革的社會。其他國家碳稅的實施不但為中國提供了可參考的實例，中國燃油稅改革的實施也為碳稅積累了相關經驗。

未來中國減排機制的路徑預測

短期內，對上游產業征收較低的碳稅。中國現階段碳稅的征稅范圍和對象可確定為：在生產、經營等活動過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環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產生的，因此碳稅的征收對象實際上最終將落到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理論上講，對上游征收碳稅相對于下游具有明顯的優勢，如果政策實施于化石燃料的提取、進口、加工和分銷環節上，那么政策對碳減排的效果就幾乎可以覆蓋經濟的各個方面。

Bluestein (2005) 的研究發現只有通過控制上游的2000家企業，碳稅政策就可覆蓋美國幾乎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考慮到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為了能夠對納稅人二氧化碳減排行為形成激勵，同時規避其對低收入群體和高耗能產業的沖擊等不能過多影響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短期內應選擇低稅率、對經濟負面影響較小的碳稅，然后逐步提高。對此，有專家建議，中國初始碳稅稅率應該使煤的價格提高10%～20%。而如果在實施碳稅的同時，還采取其他措施來刺激就業和勞動力向其他部門的轉移的話，碳稅的稅率還可以進一步提高。

碳稅實施路徑

長期來看，碳交易在未來將會逐漸轉變為主要的碳定價手段。在減排上的明確效果，以及在跨國減排治理上的潛力決定了碳交易必然是中國的長期選擇。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隨著國際合作的進一步深入，以及交易機制和交易產品的進一步完善，國際碳交易將會成為全球大的商品現貨交易，使得碳交易在實現減排目標的同時，成為全球金融市場體系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和增長點。中國如果能在適當時候實施碳交易，將有助于提升中國在新興的國際碳交易市場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從而在低碳經濟時代的國家競爭中贏得一定的優勢。中國有可以出售給OECD國家的多余排放權，這樣的戰略可以產生出口收入。同時中國也可以擴大其補償計劃，逐漸進入全球碳市場，而這些舉措的實施會逐漸使交易成本下降，同時為未來實行這類交易制度建立監測和報告的能力。

用發展的眼光預測中國低碳經濟市場機制的發展路徑 。在實踐中，碳稅和碳交易這兩種碳定價制度在一定時期內，可能在中國共存。這兩種制度都需要為投資者設定一個可信的長期碳價，另外，這兩種定價手段都必須通過技術支持機制加以擴展，以防止清潔技術市場的市場失靈情況的出現。

碳稅減排機制對中國的影響

總體影響

征收碳稅對GDP的有一定負面影響，但影響總體來講很有限，最高在0.45%左右。碳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正負兩個方面：一方面，征收碳稅會降低私人投資的積極性，抑制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征收碳稅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擴大政府的整體投資規模，對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

在剛實施碳稅時，由于經濟體的結構受到沖擊，及政府投資的滯后性，即使在稅率較低的情況下，GDP仍會有一定的損失，但僅為0.4%左右。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經濟結構適應了低碳排放經濟體系，因此其后隨著稅率升高，GDP損失率不會明顯升高。如果考慮中國減少國內對能源產業的投資而增加對一些新興產業投資所帶來的效益，GDP的損失將非常有限，或為正面影響。

碳稅有助于實現目前政府希望通過稅收調整實現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刺激消費。碳稅將會給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以稅款的形式帶來一定的財政收入，這就為政府對個人收入所得稅進行調整，提高居民購買力帶來一定的空間。另外政府可以考慮在征收碳稅后，適度降低企業在所得稅上的負擔，不但能起到改變產業經營狀況、擴大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促進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降低企業所得稅，將降低的部分轉移到支付勞動者工資上來。政府可以用碳稅稅收作為支持環境保護技術發展的資金，貼補減排企業，或者作為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利益的補償。值得關注的是，改革潛在的遞減性——稅帶來的能源價格的提高可能刺激結構性通貨膨脹并影響低收入人群，因此，必須要對這些可能產生的有關社會公平的問題加以考慮。

通過制定和實施碳稅政策促進低碳技術發展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助推產業升級。目前，各國政府陸續不斷地推出能源環境方面的發展計劃和政策支持，使得低碳經濟出現了開始滲透到經濟各個領域的燎原之勢，中國適時推進碳稅，有助于低碳經濟在中國的起步。通過征收碳稅建立國家可再生能源或低碳技術發展基金，支持發展低碳技術，新興行業發展又可以在未來促進中國的能源技術進步和產業技術升級。中國整體能源利用率嚴重偏低，征收碳稅導致的成本上升將有助于低碳改革，降低能耗。由于碳稅的征收，傳統高耗能產業成本會明顯上升，這也為其產業升級提供了動力，加速“兩高一低”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征收碳稅可以降低中國在國際貿易摩擦中受損的風險。目前國際上正在討論實施針對氣候變化的邊境調節稅，實際上是對進口商品征收碳稅。一些發達國家已在討論開征碳關稅，像《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就規定，美國有權對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機電、建材、化工、鋼鐵等高碳產業占據中國出口市場一半以上的比重，假如，假如碳關稅一旦征收，對中國外貿企業勢必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恐怕會消失殆盡，多數出口中小企業將瀕臨破產。因此，即使中國不征收碳稅，中國出口產品也有可能向國外支付碳稅，而對中國征收碳稅，其他國家再征碳關稅就涉嫌雙重征稅而違反WTO協議，從而避免了中國出口商品在國外被征收碳稅。

對溫室氣體減排。國際上實施碳稅已經有較好的經驗，已實施碳稅國家的經驗表明，實施碳稅可以建立在以前實施能源稅收的基礎之上，同時可以對溫室氣體減排起到較好作用。征收碳稅對中國未來CO2排放的抑制作用明顯。這主要是由于能源價格的上升導致了對有關經濟部門的抑制作用，碳稅體系將優化工業和能源結構、提高經濟效率。

行業影響

行業特點決定了每個行業碳排放量的不同，因此碳稅的征收對行業的影響有所區別。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所統計的2007年中國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可以間接推算出各行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假設碳稅在上游征收，價格的上漲通過能源價格的提升在各個行業進行傳導，并且假設各行業的能源消費量在短期內是保持不變的。可以看出，碳稅的征收對各個行業產出、利潤都具有負影響，制造業、建筑和運輸業、采掘業等傳統高耗能產業首當其沖。受碳稅影響較大的行業減排的潛力也相對較大，中國主要耗能產品如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等，其單位產品耗能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0%以上，碳稅的征收可以加速他們的改革。[page]非傳統產業如IT業，所受影響也不容忽視。IT業的能源消耗成本極其巨大，根據IDC的分析，目前全球3500萬臺服務器每年所消耗的電費為290億美元，是每年購買服務器費用的一半。能源消耗成本已經占到了IT行業運營成本的30%到50%，從2000年到2005年間，全球網絡計算機消耗的能源翻了一倍。通過對中國制造業個子行業能源消耗量進行對比，可以發現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的能源消耗量僅次于金屬冶煉、燃料加工、化工等傳統高耗能產業。

由此可見，IT產品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相當驚人的，IT目前相關的排放已經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一。總部設在倫敦的氣候組織(Cli-mateGroup)發表的一份報告稱，在2007年，全球的電腦、打印機、手機和各種小型的IT產品共產生了8.3億噸的碳排放量，這一數字與航空業的碳排量相當。且該領域的排放勢頭還在隨著全球對計算、數據存儲和通信技術需求的增長快速上升。即使人們大力提高設備、組件等裝置和數據中心的能效，到2020年，全球IT相關碳排放也將達到15.4億噸。

低碳相關產業將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由于碳稅是針對化石燃料所征收的，成本的上升將促進替代化石燃料的新能源產業如風能、水能、太陽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的開發。此外低碳技術產業，包括脫碳、儲碳技術的清潔煤技術行業，節能技術行業等也有巨大的發展優勢。

對排污企業的影響

增加了排污企業生產成本，主要耗能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征收碳稅使排污企業的邊際外部成本轉化為企業的內部成本，從而使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成本。在同一行業中，排污企業都被征稅，因此他們的邊際成本都上升。在使用固定比例的生產技術時，從長期來看，稅收提高了每個排污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使得一些企業的生產變得沒有利潤，特別是對于一些高污染的小企業，其成本高于其他企業，生產變得沒有利潤，因而退出該行業。

長期看，排污企業的投入產出會作出相應調整。征收碳稅后，生產投入由原來的資本、勞動增加為資本、勞動和環境，在既定的成本下要使產出最大化需要使這3種要素投入邊際產出相等。短期內企業難以對投入進行調整， 但是長期來看企業會選擇提高資本或勞動力的使用來替代環境要素直至達到每種生產要素投入經過單位成本調整后的邊際產出相等。

有利于排污企業生產技術的優化，逐步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繳納碳稅使成本增加，這就會促使企業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技術，盡可能地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從而使成本降低。短期來看，單個廠商采用先進生產技術使其成本低于行業平均成本，從而獲得利潤；長期來看，同一行業內的其他企業也會效仿，采用相同措施，改進生產技術，降低單位產品排污量，從而整體上對環境的排污量將會下降。對于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小企業，其技術力量和資金不足以使其降低單位產品的排放量，從而造成其邊際外部成本會高于行業平均成本，利潤逐漸減少直至退出該行業。

低碳經濟布局下跨國企業的應對之策

推行低碳經濟，特別是碳稅對跨國公司帶來的挑戰。從外商投資的格局來看，由于中國對碳排放和環境保護方面同發達國家比較相對滯后，某些跨國公司為躲避國內的碳稅，有意識地將高排放的粗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中國。被鎖定在低端的中國產業格局形成所謂的“世界工廠”，其產品用于滿足美歐發達國家的需要，美歐發達國家一方面將高價值環節拿走，一方面又將高排放高能耗的環節棄留在中國。但隨著中國低碳經濟戰略的實施，特別是碳稅的征收，這種格局今后必然難以持續，部分跨國公司已經開始轉變在中國的經營理念，以適應國內政策的需要。“低碳”或催生產業洗牌，將促使捷足先登的企業能順應趨勢，從而抓到商機，而固守的企業將逐漸被淘汰。

由于低碳經濟而促使的中國產業轉型和升級也給跨國公司帶來諸多機遇。中國低碳戰略的實施給擁有新能源及節能減排相關技術的跨國企業提供了契機。中國企業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技術上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對節能技術和產品的需求將會增多，加之政府對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的支持，有利于跨國公司利用先進技術建立良好的政府關系，為在中國的經營提供便利。

由于對于能源的需求高漲，中國政府也積極支持外資參與到能源相關的產業，利用資本實力和先進的技術增加能源供應。2007年12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鼓勵外商投資能源及相關的采掘、生產、供應及運輸領域，鼓勵投資設備制造產業，鼓勵外商投資中西部地區能源產業。中國政府還加大了對替代能源的重視程度，積極促進企業投資進行替代能源的研發和生產。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電力消費國，但是只有8%的用電來自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開發，以使能源結構更為平衡。對節能要求的提高可能會降低政府對于產業的限制，一些以往擔心外資份額過高的行業，如今面臨新的機遇。

低碳經濟下中國消費者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這為跨國公司帶來了新的商機。針對能源緊缺帶來的能源類價格如石油高漲，中國消費者也開始在消費選擇上削減成本。2008年7月，《華西都市報》進行高油價下汽車消費調查，新能源汽車以往因較高的價格而令消費者望車興嘆，而如今近四成消費者表示“可能會考慮購買新能源車”，其中一成消費者表示“肯定會”。

在家電行業，據調查，目前消費者對家電產品最關心的特征是“節能和環保”，節能環保型產品已經成為現代消費者的追求。據調查，在未來3年有冰箱購買意向的消費者中，92.3%的人表示將購買節能冰箱 。

針對消費者對節能產品需求的增加，企業已經開始把節能作為重要的營銷亮點。節能省錢逐漸成為市場上的一張潮流牌，不少電器打著節能環保的口號吸引消費者，節能產品小至節能電燈，大至空調、冰箱等家電產品。2005年，中國一、二級能效產品占比不超過6%，市場上超過70%的產品都是五級的產品；到了2008年上半年，在能效標識管理中心備案的產品中，五級能效產品備案比重已經降到了49%，一、二級能效產品的比重從2005年不足6%，提高到了23%。

企業更加重視節能產品。眾多知名的家電品牌，開始紛紛涉足節能領域，將節能作為家電產品研發技術的研究重點和產品的賣點，節能變頻空調、節能環保冰箱、快洗節能洗衣機等低能耗家電產品迅速占領消費市場。以電冰箱為例，其耗電量通常占家庭耗電總量的30%，但隨著傳統制冷壓縮機讓位于新型直線壓縮機，不僅能將耗電量減少40%，還能有效降低噪聲。

在營銷過程中結合節能的知識營銷也是一項很有用的方法，節能不僅僅在技術上需要提高，還要幫助消費者學會正確的使用方法。產業布局方面，需要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善性，盡可能降低運輸成本。節能產品價格過高是促進消費的最大阻力，企業應通過多種手段，使節能產品的價格降低到消費者能夠承受的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