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碳交易市場隱藏著如此多的不確定因素，參與者依然樂此不疲角逐于這個市場。畢竟，這是一場有暴富機會的游戲。

隨著2012年的日益逼近，《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即將結束，國際上卻一直未有任何關于氣候框架談判的利好消息傳出，全球碳市場前景很不明朗。就在歐美各國一些多年從事CDM交易的國際機構開始考慮暫停新項目的同時，在中國，“賣碳翁”一詞成為了近日媒體報道中的流行語，受到企業主的爭相追捧。此時，人們急需知道，圍繞碳交易，我們正面臨怎樣的處境。

額外性

近期，中國CDM市場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國反擊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拒絕10個風電CDM項目注冊一事未果之際，7月底EB第55次會議再次否決了中國20個CDM項目，其中包括11個風電項目和9個水電項目。否決的理由依然是由電價引發的額外性質疑。

什么是額外性？中環聯合認證中心有限公司氣候變化客戶與信息部經理、CDM審核員獨威這樣解釋，如果一個項目是常規性的發展項目，比如政府或企業本來就打算上馬的一個項目，無論在財務上、技術上等等都有條件和能力開展的項目，這樣就不能申請CDM的支持。必須是在以上條件或者其他方面存在困難或者障礙而無法獨立開展的項目才可以申請。因為企業可以獨立進行的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不屬于額外的，也就不具備“額外性”，而通過CDM的支持克服障礙使本來無法實施的項目得以實施，這樣產生的減排量才是額外的。

其實，早在2009年年初，EB就對中國的風力發電項目提出過質疑：有關項目的財務可行性是否依賴于碳融資？中國政府是否故意保持低補貼以確保項目具有CDM資格？EB因額外性否決中國項目，對我國CDM項目開發產生了重大負面影響，使得原本被視為優質項目源的風電、水電項目成為了投資者眼中的“異類”。

對此，業內人士頗感無奈。獨威稱，“雖然這種觀點存在一定的主觀偏見，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對風電或水電電價問題的管理上目前還是比較混亂的，還沒有形成全國或者全省的一個統一價格。”

同時，只要以額外性作為標準，就難以脫胎于國內的減排政策，也因而難逃爭議。當政府開始大規模的補貼或是政策要求執行某類減排項目時，要不就是因為政策強制要求過不了額外性這一關，要不就是補貼足夠運行過不了財務分析這一關。所以，額外性的厘定仍然是個挑戰。

定價權

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具潛力的碳減排市場和最大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供應方，在交易過程中，企業的議價能力較差，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直接表現為交易價格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平均價格。

“這很正常。”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段茂盛分析稱，“中國碳市場是一級市場，相當于期貨市場；歐洲碳市場是二級市場，相當于現貨市場。一方面期貨的實物交割存在一定風險，另一方面，期貨轉換為現貨也存在一定成本，必然造成兩個市場的價格差。”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業界不斷呼吁，形成和完善國內碳交易市場，爭奪碳交易市場定價權和話語權。但是，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卻認為，從現在全國的條件來看，2020年以前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碳交易的條件并不成熟，不會出現真正的國內買家，也就無法形成實際意義上的碳交易市場。[page]“中國要爭奪碳交易的定價權其實很簡單，作為賣家，要做的就是‘少賣’，只有不賣的時候，賣家才能提高價格。中方作為賣家，搞得越多，定價權越沒有。”周大地稱。

潛力巨大

短短幾年時間，中國企業對待碳交易的態度就由“吃螃蟹”轉變為了“盡力爭取”，表明碳交易巨大開發潛力和投資機遇的吸引力難以抗拒。

據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而截至2012年，我國預期每年將會產生超過1.84億的減排額度，占到全球實際每年減排額度的近60%，遠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

提及碳交易市場的潛力究竟有多大，周大地雖未對上述數據發表任何評論，但是卻對“2012年碳交易市場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的說法表示了懷疑。“這兩個市場不具有可比性，從交易量來講，石油市場只存在一個一個月期貨和三個月期貨的問題，絕大多數屬于現貨交易，真正買空賣空的成分有限。但是現在說CDM的成交量達到多高水平，大多數為紙面文章，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筆真正交割的東西，其中有炒作的成分，真正實物量和價值量非常有限。”

周大地指出，少數企業在賣碳中獲取了一些資金，這對企業經營是好事。但從全國來講，中國不可能靠賣碳發財，這些收入遠遠不能解決我國節能減排所需的費用，人們應該很清楚地認識到，靠賣減排量得到的實質性好處是非常有限的。

“現在有些地方對CDM炒得太熱，但實際上交易到底在買賣什么，什么條件下才會有這種商品的出現，誰是真正買主，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所以提起這個問題，只能是潑冷水。”

后京都時代

7月份美國氣候變化法案未獲國會通過，8月初聯合國本年度的第三次氣候變化談判無果而終，全球碳減排市場前景很不明朗。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鋒稱，“現在再談碳交易、CDM項目，意義不大，距離《京都議定書》到期僅兩年多時間，按照現在CDM項目的注冊效率，準備項目都來不及。一切都還要看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結果，但是如今不確定因素太多，根本無法準確預測。”

后京都時代，大家爭論的焦點不在于減不減排的問題，而在于怎么減、減多少的問題。獨威表示，“具體會怎么做，我不好說，但是有幾個信號需要提醒人們注意。首先，雖然美國沒有簽訂《京都議定書》，但是美國企業已經通過不同渠道進入了碳交易市場；其次，歐洲一些機構不僅在購買2012年之前的減排量，也開始購買2012年以后的，它們對政治或多或少都有些影響力；最后，作為身兼金融機構與政府組織雙重身份的亞行、世行也在購買2012年以后的減排量。”

“發展方向是強制減排，還是自愿減排，我們現在還不好說。歐洲提出的20%、30%的指標，具體采取什么機制？是分配性的，還是碳稅性質？那是歐洲需要商量的。美國也是如此。各國都在設計下一步自己怎么做。”周大地稱，“但是，嚴格來講，排放貿易方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最好弄明白為什么減排，而不是減排帶來多少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