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不僅是現在、未來也仍將長期作為我國的主力能源，因此煤炭的高效、清潔利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中國工程院和國家能源局近日主辦的首屆“科技創新促進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能源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倪維斗指出，近10至20年內，可再生能源難以解決我國能源主要問題。煤用于發電比例將越來越大，未來40多年必然會有巨大煤炭消耗。

倪維斗院士表示，煤的直接燃燒已引起嚴重環境污染，很難解決溫室氣體減排問題。解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問題，是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而以煤氣化為核心的多聯產能源系統，則是綜合解決我國所面臨能源挑戰的重要方案。

可再生能源“遠水解不了近渴”

倪院士分析認為，我國能源可持續發展無法改變以煤為主的現實。“我國和歐洲國家在國情上有很大區別，能源消費總量急劇增長，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為主的可再生能源，至2020年前很難在總能源平衡中占一定份額，不能解決我國能源主要問題。”

據統計，去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達30.5億噸標準煤。而據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研究樂觀估計，至2020年可再生能源總量約每年6億噸標準煤，其中還包括水電。

倪維斗院士說，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以及2050年我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考慮，我國人均能耗穩定值應努力控制在每人4噸標準煤。倪院士這樣假設，在最可能情景下，2050年我國人口達15億左右，總能耗為60億噸標準煤，若將63.5億噸標準煤作為2050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天花板”，在此約束下，即便考慮各種可再生能源、核電、天然氣、石油需求等較快發展，并充分考慮節能潛力和節儉生活方式，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構成中仍將占35%以上，而年煤炭需求量不會低于20億噸標準煤。如此看來，未來40年累計消耗煤炭總量，將超過900億噸標準煤。

如何清潔利用900億噸標準煤

據專家介紹，眼下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每年60億噸。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承諾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降低40%至45%。

倪維斗院士分析，天然氣屬低碳能源，排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低，進一步收集難度大。石油排放源較分散，很難實現大規模收集。天然氣和石油利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總二氧化碳排放中所占份額較小，所以減排二氧化碳重任即落于煤上。“目前至2050年我國累計耗煤達900多億噸標準煤，如何利用這900億噸標準煤，是能源工作者面臨的‘大問題’。”

倪院士直言，盡管社會節能、總量控制、發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實現低碳的經濟路徑，但最終低碳經濟必須落在煤的清潔利用上，否則低碳經濟很可能成為空話。

煤基多聯產或更適合中國國情

“煤基多聯產能源系統符合新能源定義范疇，能實現大幅度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和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符合我國國情的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重要方案，這是解決我國所面臨能源挑戰的重要解決途徑。”倪維斗院士提出，煤基多聯產是煤清潔高效利用重要戰略方向，我國二氧化碳減排應從煤化工開始積累經驗，逐步過度至“IGCC+多聯產+CCUS”。

事實上，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IGCC）加上多聯產，被視為目前最具發展前景的清潔煤技術。它在燃燒前先去除煙氣中污染物，常規污染少、效率高。有利于綜合利用煤炭資源，同時生產甲醇、尿素等化工產品等；而煤作為一種多元素能源，很多專家都認為將其一股腦兒燒掉很可惜。倪維斗院士認為，結合發電與化工，發展以氣化為基礎的IGCC多聯產，對煤加以綜合利用。

多聯產原理簡單，將煤氣化后先通過一個反應器做化工產品，剩下尾氣再燃燒發電。多聯產相當于把化工、發電兩個過程耦合，能量利用效率可提高10%至15%。據悉，煤的氣化系統很貴，若能實現化工與發電相互調整，氣化系統即可穩定運行，降低發電成本。

倪維斗院士告訴記者，我國應從現在開始考慮分階段減排二氧化碳問題，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埋存應從易到難，逐步推進。“目前，我國大力發展煤化工（甲醇、二甲醚、直接煤變油、間接煤變油等），在煤化工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具較高濃度和壓力，但實際情況是，‘現成’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至大氣中。因此，我國二氧化碳減排應從煤化工做起，考慮到未來清潔煤發電，‘IGCC+多聯產’應盡快示范，逐步走向大規模發展。同時，依據二氧化碳減排需要，逐步過渡至‘IGCC+多聯產+CCUS（碳捕集與封存）’模式。”

倪院士強調，實現多聯產能源戰略刻不容緩，一旦延誤了時機，將會顯著增加未來我國治理空氣污染的成本、難以控制未來石油進口，并大大增加減排溫室氣體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