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華集團工程師、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獲得者管海晏，今年已經75歲，一直以來，他都在研究中國地下煤火，并且出版了幾部專著，是業界公認的權威。

“這是個值得關注的話題啊，以前關注的太少。現在你們來報道，我很開心。”一見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管海晏便這么說。

千年災害

管海晏告訴記者，在中國北方，厚煤層多，氣候干燥，北緯36度以北帕米爾高原到大興安嶺西坡的范圍內煤田，都有自燃地火在燒。

“1994年那會兒，正在燒的就有56處火區，十幾平方公里。”管海晏說，大部分燃燒的煤層，屬于侏羅紀時代煤層，這個時代煤層特點是煤變質程度低，屬于煙煤的初期，揮發粉可燃物質多，自燃的燃點也低，所以容易燃燒成大面積的地火。

民政部和教育部聯合設立的減災與應急管理研究所，就設立在北京師范大學資源學院辦公大樓的6層，武建軍副教授在過去的近10年里，一直從事地下煤火的研究。

“使得地下煤火難以控制的原因，除了自然原因，比如北方的氣候干燥少雨等，以及地下煤火自身的燃燒規律之外，人為的因素更不能忽視。”武建軍不斷強調說。他告訴記者，最大的危害就是無序管理的小煤礦開掘。

最早記載的新疆地火，是《水經注》中，距今已有1700多年。而在宋朝那會兒，就有很多私開私挖的小煤窯，彼時政府基本不管，當地人四處開挖，往往在一處掘煤數月，突然巷道自燃，便不再過問，丟棄了再去別處開挖，如同游牧一般。而那些被遺棄的煤礦巷道，就成了絕好的通風管道，導致大量的煤火蔓延。

近年來，小煤窯的管理相對有所加強，但很多時候，小煤窯無論是技術還是意識都達不到國有大礦的標準，即便主動防范，仍然免不了出現煤火難以控制的局面。

管海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小煤窯的問題之外，在一些大礦的采空區，也會出現自燃，而燃燒后形成的煙霧，主要含有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在1米5左右的低空范圍，這些粉塵和有害物質會影響人們的呼吸道系統，因為這個高度正是人呼吸的空氣層范圍。而再往上，到了中空，對流層，二氧化硫的危害就會顯現，形成酸雨，危害很大。再往上到了高空，二氧化碳會影響大氣層的健康。

管海晏認為，中國煤田自燃歷史悠久，按其發火時間可分為史前火、唐清火和現代火。其中史前火發生在地質歷史時期，現在早已熄滅，唐清火則發生于古代和近代。到了現代，隨著中國煤炭工業的迅猛發展，煤火這一自然災害也隨之迅速發展，老火區逐年擴大，新火點不斷產生。中國煤田火區每年向大氣層排放各種有害氣體約為105.69萬噸，占有害氣體排放總量的10%，導致區域環境質量惡化，加劇全球溫室效應。

北京師范大學資源學院教授李京，同時也是國家減災中心總工程師，長期研究地下煤火。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期煤炭價格很低，很多煤礦維持生計都難，再加上有些電廠拖著貨款不給，使得那些煤礦沒有足夠的錢去控制礦井里的地火，這也是一個歷史原因。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地下煤火的著火點在增多，火區面積在增大，投入還稍顯不夠。

早在1994年，國務院將中國北方煤田火區及其造成的環境問題列入了“中國21世紀議程”。

在全世界范圍，中國、美國、印度等地都有煤火。近日，美國媒體將中國的地火列為“世界5大持續性災難”之一。

而據美國《時代》雜志2010年7月25日報道，除了南極洲外，每個大洲下面都有數千處地下煤火在燃燒。

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36處地下煤火中，包括了最聲名狼藉的地下煤火——這處已經燃燒了48年的地火釋放出有毒氣體，令森特勒利亞鎮居民患病，聯邦政府被迫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采取強制措施遷移當地居民，如今那里已經變成了“鬼鎮”。

美國東喬治亞大學的煤田地質學家格侖·斯特拉切爾(Glenn Stracher)教授認為，將中國的地下煤火稱為“全球性災難”毫不夸張：中國每年地下煤火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于美國全年機動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總和，占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強，是引起全球氣候變暖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合力撲火

武建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國內的滅火技術尚無重大突破。8年來，他的研究對象并非滅火技術本身，而是摸清地下煤火的規律，為滅火提供指導。今年5月，他剛剛去德國柏林參加了國際煤火研討大會，各國專家交流得出一個結論：目前的煤火研究，中國和德國之間的研究合作已經處于世界較為領先的水平。

中德之間的合作，是兩國政府的合作，而具體參與者，都是業界的領軍人物，其中也有中國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遙感處處長李加洪。

李加洪和武建軍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煤火控制比較好的地方，是中國的新疆。早在上世紀80年代，全國有58處火區，新疆就有38處，這還是不完全統計。而當時，神華集團統計了烏海境內的火區，就有18個。

內蒙古烏海地區的地下煤火，有著自己的特點：火區連著火區。不過，這些火區一般是獨立燃燒的系統，因為彼此相鄰很近，會有熱傳遞效應，更容易加劇火勢的蔓延，也更容易導致地面的裂縫，從而使得更多的氧氣從裂縫中進入燃燒的煤層，助燃。如此反復，惡性循環。

火區每年都在控制，每年有增有減，不斷變化。因此，具體的統計非常困難，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確定這些數據，又是滅火的基本前提。

在內蒙古、新疆、寧夏這些多煤的北方省區，有很多類似神華集團這樣的國有大礦，他們在往地下開挖時，無論是事中還是事后，都是努力去做好防火滅火措施，這幾乎是煤礦安全生產的一項必須完成的項目。一些不再挖掘的巷道，會立即封閉起來，斷絕氧氣進入。

山西的地下也有地煤火，但相對不那么引起關注。南方也有多煤的地區，但因為氣候濕潤，地火就相對少了很多。類似的還有東北地區，也是因為氣溫和濕度的原因，避免了很多地火的產生。當然，管理較好也是原因之一。

2000年開始，中國和德國開始合作，尋找控制和撲滅地火的方法。此前，中國已經和荷蘭做了長期的合作研究。武建軍正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參與中德之間這場曠日持久的合作。

武建軍說，很多地方的煤火，藏在很深的地方，地表又是荒無人煙的戈壁，只能借助遙感技術。要想精確勘測地下火勢和地質構造，則需要地磁技術等復雜手段，這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2003年到2006年，中德之間的合作第一期正式簽訂。武建軍說，國際上關于煤火的研究，都有強烈的渴望，但又都是小心翼翼，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煤炭資源的分布等機密。另外，地火燃燒產生的碳排放數據，也因為環保領域的各方勢力的牽制，顯得很敏感和保守。但這兩年，這個局面在改變，各方都變得更加務實，達成的共識是：滅火是第一位。

最初確定的研究范圍有三個，分別是內蒙古的古拉本地區，寧夏的汝騏溝地區，以及內蒙古的烏海地區。

武建軍坦言，原來中國的礦產歸屬不明確，有些屬于地方，有些屬于國家直管的國有礦業公司。“地面上的礦區是有行政區劃的，但地下的大火，一旦燃燒蔓延起來，可不會管這些行政區劃。這樣的局面并不利于滅火的控制，彼此之間的協調考驗各方主事者。特別是資金的籌集，有些地方未必承擔得起。”

但在國家的重視下，這個局面近年來得到好轉。烏達地區3個火區有望今年撲滅，正是國家牽頭、各方合力完成。

武建軍說，早在50年代，周恩來總理就很重視地下煤火的燃燒問題。在他的倡導下，1958年成立了新疆煤田滅火工程處，國家也持續投入，開展火區普查。到1999年，規劃了8個重點火區，27個一般火區。當時的計劃是到2020年前全部撲滅地下煤火，后來又做了微調，改為2015年。

武建軍提供的最新的數據顯示，經過十多年的勘測研究，學者指出中國煤層自燃主要分布于北緯35°～45°之間的北方地區。現已查明的煤田火區共56個，分別分布于新疆、甘肅、青海、寧夏、陜西、山西、內蒙古等7個省、自治區，燃燒面積共達720平方公里，其中新疆地區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煤田自燃災害最嚴重的地區。

截至2008年，全國已有3個重點火區和11個一般火區被撲滅。

“但煤火也有可能產生新的火區，也有一些會復燃，很討厭。”武建軍說。

去年11月1日，燃燒了百余年的新疆硫磺溝煤田火災宣告撲滅，此舉每年可為國家減少176萬噸煤炭資源的損失。但目前，中國仍有50多處煤田火區晝夜燃燒，每年大概吞噬3000萬噸煤炭資源，破壞煤炭資源2億噸；每年經濟損失約40億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100萬噸有毒氣體。

北京師范大學減災與應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邊煤層在燒，附近的煤層即便沒有直接燃燒，也會受到影響，品質發生變化，無法開采使用。而大火也會使得附近地質構造變形，不利于地質開采。這樣一來，受損的資源就超過燃燒本身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