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首次明確提出把大幅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作為約束性指標。而就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極端氣象災害的頻發，令普通民眾對于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有了更切身的感性認識。

作為國內研究能源環境、氣候變化戰略的權威專家，國家發改委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主任徐華清日前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指出，“十二五”是實現我國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的關鍵時期，加快我國低碳技術和產業發展、創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體制機制的攻堅時期，也是我國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時期。對于中國、特別是廣東來說，要及早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通盤考慮溫室氣體總量控制目標問題，適當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嚴格控制能源消費總量，著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對話人物

徐華清 國家發改委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主任

全國環境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溫室氣體管理分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科技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我國2020年溫室氣體控制目標、實 現 路 徑 及 支 撐 體系 ” 項 目 首 席 科 學家。2000年起參加中國政府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工作，是中國政府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團成員。

“十二五”是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關鍵時期

記者：您認為“十二五”時期對于低碳發展來說意味著怎樣的戰略機遇？

徐華清：“十二五”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及其調控政策可能出現的新特點和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可能出現的新形勢，將對我國低碳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第一，“十二五”是實現我國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的關鍵時期。如果各地沒有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主線上下功夫，仍一味追求高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即使實現了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標，屆時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及增幅仍將相當驚人。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十二五”時期相應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勢必圍繞著兩型社會建設這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進一步要求各地增強危機意識，走低碳、可持續發展道路。

第二，“十二五”是加快我國低碳技術和產業發展，創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體制機制的攻堅時期。低碳技術和產業既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領域，也將對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揮重要的戰略性支撐作用，不僅有利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將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注入新的動力。“十二五”期間應著力培育新能源、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著力發展綠色服務業，著力構建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同時，還應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低碳技術創新體系，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全溫室氣體控制目標責任和評價考核制度，構建以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為核心的全民參與的行動機制。

第三，“十二五”也是我國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時期。坎昆會議并未完成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各方在實質性問題上分歧并未消除，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任務仍繁重艱巨。國際社會不僅對涉及我國發展權益的全球長期減排目標、排放峰值、以及“國際磋商與分析”等議題十分關心，也對我國努力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45%行動目標以及建立相應的統計、監測和考核制度的實踐拭目以待。因此，通過開展低碳試點，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發展道路，積累建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統計和管理體系的經驗，既是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實際行動，也是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掌握話語權、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的具體體現。

力爭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達到峰值

記者：對于中國、特別是廣東來說，下一步發展面臨著碳排放的剛性約束，面臨碳關稅、碳標簽的直接威脅，應對氣候變化已經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大機遇。但破解能源、資源和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是一個世紀性的難題。您認為要注意哪些問題，才能讓低碳發展真正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雙贏之策？

徐華清：一是要提高認識、高度重視，努力增強工作針對性和自覺性。正如汪洋書記所指出：實現低碳發展意義重大，必須立足當前，著眼未來，理清思路，率先探索，務實推進，抓緊實現低碳發展，培育經濟新增長點，著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有較大的提升。開展國家低碳省試點工作，是廣東“科學發展、先行先試”的重大實踐，也是廣東積極承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責任的迫切需要。只有使低碳發展理念成為各級黨委政府、企業和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才能探索出一條具有廣東特色的低碳發展道路。[page]

二是要在“十二五”期間明確提出一個富有挑戰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中共中央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明確提出把大幅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作為約束性指標，并加強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統籌國內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提高森林覆蓋率等相關工作，這是體現長遠利益和人民意愿的國家戰略意圖，也是進一步明確并強化了地方政府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責任的指標。廣東作為經濟發展水平國內領先，總體發展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能源對外依存度較大的東部發達地區，理應在“十二五”期間提出一個具有約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并力爭到2020年左右使全省的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達到峰值，以便有效控制和合理引導產業與企業的發展，形成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為強化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約束探索經驗并發揮示范作用。

三是要及早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通盤考慮溫室氣體總量控制目標問題。除了人口增長外，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因素還涉及到經濟發展速度、工業化進程、城鎮化模式、消費模式、技術進步等。即使到2020年廣東省實現單位地區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0%的目標，如果未來十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屆時全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將有明顯的增加，如果年均增速再提高一個百分點，意味著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幅將進一步增大。面對國內外日益緊迫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新形勢，需要廣東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及早提出溫室氣體總量控制目標，并以此剛性約束為基礎，適當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嚴格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強碳捕獲、利用及封存技術的研發和示范。

廣東可探索差異化二氧化碳排放控制

記者：廣東作為國家低碳試點省，擔負著為全國發展低碳產業體系、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先行先試的重任。但是廣東在開展低碳試點工作時，應該如何突出廣東特色，科學制訂目標，更好地引導產業、企業發展？

徐華清：一是在確保實現全省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的前提下，充分考慮省內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和能力，在省內探索實行差異化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對經濟較發達、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大的珠三角城市試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其他城市則可根據合理要求，自主確定減排行動目標，而對重點高耗能、高碳排放企業設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等指標。

二是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探索建立政府推動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體制機制，包括：建立差異化的二氧化碳排放考核制度；創造條件逐步開展限額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探索建立低碳信貸、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體系，拓寬低碳發展企業融資渠道等。

記者：您曾經說過：“開展低碳試點最反對、最要防止的就是低碳概念的操作、低碳概念的標簽。”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我們身邊的社會生活中，低碳、綠色、環保概念已經呈現泛濫的趨勢。現實中有哪些“偽低碳”現象是您最反對的？廣東在進行低碳試點的時候，又該如何把好“門檻關”呢？

徐華清：探索低碳發展道路是一項需要長期努力和實踐的事業，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需要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資源環境約束，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約束，引導全社會走低碳、可持續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則是以低碳為載體，如低碳產業、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能源、低碳技術、低碳消費等，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質性轉型。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最需要防止的就是低碳試點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出現快速增加的現象。建議廣東合理確定經濟增長速度，適當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提高行業和企業二氧化碳排放準入門檻，并與深圳市的低碳試點工作方案做好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