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后，中國將擁有自己特色的能源新體系，以世界一流水準，進入比較自由的綠色、低碳能源發展階段。

“人均能耗應控制在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水平。”近日，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向《瞭望》新聞周刊透露，這將是未來中國能源中長期戰略最具雄心的目標之一。作為“中國能源中長期(2030、2050)發展戰略研究”重大項目負責人，這位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總理顧問團成員，為本刊記者介紹了中國未來40年的能源戰略布局和結構優化的時間表。

2050年前的40年，是我國能源體系的轉型期。能源體系要從現在比較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體系，逐步轉型為節約、高效、潔凈、多元、安全的現代化能源體系，能源的結構、“顏色”、質量都將發生革命性的變革。

2030年前的20年，是上述能源轉型期中的攻堅期，也是困難期。要花大力氣形成節能提效機制、實現新型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等)的突破、化石能源的潔凈生產和利用、實現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石油安全供應和替代、電力系統優化發展、農村能源形態的顯著進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2020年前的10年，特別是“十二五”，是上述攻堅任務能否完成的關鍵期。為經濟轉型應實現重大調整，能源消費增長結構將有顯著變化，節能、提效、減排取得新的明顯成效，并逐步實現能源供需模式的轉變，實現可持續的供需平衡以支撐科學發展。

這份時間表揭示的現實是，在全球都把新能源作為搶占未來經濟發展制高點的當下，全球能源的角逐正逐漸轉向“向結構要競爭力”。在杜祥琬看來，這也是中國能源企業在全球能源舞臺上布局謀篇的有利時機。對此，作為站在國際新能源競爭第一線的中國企業家，全國政協常委、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有著更為切身的體會和感受。

近期，在第二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上，中美兩國簽署了超過20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協議。其中，在清潔能源系統集成方面具有全球一流水平的新奧集團與美國能源巨頭杜克簽約，實現了中國企業向發達國家“技術輸出”、“以技術換市場”的標志性一步。

“在更高端的領域參與國際能源競爭，將成為未來中國能源企業‘走出去’的一大趨勢。”王玉鎖對未來十年的判斷是，中國政府將在產業政策上給予“新能源”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以迎接全球能源競賽的挑戰，“基于結構性調整帶來的技術和產業優勢，逐步會成為中國能源企業在國際舞臺上的核心競爭力。”

“理念革命”搶占先機

1月中旬，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1年全球風險報告》，將“增長面臨資源限制”列為全球三大風險之一，“在傳統能源有限的情況下，新的爭奪只能轉向新的領域。‘新能源競賽’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間都將展開并逐步升級。”

這一點，在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宋群看來，已經演變為后金融危機時期能源競爭的”制高點”，各發達國家已經把競爭的重點從IT及生物轉向新能源，“而中國也進入到以新能源為核心帶動高技術全面發展的階段，以新能源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可能會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先頭，起到引導作用。”

2011年1月底，在全國能源經濟形勢發布會上，國家能源局綜合司副司長王思強表示，基于能源安全和結構調整的雙重需要，“今年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將全面實施，七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全面啟動，將催生一批新的產業增長點。”

不過，這場新能源競爭遠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創新問題。比如，“智能電網”雖將互聯網和電網進行有效聯結，解決了供電和用電的互動問題，但其基本理念和手段仍停留在現有的能源體系框架之內，并不能從根本上變革現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更難以構成未來的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在系統思考這些問題的基礎上，王玉鎖認為：“若想真正全面解決能源問題，最首要、最關鍵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能源體系，它包括全新的能源結構、能源生產方式和能源應用方式等方面，應該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變革的能源新常態。”

“現有的能源體系是‘資源為王’的時代，能源生產主要以開采自然資源為主。”這位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分析說，而能源新常態則是“技術為王”的時代，能源生產主要通過技術創新“制造”出來，“比如，太陽能和風能由于科技水平局限無法有效利用，今天我們可通過創新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發電裝備，實現太陽能和風能的高效利用。”

另一個鮮明特征或變革趨勢是，能源應用從以孤立、封閉、線性的簡單利用，轉變為基于系統能效最優的多品類能源協同、互補、循環的智能應用。

按照他的理解，現有能源體系下，能源的生產和使用單向、孤立、封閉，各種能源之間沒有任何協同和配合，能源生產和能源應用之間也不存在任何反饋和回收，整體效率低下，“能源新常態下，能源的生產和使用雙向反饋、相互協同配合，打破了‘行業豎井’和‘企業圍墻’，利用智能化手段，實現了多品類能源的系統協同、跨種類轉換、循環利用，整體上實現系統能效的最優狀態。”

　　“一旦這一變革路線設計實施成功，將造就內容和實質完全嶄新的能源體系。”這種理念引導的新能源科技革命，在王玉鎖看來，不但可能在中國率先打開人類低碳化生產生活方式的歷史通道，“更為重要的是，將確立我們的新理念和新標準在國際上的優勢，真正確立和持續提高我國的未來能源戰略競爭力。”

“春天里”的隱憂

“毫無疑問，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將自‘十二五’開局之年始迎來屬于自己的春天。”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工商聯主席田震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新能源的信心，“較大規模持續的項目引導，會帶動強勁的創新繁榮。”[page]

據權威部門透露，今年能源戰略具體部署為：水電重點流域開發力度繼續加大，預計開工規模超過2000萬千瓦，總裝機容量將達到2.2億千瓦；核電機組建設工作加快推進，嶺澳核電站二期二號機組實現投產，核電總裝機將達1174萬千瓦；新疆哈密、內蒙古開魯、吉林通榆、甘肅酒泉、江蘇海上風電等項目開工，預計全年新增風電裝機超過1400萬千瓦；西部地區的光伏電站特許權招標項目繼續開展，預計2011年將新增裝機50萬千瓦。

杜祥琬告訴本刊記者，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將是通過能源結構調整和新能源技術創新，轉變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給滿足增長過快的需求”向“以科學的供給滿足合理的需求”轉變。

一方面，在化石能源方面，努力實現煤炭的科學開發和潔凈、高效利用與戰略地位調整，確保石油、天然氣的戰略地位，增大天然氣的比重；另一方面，積極、有序發展水電核電，大力發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加強中國特色的高效安全(智能)電力系統、分布式用電方式和儲能技術。

但是，受訪專家也指出，不能不認識到，中國對化石能源長期巨大的利用，已經在體制層面形成了較為頑固的制度路徑依賴。如果不能保證在資金、技術和制度上形成強大的政策支持，短期內，有可能對我國能源結構的調整產生不可低估的反彈。

比如，一方面，2010年中國的原油產量穩步增長，首次突破2億噸，比上年增長6.9%，為近年來最高。但原油的進口更是高達2.39億噸，增長17.5%。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仍然在持續上升；與此同時，盡管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在2009年就位居世界首位，但從新能源占整個能源消費的比例來看，中國仍舊處于較低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能源主管部門的努力已經開始發揮出作用。據本刊記者采訪得知，2010年全國電源工程建設完成的3641億元投資中，火電1311億元，水電791億元，核電629億元，風電891億元。非化石能源建設投資占電源建設總投資的比重達63.5%，比上年提高了4.8個百分點。

企業先行與政策后盾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雄心勃勃地進入了新能源市場，甚至已經站在了國際競爭的第一線，憑借自己靈敏的嗅覺發現商機，并先于政策進行探索實踐。作為其中一員，王玉鎖認為，企業應該集中精力、集中資源來推動技術創新，特別是工業化示范，但是從示范到應用并實現產業化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良好的政策環境支撐，“中美能源企業的再次攜手并在合作上的深化，就得益于國家力量的推動。”為此，他提出三方面建議：
　　
其一，加快推進新能源管理制度創新。我國現行的能源管理體制存在管理粗放、權力分散、豎井分割、效率不高等弊端，嚴重制約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為此，建議把電力、油氣、煤炭、新能源、節能減排等相關領域的事務全部納入一個統一的管理架構之下，同時授予地方政府適度的能源管理權限，不斷完善能源法律法規，健全配套政策措施，增強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逐步建立和健全適應時代發展的能源管理體系。

其二，加大對新能源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徹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真正以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為標準，進行政策支持和資源分配，使真正有潛力、有能力的企業在國家新能源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在高端科研人才的激勵方面，應真正以科技貢獻大小為依據，做到一視同仁，確定海外歸國人才在兩院院士、國家科技進步獎、國際科技合作獎等國家重要榮譽和獎項的參評資格，以激發他們的研發熱情，避免高端科技人才外流。

其三，加大對新能源核心技術產業化的支持力度。在進行新能源產業布局時，要加大對能源關鍵技術產業化示范項目的支持力度，在項目審批、資源獲取、資金支持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以加快關鍵技術的產業化，盡早形成產業競爭優勢。尤其是對于那些原創型技術產業化項目，建議打破常規，優先落實相關政策，確保其在國內進行工業化示范，避免出現“國內開花國外香”的尷尬現象。尤其是要加快那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帶動系數大和示范效應強的關鍵技術的產業化示范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