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共道未來”2010年會議在京召開。“共道未來”會議是一系列旨在解決國際關鍵問題的全球峰會，今年是第二次召開。來自20多個國家的400余名頂尖科學家、商界領袖、決策者和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聚集一堂，共同商討解決目前能源需求以及未來能源問題的新途徑。本次會議由中國科學院、德國馬普學會及西門子公司共同主辦。

黑色能源的綠色希望

針對今年8月震驚海內外的京藏高速堵車事件，曾有媒體指出，高速公路上幾乎有一半的車都是運煤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對煤炭能源的依賴。再加上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帶來的種種環境問題，使得許多人“談煤色變”。

那么，中國的煤炭產業究竟還有沒有前途？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家洋對《科學時報》記者說：“煤炭絕對是有希望的。石油、煤炭、天然氣就這樣被燒掉了，其實是非常可惜的。石油、煤炭都是非常好的工業原料。我相信在未來，這些能源都能夠被更好地使用。尤其是煤，煤基的化學化工產品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

“清潔煤的能源技術也在日益完善。比如可以把煤轉變成清潔性很高的甲醇、乙醇、丁醇等其他的能源形式。”李家洋介紹說，“現在，中科院已經有一套成熟的煤做工業化工原料的清潔煤技術體系，并已投入到生產當中。比如在河南就已建成年產300萬噸的煤化工生產基地。”

同時，李家洋也認為，對我國煤產區進行規劃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我國能源的消耗區和產出區效能不配套，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種新的方法。

“比如，這些地區究竟應該是運煤，還是輸電？如果是輸電，就可以采取坑口發電的方式，然后將煤渣回填等等，對環境會比較好。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短時期的巨大投資，比如建輸電線、大型發電廠之類。我認為還是有必要作出這樣的調整，以解決這些問題，否則中國就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李家洋說。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在大會開幕式的主題演講中說，中國的節能提效工程中，對煤炭和石油兩種化石能源的節約是關鍵。

杜祥琬表示，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是我國發展綠色低碳能源的三大戰略之一，黑色能源應當逐步綠色化。

煤炭現在是中國的主導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70%，貢獻很大，但形態比較粗放、比較低效。杜祥琬認為，煤炭在總能耗中的比重應逐步下降。

“我們認為有可能在2050年把煤炭在總能源當中的比例壓到40%，甚至35%以下。煤炭年消耗總量在最近幾年還會有所提高，但完全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讓煤炭年消耗量總量達到峰值，之后我國能源增長的總量將由新的綠色能源補充。而煤炭的潔凈度、效率將逐步提高。煤炭的戰略地位將從主導能源調整為重要的基礎能源。”杜祥琬說。

石油和天然氣在中國是位列第二的能源，又是對外依存度比較大的能源。杜祥琬認為，石油發展戰略應該是節約、發展替代、加強勘探、適量引進。“中國石油現在每年消耗量是4億噸，自己生產2億噸，進口2億噸，但并沒有完全用在點子上。比如北京每天早晨堵車造成的汽油浪費、污染排放都是非常嚴重的。”

新能源路在何方

近年來，大熱的新能源似乎是解決中國乃至全球未來能源問題的希望。杜祥琬在主題演講中也說：“現在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新能源，以期為人類創造一個有序發展的基礎。通過占領新能源技術戰略的制高點，把人類社會轉型到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和生態文明的階段。”

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認為，發展新能源先要明確對新能源概念的界定。

新能源的“新”是相對的。煤層氣算不算是新能源？潔凈煤技術算不算是新能源？水能和太陽能，我國古代就用它們來作動力，它們算不算是新能源？

姜鑫民對《科學時報》記者說：“新能源應該有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有些能源的狀態早就存在了，從資源的角度它們并不算新。最關鍵的是它們的利用方式，比如煤炭，如果能做到低碳清潔，那么就可以叫做新能源。所以資源形式或許沒有變化，但只要利用的方式、技術變了，就可以叫做新能源。”

“另一個特點，就是原先發展的規模比較小，現在需要進行大規模發展的能源，比如核能、煤層氣，它們也可以叫做新能源。”姜鑫民補充道。

對于新能源企業的發展問題，姜鑫民認為，新的東西都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所以政府在產業的起步階段會給予一定的補貼。但新能源企業必須要發展自己的競爭力。[page]“現在新能源企業的上馬熱潮不一定是壞事，這說明大家對這件事有積極性。但這種熱潮會隨著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慢慢冷靜下來。如果不顧當地實際情況就上馬，出現資源調節不好的問題，最終造成企業虧損，有些企業就會慢慢退出競爭。”

目前，我國對新能源企業的態度是鼓勵的，但也要按照國家的規劃來發展。“比如智能電網，受電網承受能力大小、與電網的銜接方式、用戶需求等因素的影響，需要各個部門和行業很好地銜接起來，這個項目才能很好地運作。”姜鑫民說。

杜祥琬表示，中國正在加快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使它逐步成為中國綠色能源的支柱。他隨即對未來各種新能源發展的趨勢作出了一系列預估。

比如，目前我國核電總裝機容量還非常小，在總電力中只占1%多一點；而到205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提高到16%，電能貢獻將占到22%，核能將成中國能源的支柱。

可再生能源當中，目前國家發展的重點是水電。水電是比較成熟的技術，可以穩步發展，目前我國裝機容量剛剛達到2億千瓦，到2030年有望達到3億千瓦，之后還可以再進一步發展。

而非水可再生能源的貢獻目前雖然微不足道，但到2050年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整個可再生能源加起來，有望占中國總能源的1/4以上。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有望減少4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這對溫室氣體的減排會作出重大貢獻。

杜祥琬強調，對于具體數字的預測可能會有誤差，但總體的戰略發展趨勢是不會錯的。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也說：“不管100年后我們用的是什么形式的能源，只要能做到方便、清潔、便宜，那就夠了。”

“鐵三角”打造能源未來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仍在持續增長。因此，國際上許多媒體稱贊，“中國模式”很成功。但杜祥琬認為，中國還沒形成一個成熟、全面、完備、經過實踐檢驗的“中國模式”。

“中國如何可持續發展，還有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探討‘中國模式’。”杜祥琬說，“‘中國模式’還在探索中，必須創造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型道路。我認為，綠色低碳能源戰略是中國發展道路的要素。這條道路的創新，將是中國對人類作出的最重要貢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續努力。”

“科技合作跨越時空，可持續發展這個題目是人類共同的目標，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對各國發展有共用性，這樣就為國際合作開創了新的領域和廣闊的空間。”杜祥琬說。

中國科學院沈陽分院院長、“面向未來的清潔能源”項目中方首席科學家包信和對此表示贊同。他說：“二氧化碳減排是全球共同的事情，所以非常需要各方進行合作。這種合作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科學家與政治家之間的合作，以及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

“最近，中國和美國合作建立了一個能源研究機構，但總投入只有1500萬美元，還是比較少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大投資研究二氧化碳的處理問題。國際社會也可以建立一個共同的基金，進行二氧化碳處理方法的研究。國與國之間的壁壘，包括知識產權壁壘應該打破，應該降低，特別是在關系到人類生存的問題上。”包信和說。

在討論有關能源未來的話題中，從政治、技術、經濟三個角度來看，它們既有共同點，也有彼此之間的沖突。那么究竟采取何種策略，才能使三方相互協調起來，使得能源的生產、供應以及使用更加平穩呢？

針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家能源政策委員會執行主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前任能源與環境顧問Jason Grumet認為，在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很關鍵。雖然從長遠來看，合作是必然趨勢。但從現在的情形來看，競爭是健康有利的。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來看，不管是政府之間的競爭，還是企業之間的競爭，最終都促進了美國的發展。

李俊峰則表示，能源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個行業。比如有的企業是中國的，但投資來自華爾街，技術來自德國、日本，這已經是一個很國際化的產物。如果能夠進一步消除政治上的壁壘，通過競爭與合作，能源會有一個很美好的未來。

正如“共道未來”會議所強調的，科學家、管理者和決策者之間的對話，對于戰勝當今時代的挑戰至關重要。

杜祥琬最后說：“看看今天的世界，確實充滿不少矛盾、斗爭和沖突。但從全人類的長遠發展來看，人類面臨著共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我非常贊成通過這樣一個論壇，加強各國之間，包括科學家、決策者之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