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國日報》12月1日評論文章：2009年11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提出自主控制目標體現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努力,完成自主控制目標符合國內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

經濟增長及其對應的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是決定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變化趨勢的關鍵因素。而這些關鍵因素又與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我國資源稟賦下的能源結構密切相關。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經濟發展階段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我國有13億人口，人均GDP剛剛超過3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面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重壓力，任務十分繁重。盡管我國不會走發達國家無約束排放實現工業化的老路，已經采取積極的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還會有合理增長。這使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面臨巨大挑戰。

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二產比重在較長時期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目前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高達48.6%，是世界上二產比重最高的國家。二產占我國能源消費總量近70%，工業中重化工業比重大，各種基礎原材料的消耗量驚人。加工業普遍附加值低，面對日益精細化的國際分工和日益白熱化的國際競爭，以及國內勞動力要素價格提升，大量出口產品在導致占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四分之一左右的轉移排放的同時，產品的利潤率卻越來越低。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按每年1個百分點的增速，需30年才能達到75％。也就是說，從現在到2040年，中國要增加城市人口4.5億，相當于新增1.5個美國、1個歐盟27國的人口。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城市基礎設施、住房、就業、消費和能源需求不可低估。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排放需求還將會進一步擴大。此外，支撐我國城市化和居民消費提升的進程，需保持經濟合理穩定增長，必須有相應的產業體系。按人均100平方米的住房和醫院學校等公用設施建筑面積，即使建筑物壽命長達100年，每年也需要14億平方米的新建面積。基礎設施的維護更新和人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都增加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構成了未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挑戰。

一次能源結構

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完成工業化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國能源需求還將繼續增長，這是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面臨的最大挑戰。據初步測算，如果我國的經濟社會能夠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到2020年即使采取最強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全國的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將達到45億噸標準煤左右。要實現上述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標，屆時非化石能源的總消費量需達到6.75億噸標準煤，將比2005年增加5億多噸標準煤，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將在“十一五”期間降低20％左右的基礎上，需進一步下降30％左右。這對我國可再生能源和核電等非化石能源開發利用，以及節約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提出了極高要求。

我國提出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標，是“不摻水”的目標，完全是與能源消費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森林碳匯、土地利用等其他活動產生的減排量。“十一五”期間通過大量淘汰落后產能，關閉小火電、小煉鋼、小水泥等措施促進實現節能降耗的目標。但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和技術改造的深入，“關停并轉”困難將越來越大，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潛力越來越小。同時，就業、社會公正和扶貧等因素將使得節能減排的社會壓力增加。據統計，“十一五”前4年關停近7千萬千瓦小火電，影響約40萬人就業，這是要由各級政府和勞動者承擔的直接社會成本。因此，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整體轉型，節能減排的經濟社會成本日益加大也將對實現此目標形成巨大挑戰。

盡管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標面臨巨大挑戰，需要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政府始終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始終采取積極、強有力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措施的力度是很多發達國家所不及的。例如我國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淘汰單機容量10萬千瓦以下小機組5400多萬千瓦，相當于英國總裝機容量的70%。“十一五”期間，我國為實現GDP能源強度下降20%左右目標的附加投資將超過1萬億元，如果要實現再下降20%的目標，還需要附加投資3.4萬億元。據匯豐銀行統計，在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投入中用于綠色投資部分我國占34%，僅次于韓國居世界第二。

與發達國家相比，主要發達國家從1990—2005年15年間，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僅下降26%。根據目前發達國家所承諾的減排目標，若只考慮其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減排，折合成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目標測算，從2005—2020年，其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約為30%—40%，其中美國與能源消費相關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約32%。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的速度反映了一個國家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經濟效益的改進程度，也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和效果，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做出的努力不僅大大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相同發展階段的措施，也勝于其目前的努力，體現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自覺意識、負責態度和堅定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