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輕工第一國企汾酒集團身上，正在上演一出“民進”大戲。

1993年就在滬市掛牌的的中國白酒第一股“山西汾酒”，上市10余年，不過募集資金數億元。而此次，30余個煤老板，將攜手為山西汾酒集團注資50億元。

陡獲巨資的汾酒集團，正在籌劃“藍圖”——將汾酒的年產量增至15萬噸，是現在產能的3倍。

這一消息，將全國的白酒市場攪起陣陣波瀾。

“酒缸荒”驚現

呂梁市中陽縣的“下崗”煤老板白衛國，近日成了三晉名人。他每天都接到多家媒體的采訪電話，言必稱“白董事長”，這讓性格沉默的他很不適應。

54歲的白衛國，剛剛牽頭組建了“中汾酒業投資有限公司”，準備投資50億元，在著名的汾陽市杏花村，打造一個5平方公里的“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

白衛國的身后，是30多個當地煤焦領域的私企老板。這些“煤老板”們曾經擁有的煤礦，大都在資源整合中被關閉。

“煤老板們出銀子，汾酒集團出品牌技術、托管經營，50億元再造三個汾酒集團。”山西汾陽一位當地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這個釀酒項目“就是汾酒集團的原漿基地”。

汾陽市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汾陽市實現財政總收入16.89億元，同比下降16.28%；下降主因是因為煤焦產業大面積的停產整頓；而去年白酒業卻整體良好，有力支撐了汾陽的財稅。

新項目的年銷售收入預計約100億元，利稅30億元；2009年，汾陽市的一般預算收入不過4.5億元，“絕對是汾陽市的翻身工程。”

汾陽市新聞辦爾學禮主任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在經濟效應之外，這個項目還將安排3萬人就業，帶動10萬高粱種植戶致富。

該項目亦被列為呂梁市產業轉型的“一哥”工程；今年6月10日，剛剛履新的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來到杏花村，當場責成山西省發改委把該項目列為“全省重點”。

袁純清強調，這是“山西保護品牌、做大做強汾酒產品的大事”。

目前，該項目的各種審批手續已“基本落定”，只待良辰吉日剪彩動工。

項目的2億元啟動資金，已經進入采購市場。因用傳統工藝釀酒，僅儲酒用的陶制大缸，就需要22萬口。

這種昔日用于農村儲糧儲水的大缸，受物美價廉的塑料制品擠壓，門庭冷落已多年，卻突然迎來賣方市場。在山西的洪洞、壺關等產地，積壓的大缸被搶購一空，全山西的土產日雜店全部出現“缸荒”，不得不從外省緊急調運。

“黑翻白”

《財經國家周刊》在呂梁采訪時了解到，50億元投資汾酒的大手筆，是當地政府引導投資的結果。

爾學禮介紹說，多年來汾陽市的主導產業就是“一黑一白”，黑是指煤焦，白就是白酒。

但是，白酒的“龍頭老大”汾酒集團是省直屬企業，圍繞在其附近的幾十個地方小酒廠、小作坊則是各自為戰，除了一個本地的“汾陽王”品牌在國內還算有名外，其它的都是蝦兵蟹將。

如何把轄區內“多小散亂”的白酒業整合做大，一直是汾陽地方政府的心病。

汾陽的現狀，亦是呂梁13縣(市區)乃至整個山西的縮影：煤焦鐵等資源性產業，在經濟構成中平均占到七成以上；所謂“非資源產業”，除了汾酒，還真拿不出幾項叫得響的。

呂梁已經成型的煤焦鐵“路徑依賴”，使得當地輕工、高科、三產發展緩慢。

2008年4月，汾陽市杏花村被有關部門授予“中華名酒第一村”稱號；山西省政府借機做出“以汾酒集團為龍頭，推進對周邊和省內白酒資源的有效整合”的決策，并提出在汾陽杏花村建設“酒業集中發展區”。

這一設想，被寫入了該省的《食品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但隨后的招商引資，卻進展緩慢。

2009年，山西迎來史上最猛烈的一輪煤炭資源整合，相當一部分民營資本退出煤炭行業。在這之后，“阻擊數千億的退出資金外流”，成為山西各級政府的新難題。

2009年9月，呂梁市紀檢委成立調研組，對“貧富分化引起的村礦矛盾”進行專題調研。以紀委書記張效彪為首的一干人發現，呂梁的基尼系數早在2007年就超過了0.5；而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0.4——在調節礦區的貧富分化上，傳統稅制顯然收效甚微。

于是，一場宏大的“勸富濟貧”活動在呂梁開始推行。

這場活動，被政府概括為“一企一事一業”，大意是呂梁市政府“提倡資源型企業按稅前利潤的15%(后因稅制調整降為12%)或噸煤利潤捐出30元，投入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一事)，或者創辦一個有利于帶動農民增收的非煤產業(一業)”。

主抓此事的機構，是紀檢委麾下的“農廉辦”。

張效彪對《財經國家周刊》說，少數煤老板致富后，到外地花天酒地，澳門賭博就花掉數億；而他的鄉親們卻不得不忍受貧窮和千瘡百孔的土地。“這種挖先人墳、吃子孫飯、發財后一走了之的行為，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張效彪認為，煤老板群體被媒體徹底妖魔化了，“其實他們都有回報家鄉的愿望，只是普遍不知如何做而已——這需要政府引導。”

《財經國家周刊》采訪了幾位呂梁煤老板。中陽縣最大的煤老板、全國人大代表袁玉珠，早在數年前就建議“對煤炭征收暴利稅”；柳林縣最大的煤老板刑利斌則說，他“平時花在鄉親們身上的錢，早就超過了每噸30元”。

因為“為富有仁”，刑利斌和馬力農都被鄉親選為村委會主任，“連辭職都不準”——這在呂梁礦區非常普遍。農民們的想法異常樸實：你都窮得叮當響，如何帶領大家致富？

而煤老板普遍擔任村干部，恰恰和“農廉辦”形成“對接”——該機構主要職能，正是查處農村干部的違規違紀。

呂梁市“農廉辦”主任賈征榮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從去年9月發動至今，呂梁的多名民營企業家已經籌集了近360億元，是呂梁2009年財政總收入的兩倍。“其中63億元用于一事，近300億元用于一業”。

這項工作的兩名積極推動者，被稱為“二張”：除了張效彪，還有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張中生，兩人經常聯袂出現在各個“勸富濟貧”會場。張效彪勸導煤老板轉產、辦公益；張中生則積極為煤老板找轉產項目。

白衛國等人投資50億元進行釀酒，正是其中的“一業”。

據介紹，今年3月，張中生帶領幾名中陽煤老板到茅臺、五糧液等名酒總部考察，隨后這些老板都對投資“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有了信心；最后，總共30多名中陽、汾陽的煤焦老板開始共同參與此事。

汾酒“危”與“機”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50億元煤改退出資金突入汾酒集團，對汾酒又意味著什么？

汾酒集團負責對接此事的一負責人說，汾酒非常希望借此東風，快速提高產業集中度。

這一工程的背后，是汾酒集團迫切的趕超欲望：2009年，五糧液集團產量9萬噸，銷售收入350億元；茅臺集團產量2.3萬噸，銷售收入122億元；瀘州老窖集團產量15萬噸，銷售收入120億元；

而在“中國八大名酒”占有兩席(汾酒、竹葉青)的汾酒集團，2009年產量5萬噸，銷售收入僅37億元，早已跌入“二線品牌”。

“汾酒這幾年發展緩慢，主要原因是投資不足。”呂梁市副市長張中生認為，汾酒集團每年投資平均不足1億元，而五糧液每年能投入50億元左右。

回望上世紀80年代，汾酒集團卻完全沒有此時的尷尬：1987年，當時還叫“汾酒廠”的汾酒集團利稅為8830萬元，而五糧液和茅臺不過2208和1391萬元。

作為全國清香型白酒的代表，汾酒從1988年起連續6年在業界稱雄，是貨真價實的“汾老大”。

1993年，汾酒集團麾下的“杏花村汾酒廠股份公司”在滬市掛牌(600809.SH，下稱山西汾酒)，成為全國“白酒第一股”。但是，汾酒卻從此開走下坡路。

是年，全國原材料漲價，五糧液、茅臺大漲價，將自己定位為高端白酒；而汾酒卻主動降價，宣稱要做大眾白酒、“老百姓的名酒”。這一失誤，將高檔白酒市場拱手相讓。

酒是高稅高利的產品，1993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愈來愈重視白酒行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汾酒薄利多銷的定位，給其自身帶來了發展瓶頸。

1994年，“汾老大”退居“亞軍”；1995年，墜落至全國第十。

1998年，山西文水縣一農民購入數噸甲醇，勾兌成“散白酒”后，在山西朔州出售，春節期間毒死多人。此事轟動全國，為地方保護主義所利用，重創汾酒，從此“汾老大”開始蝸居老家，幾乎成為山西的地方品牌。

事后有人指出，汾酒集團在“毒液事件”中應對不力，公關乏術，終致汾酒潰敗。

2001年后，山西吹響“調產”號角，“汾酒復興”亦被山西省政府重視；汾酒集團開始在央視等媒體大打廣告，銷售重現生機。

為節約開拓資金，汾酒集團試行了“工商聯營”：即汾酒集團授權經銷商開發子品牌、設計酒瓶包裝并做廣告；而汾酒只為其灌裝調好的白酒。

很快，汾酒麾下的各種子品牌冒出200多種，經銷商串貨嚴重，自己人開始相互壓價廝殺；外省消費者則無所適從，不知哪種汾酒是“地道貨”。

在2008年上半年，這種“工商聯營”模式被汾酒集團緊急叫停。

隨后，汾酒調整了產品線和營銷策略，不斷提價，重點推介高端的“青花瓷”和“老白汾”，而低端產品則全部集中在“杏花村”品牌上。

2009年全國白酒產量近707萬噸，增速為24%；全國市場一片紅火，但2000億元的市場卻由2萬家白酒企業分享，競爭慘烈。

白酒界的共識是：在未來5~10年，中國白酒業必將發生大規模兼并，多數產能會集中在幾個品牌之下。要在大兼并中不被吃掉，必須加大投入、營銷為上、提升品質、擴大產量。

在去年12月，汾酒集團成立了項目籌備組，準備建設兩萬噸的竹葉青生產基地。

“汾酒這么大品牌，一年才三十多個億，根本不行”。2009年12月8日的“汾酒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山西省國資委主任張崇慧說。

重啟“全國化”

在山西官員看來，汾酒想重回“汾老大”寶座，沒有外力相助，幾是奢望。

巨額煤改退出資金轉投酒業，給了汾酒集團一個機會。“這是個大好事，但品牌共享的具體合作方式還在磋商中。”前述的汾酒集團負責人稱。

汾陽市新聞辦明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這一項目的生產和銷售全部由汾酒集團托管，“煤老板們只是分紅，這樣可確保汾酒的品質。”

“50億投資，能讓汾酒集團產量擴大3倍”，“汾酒可以騰出更多的資金去做好營銷”，呂梁市官員普遍認為這場合作會“雙贏”。

也有業內人士對此提出不同看法，“這么多汾酒賣給誰？能賣得動嗎？”

汾酒集團宣傳部長柳靜安和山西汾酒董秘劉衛華對此事沒有發表意見。“還沒有考慮到以后的事。”劉衛華對《財經國家周刊》說。

汾酒內部人士透露，汾酒集團是老牌國企，“體制與現代商業競爭格格不入”，“這才是汾酒最大的問題——體制問題解決了，多少汾酒也能賣出去”。

汾酒集團董事長李秋喜始終未接聽本刊記者的電話。李秋喜前一段公開表示，汾酒已定下了“百年金獎、百億汾酒”的中期發展目標，即到2015年“汾酒榮獲巴拿馬金獎100周年”之際，實現銷售收入100億元。

從30億元到100億元，對已把省內市場精耕到極點的汾酒而言，只能重啟“全國化”。攻打省外市場，必會遭遇外省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品牌“阻擊戰”。

面對注資50億元的天賜良機，汾酒能否趁勢而上、跨越發展，還未可知。

對煤老板而言，并不擔心。投資此項目的汾陽煤焦老板石定基等人均說：“白酒成本低，不怕積壓——10年陳釀變成30年陳釀，只會更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