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讀者從充斥媒體的陰謀論角度來猜測整個山西煤改，將不難總結出一個邏輯嚴密、情節曲折、引人入勝的好萊塢大片故事框架：

在挖煤這件事吃力不討好、費勁不賺錢的時候，基層政權邀請江浙民資入局襄助；在煤炭價格伴隨著經濟成長和通貨膨脹的雙渦輪增壓而駛進高速路后，政府以大規模開采相伴而生的礦難及環境問題作為抓手，將此前進入的游資洗牌出局；洗牌過程中開出了大量的空頭支票需要埋單，于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和股權投資基金等金融工具成為座上新賓—— 煤礦還是那個煤礦，投資者仍將是外來的，只不過換了一批人而已。如果有人要據此編一本暢銷的《能源戰爭》，陰謀的主角當然也可以是某個金融大鱷。

不過，所有陰謀論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投資理論上所謂的“后見之明”。比較接近事實的故事肯定不像從后往前看那么一目了然，每一幕大戲開場之前，所有角色的手中都沒有劇本。

拿山西能源工業發展這事來說，一個內陸大省，從金融中心，到輕工基地，再發展到中國煤都和礦難中心，民進國退也好，國退民進也好，都不過是人們應對一時一地的政經情勢及歷史局限所作出的本能反應。從來就沒有“一盤很大的棋”，只有一步一步地應對眼下局面的落子。

與中國其他能源生產基地一樣，山西作為舉世矚目的煤炭生產基地，并非因為某個五年規劃或地方發展目標使然，它更像是一只陀螺，被朝著正常市場秩序演進的中國經濟所激發出來的對能源動力的巨大需求所抽打而飛速旋轉，除非枯竭，除非被替換，它無法自行停止。

僅僅因為這一片土地的地下被發現有煤，需求推動的資金自然會逐利而來。民間資本、金融資本、股權投資基金，在作為市場經濟之血液、平衡供需的橋梁，并在其間實現自身增值的基本屬性上沒有任何區別。很難說最早騎著毛驢走街穿巷、孤軍深入、接盤虧損鄉鎮煤礦的民間資本，在道義上就比當下搭乘公務機、以政府座上賓身份開始大展身手的股權投資基金來得高尚。如果礦難和環境問題確實需要組建大煤礦來解決，那就會有人供應組建大煤礦的大資金。

作為觀察者，視線不應全部集中在這些在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角色身上；也許更值得探究的角度在于，誰缺席了？山西的老百姓。

雖然“山西煤老板”成為北京高端樓市的固定發售對象，但這一批人在山西的總人口中的占比卻是微乎其微。從近年來屢屢成為公共話題的黑磚窯事件、疫苗事件以及與煤礦相伴而生的礦難及環境污染事件，似乎成為國家性能源輸出基地這件事本身并未給山西民眾的生活，哪怕是在物質層面上而言，帶來多大的提升。

相反，嚴重破壞的大氣、水源和地表，因污染而導致的疾病包括新生兒缺陷，醫療和防疫設施的缺失，短視及暴利營商環境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可能是當地民眾特別是祖祖輩輩住在煤田之上的村民，對“能源基地”的最大直觀感受。

我們也看到了以煤炭資源費或其他名義附加在能源價格上的政府收費安排。這些基金以資源補償的名義，由能源使用者以涓涓細流的方式埋單，并匯入政府財政收入之海。這些收費的用途被界定為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等。具體的操作流程不得而知，但從效果上看，似乎并未顯著造福于基層民眾的生計。

其實不應苛責山西一地，因為這可能是中國所有能源輸出地的共同困境。讓我們奢望一種新的能源開發和分享機制吧：在一種經由重新協商而制定的長遠規劃之下，缺席的主人翁，即能源礦藏之上世代居住的普通百姓，無須資金投入，就可享受一部分資源開發的利益。這種利益最好是直接發放現金給原住民的形式，或者退而求其次，是由當地公共機構集中運營，使當地能有超出全國平均水平的教育和醫療保障。

如是，則那些PE基金的投資人，在計算項目退出收益之時，心下也會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