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9月中旬頻頻召開會議，與五大發電集團和各地方政府商議電價調整方案。

“近半年來，電力企業反映得厲害。”國家電監會一位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此次調價，是在電煤矛盾最為尖銳的山西、山東等省份進行，但調價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2010年，中國CPI已連續兩個季度漲幅超過2%。在此敏感時分上調電價，國家發改委需要莫大的勇氣，亦說明隨著近年煤價的飆升，“煤電頂牛”的僵局越來越難調解。

煤炭行業的利潤為產業界欽羨。僅今年前5個月，全國規模以上煤企利潤總額就高達1225億元，同比增長了80.91%。黑金之暴利，導致各路資本紛紛殺入煤炭行業。傳統煤炭巨頭早已四處跑馬圈地，甚至把觸角伸到海外；而“挖煤自救”的眾發電企業，并購煤礦的積極性更高。　 

資本“入煤”

在今年年初的工作報告中，五大發電集團全部提出要大幅增加煤炭產量，個別企業甚至將短期目標定在“億噸”。業內估算，今年五大集團的煤炭年產量將在3億噸左右，相當于全國發電煤耗的1/5；五大集團計劃到“十二五”末，將煤炭自給率提到30%~50%乃至更高。

五大集團外，有9家非煤央企也加入挖煤之列。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透露，目前非煤央企投資煤礦達254處。

央企外的地方國有煤企，仗著地利和接二連三的資源整合，在“十一五”期間，均成為“重組大贏家”。

本月，新疆電力設備巨頭“特變電工”（600089.SH），也宣布出資8578萬元成立能源公司，要從事煤炭資源開發。

有統計數字表明，2006~2009年，中國煤炭采選業固定資產投資接近8700億元，比“十五”凈增6280億元。

獲得投資最多的，是煤炭資源豐富的晉陜蒙和投資新貴新疆。

高額投資帶來產能大躍進。去年，內蒙古勇奪全國煤炭產量頭把交椅，由此導致交通瓶頸凸顯，京藏高速大堵車與此不無關系。

今年，資源整合大局幾定的山西迎頭趕上，重奪“一哥”寶座。

陜西也不甘人后。陜西煤炭資源探明儲量為1700億噸，居全國第三。本月中旬，陜北榆林又有5個重大煤礦項目和1個煤電一體化項目獲得國家能源局“路條”。國家“十一五”確定的13個大型煤炭基地中，陜西占3個，國家規劃的重點礦區陜西占10個，2009年該省產煤接近3億噸，增長潛力巨大。

去年年底，中國煤炭總產能已經高達36億噸，產量30億噸，另凈進口1億噸，煤炭大國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預計今年產煤將在33億噸左右，而上半年就進口了8000萬噸煤炭。

而“十一五”規劃的全國煤炭產量目標是26億噸。未到收官，“十一五”規劃的煤炭總量控制已經“完敗”。

產能之憂

《財經國家周刊》在對各涉煤部門的采訪中了解到，我國尚未建立一套統一的產能過剩判斷指標體系，故各種數字差別很大，讓人無所適從。

從2003年開始，中國煤炭產量幾乎以每年2億噸的增量上升。“十一五”期間，超預期的產能擴張，有效地支撐了經濟增長，煤炭不僅沒有出現預料中的產能過剩，反而一直處于緊張或緊平衡狀態。

煤價也未出現發電企業期盼的跳水，反倒逐漸和國際接軌，甚至時常高過國際煤價，導致進口飆升。

與之相伴的，是不絕于耳的“產能過剩”警告。

早在“十一五”起端的2005年年底，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的馬凱就公開表示，包括煤炭在內的11個行業產能過剩或存在潛在產能過剩；2006年6月，國家發改委又出臺《關于加快煤炭行業結構調整應對產能過剩的指導意見》，要求提高煤炭準入門檻，盡快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嚴禁煤礦超能力生產。

2007年的煤炭產運需銜接會上，國家發改委嚴禁“六證”不全的違法煤礦參與煤炭供需銜接；同年2月27日，國土資源部發布《關于暫停受理煤炭探礦權申請的通知》，對全國范圍內的新煤炭探礦權實施“門禁”。

國家安監總局也在同期宣布要“三年解決小煤礦問題”，安全監管亦成為壓縮煤炭產能之利器。

這已成為煤炭行業的慣例：只要宣布煤炭產能過剩，開始布控壓縮，必然迎來新一輪煤炭短缺和煤價高漲。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新一輪“過剩警告”又開始被頻頻端出。

去年8月，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上書國家能源局，要求企業限產。

今年8月，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吳吟也對外表示，要考慮設置煤炭產量的“天花板”，因為“十二五”期間將出現產能集中釋放，供過于求幾乎無法避免，應當對各地上馬產能情況進行嚴控。

一時間，“天花板”成為業界流行詞。

今年6月中旬，中國煤炭工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佑國在中國能源戰略與“十二五”能源發展論壇上透露，到“十二五”末，我國煤炭產量目標為36億噸。

神華集團總經理助理謝友泉也公開撰文說，按照2020年煤炭在能源結構中比例要降至57%以下的國家目標，商品煤供應量“天花板”應降到約36億噸。

但是前不久，國家煤監局曾對全國煤礦做過統計，目前共有在籍煤礦15119處，總產能已達36.91億噸；而國土資源部的數字是：有煤炭采礦許可證的煤礦共14423處，總產能36.6億噸。

今年上半年，中國工程院和行業專家共同完成的《我國煤炭中長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綜合考慮我國煤炭資源開采條件、生態環境承載力、水資源、運輸條件等多因素，到2020年我國科學的煤炭生產能力應在38億噸左右。

事實上，按照現在的建設速度，突破38億的產能指日可待。

國家安監總局煤炭信息研究院能源安全所所長劉文革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根據彈性系數預測法和GDP單位耗煤法，綜合考慮安全、環境、人力等各種因素，該所預測今年的煤炭總需求是33億噸，而2015年是40億噸左右。

但是，近期各省區紛紛公布了其煤炭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稍加匯總即可發現，各省區規劃到2015年煤炭總產量將超過42億噸。　 

“天花板”之辯

中央財經大學煤炭經濟研究院院長岳福斌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產能過剩”一說，只是一些人士怕出現1998年金融危機時的煤炭整體虧損情形。

岳福斌認為，現在金融危機，煤價都依然堅挺，股票板塊中也是煤炭板塊最穩定，秦皇島煤運碼頭的港存也在合理范圍，看不出任何過剩跡象。

根據煤炭經濟研究院開發的煤炭需求預測模型，岳福斌預測到2015年中國煤炭年需求將達到45億噸，甚至高于這個數字。

岳的預測，考慮了此輪國際金融危機已發生3年，全球經濟即將進入回暖的“后危機時代”，必定首先帶動能源需求上升。

而中國的中部振興計劃，僅湖北、湖南和江西，在“十二五”每年就需調入煤炭2.5億噸；傳統煤炭大省河南，在“十二五”將變成調入省，每年缺口4000萬噸。全國蓬勃發展的煤化工，也將消耗越來越多的煤炭資源。

岳福斌認為，產能過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產品過剩。“應在保證產能相對過剩下，嚴格控制產量過剩。”

為了應對突發事件，國家還應保證產能有一定的過剩，作為戰略儲備。因為煤炭不同于石油，儲存產品只會造成污染和自燃，“只有儲備產能和資源。”

產能過剩也是可控的，“一是政府提高煤炭產業集中度，二是做好十二五規劃等規制。”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中心工作。

岳福斌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國家應對1998年煤炭相對過剩是有歷史教訓的。在1978~1997年，中國煤炭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年增長10.56%，有效支撐了經濟發展；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一面大力關閉小煤窯，一面減少固定資產投資，1998~2001年平均每年下降26.28%；結果2002年經濟回暖后，能源供不應求，煤價飛漲，小煤窯大量超產，導致安全、環保等問題叢生，“我們不能總犯歷史錯誤。”

廈門大學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也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產能過剩”一說“不靠譜”：從經濟學角度，只要價格沒有下跌，就不存在過剩。

至于“天花板”理論，林伯強認為，即使中央政府不說，山西等各個地方政府也在做，“山西等地方都在限產，只有新疆還沒有意識到；這不是覺悟，它們只是覺得資源未來會越來越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