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需求和節能減排的壓力下，停滯已久的水電項目審批或將在今后五年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停滯多時的水電審批終于松動。

近日，國家能源局規劃發展司一位負責人向《財經國家周刊》透露，《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即將上報國務院，其中水電被列為首位，《規劃》顯示，到2020年水電的總裝機將達到3.8億千瓦。

“要實現2020年水電總裝機容量3.8億千瓦的目標，未來五年水電新開工量至少需1億千瓦。”8月23日，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總經理汪建平說。而“十一五”期間，全國水電實際開工量只有2000多萬千瓦。 

這意味著水電投資即將迎來轉折的時刻。

在中國《可再生能源中長期規劃》中，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達到15%，而水電將占據非化石能源目標的9%~10%，據此推算，水電要從2008年的1.7億千瓦猛增到3.3億~3.8億千瓦。按照這一增量，預計到2020年，我國投入運行的70萬千瓦及以上額定容量的水電機組總計將超過100臺。

和發展規劃調整同步的是，一些命運多舛的水電站也先后獲得了準生證。7月18日，已開工建設7年的華睿集團(后更名為“漢能控股集團”)金沙江金安橋水電站獲批；而《財經國家周刊》近日從環保部獲悉，去年曾被叫停的華能龍開口水電站和華電魯地拉水電站環評報告已獲通過，目前正積極運作以期通過國家發改委的核準。

這是國家對常規水電站建設一系列核準緊收政策后的首次松動。

這個轉折頗具意味。2008~2009年，全國僅核準開工水電項目累計1000多萬千瓦，其中沒有一個大型水電項目，但在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中長期規劃》的壓力下，“十二五”期間的水電開發無疑要加快步伐。

艱難轉向

“2020年3.8億水電裝機目標是減排承諾倒推出來的，是一個硬指標。因為如果此裝機規模無法實現，國家承諾的15%非化石能源占比的目標也將面臨完不成的壓力。”國家能源局一位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而這一壓力也成為水電松綁的政策動因。

2009年4月26日，中國政府首次對外宣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減排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左右；今年年初國家能源局再次聲明，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15%左右的目標，常規水電裝機應確保達到3.3億~3.5億千瓦。

在中國的電力能源結構中，火電和水電當仁不讓地成為核心力量。無論從發電量來看，還是從電力裝機容量來對比，“火水”二者相加占到總量近98%，處于絕對核心地位。而占到極少比例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風能發電等新能源發電，在短期內無法改變電力格局的現實，則從一個側面傳達著電力保發展非火電、即水電的剛性聲音。 

對水電建設而言，移民和生態問題已經成為橫亙在水電建設領域的兩座大山，環保部更是因為環評問題叫停華能、華電等電力央企的水電在建項目。

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司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規劃中列舉的重點開工水電項目僅有1/3獲批。

四川省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隊總工程師范曉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一般來說，一個水電項目從評估到獲批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整個評估過程必須嚴格，這是水電站建設中必須通過的考核。其中包括水生生物評估、環境影響評價、可行性報告、災害風險評估等諸多專題。

對于發電企業來說，這一系列的評價都需要相對漫長的時間，并且直接影響水電站的工程進度，現實的例子是，金沙江水電站一個庫區的魚類影響實驗就進行了4年多，最終得到的結論是水電站建設不會對該流域的魚類造成重大影響；而環境影響評價(簡稱環評)同樣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和跟進。通常情況下，環評工作需要在整個工程進度中不斷跟進全程監控，在大壩建成后的運行階段，環評仍然需要保持跟進。在環評過程中，企業往往為了達到環評要求而大筆投入資金，無疑加大了建站成本。 

除了環境成本外，移民安置是水電開發的又一大支出項目。范曉說，水庫移民問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現在都沒能完全徹底的解決，遺留問題頗多。由于水電站大多建在河谷山區內，而這些河谷地區又是比較貧瘠的地區，移民外遷后喪失了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勞動力轉移困難，這導致了移民很難重新構筑生活等社會問題。

作為水電站建設主體，移民問題成了這些企業必須面對的又一大成本。移民的固定賠償收入和用以構建就業體系的產業基金，都是由電站業主方提供，這意味著這些支出都會進入水電建設最終的成本。既便如此，在加大賠償的前提下，移民問題仍然敏感而頗具爭議。

成本的加高導致的直接原因便是水電建設的滯后，加之近些年來國家在水電建設上收緊的政策，水電和火電建設嚴重失衡。

但隨著《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的出臺，停滯多年的水電建設審批終于迎來破冰的信號。

建設沖動

新一輪的“跑馬圈水”正在各大電力巨頭間形成共識。除了政策信號外，吸引各大電力集團角逐水電市場的根本動因在于水電低廉的成本和豐厚的利潤。

據了解，雖然目前水電建設的固定成本比火電高約40%，但隨著國家對環保要求的不斷提高，火電將首先失去政策優勢，接踵而至的則是生存空間的不斷縮小。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表示，照大的形勢發展下去，火電用于脫硫、脫硝、除塵等方面的資金支出將越來越高，可能占到發電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水電、火電的造價將逐漸接近。

另一方面，對于電力集團而言，國家未來考核其可再生能源的指標將是發電量，而非裝機容量，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相比，水電的利用小時數較高，成為各電力集團調結構的首選。 

電力巨頭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對中國水電框架的劃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夏冰告訴記者，按照中國江河水流分布來看，黃河上游北干流、金沙江、瀾滄江上中游、大渡河、珠江水系干流等這些主要水域的資源開發，電力央企幾乎都已介入，即便現在沒有開工，項目規劃也早已出來了。

局部的中小水電資源也成為搶手貨。2009年，中央4萬億刺激經濟的方案剛一出臺，電力巨頭們就紛紛洽購各地的中小水電，在四川阿壩，一個5萬千瓦的小水電竟然引來多家央企競購，而在此前，各大電力集團新建水電站的發電裝機容量至少要在10萬千瓦以上。

不僅如此，電力巨頭也一改往日只收購現成水電站的作風，對一些擁有開發權但尚未開發或者正在開發的中小水電也瘋狂搶購。

“水資源是有限的，你不搶購，別人就會占有。”中電投新能源部門的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中電投的水電產業主要集中于黃河中上游，但在五大發電集團中，中電投的水電份額最少，公司高層一直積極尋求水電投資和擴張。 

2010年4月，中電投已經獲得山西方面的批復，準許其在黃河干流山西境內部分開展水電開發，而按照中電投方面的規劃，禹門口、古賢、磧口水電開發已列入開發序列。

7月中旬，國電集團公司在召開《加快水電開發工作座談會》時宣布，2010年集團水電裝機將達到1000萬千瓦，2015年水電裝機2000萬千瓦，2020年水電裝機3000萬千瓦。

7月22日，華電集團也與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加快水電的發展。

按照青海省發改委向國家發改委的申報，“十二五”期間，青海境內將新建水電站34座，總裝機容量1420萬千瓦，其中黃河干流14座，裝機容量765.5萬千瓦，長江通天河段11座，裝機容量405萬千瓦，長江金沙江段3座，裝機84萬千瓦，瀾滄江6座165萬千瓦。

因長江、黃河和瀾滄江在青海境內海拔大都在3500米以上，此前上述水電站并不被電力巨頭垂青，但從青海省發改委傳來的消息顯示，雖然上述項目尚未獲得國家發改委批準，但已經有多家央企在青海境內展開前期勘探工作。

設備制造商也在加速備戰。不久前，中國目前最大的民營專業水電設備制造商浙富股份斥巨資引進近百套數控加工設備，旨在大幅提高生產能力，以備戰即將到來水電建設高潮。

廣發證券研究員謝軍分析指出，浙富股份2010年上半年訂單已經超過2009年全年。

困境猶存

在中國水電停滯與發展交替進行的同時，自上世紀50年代中國啟動水電建設以來便存在的兩種聲音的交鋒就從未停止。反對者與支持者各執己見，試圖通過自己的觀點來影響中國水電的發展方向。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研究所所長劉樹坤對《財經國家周刊》說，水電建設領域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是生態環境的問題。因為水電建設從根本上對河流水源有巨大的改變，這種影響不會立刻呈現，而是體現在若干年之后，“那個時候再尋求改變就為時已晚了。”

按照我國水電目前普遍采用的梯級建設模式，水電站需要在水勢落差較大的地方建設，在低處建壩囤水后依靠水自然下泄的物理作用力來產生電能。這就意味著，水電站一般只能建在相對較高的地方。 

“按照目前的梯級開發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級接一級的整體開發，這幾乎就是瘋狂之舉。”范曉認為中國水電在局部流域已經過度開發。

在范曉看來，目前的水電開發更像是上世紀50至90年代追求經濟發展導致森林遭到大面積砍伐的翻版。他認為，長江生物基因庫已經開始出現嚴重缺陷，生物多樣性正在破損。

曾多次深入我國西南水電腹地調研的劉樹坤粗略計算，按照梯級開發，結合高壩和低壩方案相比較得出的水能資源蘊藏量，我國已開發的水能資源量大致為總量的20%~30%。

“這看上去很少，似乎我國水能資源還沒有被大量開發。但問題卻是幾乎所有已經開發和正在開發的水電項目都集中在了較容易開發的區域，如大渡河、金沙江等。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如果河流水資源開發量超過40%，將會對河流生態系統產生不可挽回的影響。我們已經臨近這個數值。”劉樹坤說。

進入2008年之后，中國水電進入了停滯期，大中型水電項目的審批無一順產。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水電項目多數存在先建設后審批的現象，對于一些不大的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在省里、甚至地方都可以進行，所謂的前期準備事實上已經全面開始。 

而隨著水電開發一系列問題被媒體曝光后，國家對水電發展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大型水電項目核準權也從地方回歸到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

剛剛獲得“準生證”的金安橋水電站即受累于此。這座命運多舛的水電項目早在2003年2月就通過了預可研報告，隨后兩年間，金安橋水電站完成了環保、水土、移民安置、地質災害評估、可行性研究報告等一系列文件報批。

但在隨后的一段時間里，國家發改委基本停批了所有大型水電工程，金安橋水電站也一直沒有獲得正式核準，直至今年7月。

一位國有發電集團工作人員對記者說，水電站建設壓力越來越大，國家在水電方面有很大需求，但卻動作緩慢。

在監管和發展之間，中國水電的步伐依然躊躇。

“我們應該發展第三種監督的力量來參與水電建設，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監督力量應該獨立于企業和政府之外，它只對項目負責，只對正確的、合理的項目評估、可行性報告等專題負責，并給出具有說服力的結果。”劉樹坤對記者指出：“這樣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和企業在面對同樣利益的時候成為利益共同體而做出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