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以加快能源發展方式轉變為抓手，“十二五”期間，應為能源安全與低碳變革做好制度安排。

“十二五”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以加快能源發展方式轉變為抓手，而能源發展方式的轉變則要求加快能源及其相關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十二五”期間，應為能源安全與低碳變革做好制度安排。

首先是建立節能工作的長效機制。節能優先是我國能源發展的基本國策，也是實現低碳發展的第一戰略。能源規劃不能只做能源供應的加法，也要做能源需求側的減法。需求側管理要創新理念和方式，花大力氣建設與完善節能市場機制，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來降低和引導全社會的能源需求，徹底扭轉地方政府和企業領導人只重視產能擴展建設，輕視節能投資的慣性，將節能優先戰略體現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簡單地設定一個總量目標再通過行政措施落實。

其次是做好傳統化石能源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利用的機制設計與安排。煤炭在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我國能源供應的主力，其高效、清潔、低排放使用是非常緊迫的問題。燃煤設備污染控制不光是在發電領域，更重要的是要設法控制全國幾百萬個工業燃煤鍋爐的污染物排放。這迫切要求在地方層面加強環境監管能力。煤炭從燃料變原料是好的發展趨勢，但國家對煤化工(包括煤制油和煤制天然氣)要統籌考慮，充分比較煤炭利用的多種方式。要在全國范圍內乃至全球市場的范疇內考慮我國煤化工的優劣勢，不能任憑地方和企業“逢煤必化”。

天然氣是“十二五”期間大幅度改善我國能源結構最現實、最著力的抓手。天然氣是解決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間歇性問題的“伙伴能源”，在能源低碳轉型中起著橋梁作用。天然氣的大規模發展要理順天然氣與煤炭、天然氣與電力、天然氣與相關市政產業、天然氣壟斷與監管、天然氣成本、定價與稅收等幾大關系，“理直”才能“氣壯”。

第三是同步推進能源體制的多方面改革，消除電荒、油荒和氣荒體制機制隱患。能源價格改革必須與體制改革結合在一起才能生效，可以以價格市場化改革為核心推動體制改革。解決“計劃電、市場煤”的煤電矛盾，不僅需要進一步推動電力體制改革，還需要將煤、電、鐵路體制改革統籌考慮才能有效。在石油領域，只有“開放”與“放開”市場，石油安全的奠基石——多元化，才能有多元的市場主體來支持。

要對石油和天然氣實施不同的發展戰略、政策法規與監管方法，把“油氣行業”混為一談必然導致重油輕氣的局面。要盡快出臺有利于天然氣(包括煤層氣和頁巖氣)行業健康發展的“國家天然氣法”或“天然氣管理條例”，開放上游資源開發，落實強制性的“第三方準入”機制，打破垂直壟斷經營。

第四是為新興能源產業理順發展關系，建立市場接納機制。“十二五”期間，新興能源發展要更重視質量，注重實實在在的千瓦時，而不是裝機容量的千瓦。政策關注也要從裝機容量這一“點”改為整個產業的“鏈”和相關能源系統的“面”。這需要協調風力和太陽能電源發展與電網吸納能力建設的節奏，要基于風、光等分散式資源與水、核、煤等集中式資源的區別，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發展模式，更多地鼓勵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就地利用。要適度開放核電投資主體，并在充分重視生態與移民問題的前提下加快水電開發。

第五是打破體制壁壘，為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能源系統優化提供必要條件。智能能源系統不應局限于通過信息技術實現能源的供需互動，還要包括各種能源之間的優化互補和各地區之間的分工合作。在我國廣袤的國土上，整體能源系統(包括傳統能源的煤電油氣熱冷儲運，風光水核等新興能源)在東西南北的交叉并行中具有巨大的優化與梯級利用潛力。這需要在體制上打破各個能源行業、企業和地區之間的條框壁壘，改變傳統能源行業以主營業務為主、主營業務相對壟斷的垂直一體化管理方式，建立符合能源發展新特點的行業管理模式。

最后也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是要為政府的職能轉變提供組織保障與體制條件。能源市場化改革需要政府轉變職能，減少微觀管理，加強宏觀層面的戰略、產業政策與規劃工作，提高執政與監管能力。我國能源產業發展至今，技術性與專業性越來越強，行業/企業之間的競爭也變得非常激烈。能源決策需要在政府內部有強大的獨立研究能力來支撐。只有以強大的專業技術研究為基礎，政府才能在能源決策平衡中作出合理的選擇。

多頭管理是我國能源管理體制的痼疾：國家能源局不管需求側的節能，能源定價在發改委，環境監管在環保部，石油的進出口和市場管理歸屬商務部，能源資源礦權管理在國土資源部，核電的運行管理在核安全局，城市燃氣在住建部。許多國有公司還兼有政府的管理職能。克服這一頑疾需要進一步改革國家能源局的管理職能，并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

（作者為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