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就是生存權的體現，爭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權。”

在今年10月“基礎四國”第五次氣候變化部長級會議上，德國、日本、印度明確表示支持潘家華所提出的“碳預算”思路框架。這被潘家華列為本年度最高興的事情之一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華出現在了《新聞聯播》中：坐在薄熙來旁的他侃侃而談，對面的胡錦濤總書記不時低頭記錄。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中，潘家華向大家講解有關實現2020年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問題。

10個月后，埋在資料堆中的潘家華不停地接著各種電話，幾乎都與“碳”有關。這位中國氣候變化領域的頂級專家最終不得不關機，才使采訪進行下去。

不少電話沖著坎昆而來。與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舌戰群儒不同，潘家華因時間關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會議。但在今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舉行的“基礎四國”第五次氣候變化部長級會議，并主持了“碳預算方案與碳公平”邊會。國際普遍認為，在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對2010年的談判作出安排，導致氣候談判比較被動的情況下，天津談判為坎昆會議的成功舉辦創造了良好條件。

為發展中國家發言

作為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53歲的潘家華長期從事環境和氣候變化研究。2008年，在波茲南氣候變化會議中，潘家華第一次向世界介紹了基于“碳公平”原則的構建未來國際氣候制度的“碳預算”方案。外交部曾做過一個統計，大會期間國際主流媒體上出現次數最多的中國人名字便是潘家華。

根據該方案，1900～2050年間全球碳預算大約為年人均2.33噸，排放量超出預算的發達國家，以支付轉移和累進碳稅等方式交換發展中國家排放額度的盈余。同時，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進碳稅、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對打破國際氣候談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前，國際上已經提出了許多方案，但多數提出者為發達國家學者，難以兼顧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未從根本上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根本利益。

其實，潘家華在國外的名氣比在國內大得多。他曾任聯合國能源與環境顧問，并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任職，當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權中的基本需求屬于人權，不可轉讓。一經提出，迅速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美國州長議員組成的訪華團曾點名要見潘家華，請其介紹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情況。

作為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和數次談判的中方成員，潘家華在國際上奔走疾呼，介紹解決方案，解釋中國政策立場。中國社科院規定，所長一年中出國時間不能超過30天，但潘家華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都在國外。

若干年前，潘家華就開始為爭取中國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社會經濟工作組留任他為資深經濟學家的邀請，謝絕數家外資機構的百萬年薪毅然回國。

一年之后，在潘家華的努力下，首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注冊的中國學術研究性NGO組織成立，并前后四次參與締約方會議，推出研究成果，宣傳中國低碳政策和行動。

這位劍橋大學環境經濟學博士深知，若不進入發達國家的話語體系，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難令西方接受。在他看來，唯一的辦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獲與埋存”的國際會議上，發達國家明確提出，此項目技術成熟，經濟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寫入最終的協議文本中，而發展中國家均表示反對。到潘家華發言時，他讓與會代表翻開此項目的評估報告，逐字逐句念道：這個技術還在研發之中，存在著成本高和不確定的風險。還未讀完，全場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華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極佳，語速甚快，采訪過他的記者均感嘆，他的話“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帶荊鄂音調的英語也頗有氣場。在與他相識多年的美國環保協會中國項目負責人張建宇眼中，這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即便爭論問題也飽含激情。

潘家華在國際會議上總喜歡用西方經濟學中的福利分析舉例：當人饑餓時第一個面包的福利最大，隨后逐個遞減，盡管面包的價格一樣，但后面的面包就沒有價值。美國人均碳的排放量為20噸，目前已處于“吃飽”階段，而發展中國家連生存問題都沒解決。“印度人均是1.3噸碳，如果每個國家排標準都減排一噸的話，印度只剩下0.3噸，還怎么生存呢？”潘家華想要以此證明，發達國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但事實上，在潘家華看來，“碳預算方案”也并不是一個特別優惠中國的方案。中國近些年經濟快速發展，目前人均年碳預算已經超過了2.33噸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進一步增加。但據估算，中國歷史和未來的碳預算幾乎剛好平衡，既沒有多余的出讓給發達國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國家購買額度。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松口氣。站在未來的角度，中國依然必須倡導低碳經濟，否則碳預算肯定不夠。潘家華的建議很簡單：節流——從生產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開源——大力開發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還有，最重要是從消費著手，不能引導高浪費的消費方式。

潘家華痛恨廣告里動輒號稱“尊貴”“奢華”。他說：“中國人要有全球意識、環境意識、氣候意識，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費的話，再來五個地球也不夠用啊！”

潘家華總結說，他的“碳預算方案”是基于兩個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無限，這就要求滿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費；地球資源的剛性約束又決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會正義的方式解決，而奢侈浪費則要用市場化的手段進行調節。

低碳之路應“高歌”卻不“猛進”

“他在國際交流和政府關系方面能力強。思想活躍，還有幾分書生氣。雖然不窮，但依然比較簡樸。”正在坎昆參加會議的人大教授鄒驥如此評論老友。

但工作已改變了他的生活。潘家華的愛好從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為散步。如今連散步的空閑也沒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濃茶提神。潘家華說，現在很少有時間鍛煉，全靠年輕時打下的好底子。

鮮有人知潘家華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體素質過硬的武警戰士，多項軍事訓練名列第一。年過半百之時，潘家華在布魯塞爾參加中美歐三邊論壇時，他的存有敏感數據的筆記本電腦被搶，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從歹徒手中奪了回來。

潘家華由武警戰士變成氣候談判專家的30年中，中國也經歷了30年的高碳發展。之后，“低碳經濟”一夜間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詞匯。但低碳經濟學家潘家華卻沒有高興起來。他正在從一個理論研究者，向解釋者和批判者轉變，試圖改變人們對低碳的誤解，批判“偽低碳”行為。

比如，為完成節能減排指標，河北安平縣規定，從9月3日起，企事業單位、公共設施及普通百姓，每隔兩天停電22小時。潘家華連用三個“荒謬”批評此政策。他分析說，斷電降低了社會福利；一些不能斷電的醫院、企業只能購買發電機發電，發電機的發電效率遠遠低于電網的發電效率，造成了資源浪費；最重要是，簡單限電對于節能減排提高能效的目標沒有任何幫助。

他還認為，利用財政對電動汽車進行補貼的政策也屬“荒謬”。“納稅人的錢，為什么要補貼消費者？”在潘家華看來，電動車是一個尚處于研發階段的新經濟產品，國家其實更應該將補貼直接投入到研發部門，而不是簡單地用補貼政策將產品推向市場。

“中國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高歌’，但絕不能‘猛進’”。潘家華解釋說，低碳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發達國家設下氣候問題陷阱，中國只能通過發展來達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難理解諸如氣候談判及碳排放權的意義。潘家華的解釋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權的體現，爭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權。

潘家華和他的研究團隊的努力沒有白費。“基礎四國”第五次氣候變化部長級會議上，德國、日本、印度明確表示支持潘家華所提出的“碳預算”思路框架。這被潘家華列為本年度最高興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讓他開心的事是，他面對面地說服了馬爾代夫總統接受“碳預算”方案。

但這位充滿激情的學者仍擔憂未來。按照現在的消費速度，我國的石油儲量只能維持11年，煤炭也只夠使用41年。在他看來，碳的總量降低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產力。“當一噸碳創造的價值從10000元變成12000元時，就說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這也是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