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實施節約能源法，應當把握正確的理念。”全國人大環資委調研室副主任翟勇指出，要在正確理解節約能源理念的前提下，明確為什么要節約能源，怎樣節約能源，什么是正確的節約能源行為等。

為此，他從反對浪費、提倡合理利用資源和正確的節能減排觀等方面，向《法制日報》記者進一步說明了節約與浪費、節約資源與資源合理利用、節約能源與節能減排的關系，由此對有關如何正確理解節約能源的一些基本理念問題作了深入、具體的探討。

把反對浪費納入法制軌道

“節約不是空談的，是有針對性的，這個針對性就是浪費。”翟勇指出，提倡節約和反對浪費是不可分割的，反對浪費就可以真正實現節約。

“我們的社會在反浪費問題上做得很不夠。”翟勇說，在當年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地犯罪”，后來把貪污罪寫入刑法，而對浪費行為，不但沒有入刑，甚至連基本的行政責任都不予以追究。

關于節約與浪費問題，翟勇認為，如果從法制社會的視角看問題，節約是社會引導行為，這種行為是較為溫和的，但其實現目標的效果是有限的；而反對浪費是社會治理行為，需要運用法律的強制力解決問題，通過反對浪費來實現節約，其效果應該是良好的。

“節約能源法沒有對浪費行為予以規范，而僅僅規范節約行為。”翟勇指出，法律主要有引導和強制兩個功能，而節約能源法更多體現的是引導功能，缺乏有效的強制力，甚至沒有直接涉及制約浪費行為的強制力，因此，僅僅憑借這樣一部法律難以實現節約能源的目標，必須把反對浪費納入法制軌道，才能真正實現有效、合理、科學的節約，也才能真正實現節約能源。

樹立理性利用資源的觀念

翟勇認為，要保證節約能源目標的實現，不能一味地強調“節約”。節約是有前提條件的，也是有標準約束的，除了前述的提倡節約與反對浪費有關外，更需要充分理解的是節約資源與合理利用資源的關系。

1982年我國在修改憲法時，明確了一個關于人類利用自然資源法律規范的憲法原則，即憲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的“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

翟勇說，這一規定十分科學，也把握了人類如何正確利用資源以及能源的標準問題。

“提倡節約是有標準的，也是有界限的；同時，反對浪費也是有結果的，也應當是有標準的，那就是資源的合理利用。”翟勇認為，人們不論是鼓勵節約資源還是反對浪費資源，其結果既不可能走向絕對的“節約”，更不可能走向絕對的“浪費”，而都會走到“合理利用資源”上來。

什么是合理利用資源呢？翟勇說，人類通過不斷形成的各種產業來規律性地利用資源，到今天為止，任何利用資源、能源的行業、產業行為，都已經形成了其利用資源的規律，在這樣的過程中，人類不斷摸索出各個行業、產業利用資源在數量和品質上的特性，因此也就決定了人類在各個行業、產業的生產和服務過程中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狀況，并不斷地用技術規則甚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翟勇強調，把握“節約資源”與“合理利用資源”關系的關鍵和根本目的，是要促進全社會在利用資源的合理性上多做文章，這就是理性利用資源的觀點，即法制意義下的資源利用觀。

準確把握節能減排的含義

節能減排這一概念是2006年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

“它來自國際社會的政治壓力和我國自身發展中解決全局性問題的需要。”翟勇指出，從這個“規劃”所確立的節能減排的原意看，應當包括節約能源和減少污染物排放兩項內容，具體說就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降低10%左右。

翟勇解釋，節能與節約能源法的實施是緊密相聯系的，而減排則與節約能源法的實施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說到節能問題，翟勇分析說，節約能源法關于節約能源問題的規定是一個對國人用能行為長期的、持久的規范，它沒有具體的時間要求和數量要求，僅僅是一個理性要求，而“十一五”規劃關于節能的要求是有著時間和數量約束的，是一個較為具體、明確的要求，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帶有感知意味的行為要求。

再來看減排問題。翟勇認為應當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減少排放的意思；二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三是關于減少污染物排放。

最后來看節能與減排的關聯關系。應當說，節能和減排是一致的，只要減少能源的利用，自然就減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但反過來，減排和節能就不完全一致了。因為，我們這里所說的減排是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也就是說在排放的總體物質中，要特別把污染物減除，這樣就不一定節能了。

翟勇最后強調，如何實現節約能源的目標，保證節約能源法的有效實施，其中有著很多復雜的因素，不是簡單的理念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相反，過多的理念又會導致在現實中出現問題。如果要提出各種理念，就應當明確這些理念的真實含義，否則無論是節約能源法的實施還是節能目標的實現，包括節能減排任務的完成都會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