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機不會影響中國核電的長期發展趨勢，但短期減速在所難免。在核知識、核理念、核基礎單薄的中國社會，核電每一步發展都頗為艱辛

突如其來的日本核危機，使得中國的核電發展問題又重回到原點——核電是否安全，該不該發展核電，既定的核電計劃是否過于冒進？

3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決定，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立即停止建設；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并要求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在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已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決定一出，悲觀者擔心，日本核危機會成為中國核電發展的轉折點，高速發展勢頭剛剛開始即告結束。

國金證券(15.94,0.06,0.38%)3月16日發布的研究報告認為，目前國家所關心的不是如何利用核電進行能源轉型，而是如何穩定民心，消除對核電的恐慌情緒。該報告斷言：作為政策主導型的行業，核電正在遭遇滑鐵盧。

但是，規模龐大的中國核電計劃真的能戛然而止嗎？碳減排承諾和壓力仍在，能源需求依然增長，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為唯一路徑。水電資源豐枯受限，地域受限；風電、太陽能發電成本過高且不穩定；生物質能發電技術并不成熟——核電幾為中國必然選擇。

2005年，中國核電政策由適度開發調整為積極發展后，公開提及核電時，決策層必談“安全”。2010年9月，在中國核工業創建55周年座談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專欄)明確表示：沒有核安全，一切無從談起。

同樣在2010年9月，嶺澳核電站二期3號機組投入商業運營。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兼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干杰在演講中表示，中國核電“勢頭不錯，隱患不少，務必保持清醒頭腦”。

李干杰明確指出，當前核電建設質量控制壓力持續加大，形勢不容樂觀。核電建設過程中，雖然沒有發生特別重大的質量事件，但小的問題卻是發生了不少，并且其中許多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引人深思和擔憂。

對清潔能源和GDP的饑渴迅速戰勝了核危機帶來的恐懼，日本核危機結局未及明朗，中國核電行業的決策傾向卻始終清晰。

3月12日，國家環保部副部長張力(專欄)軍在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亦表示，安全高效地發展核電，是實現未來清潔能源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

3月21日，國家核應急協調委員會研究員馮毅非常明確地告訴《財經》記者：“中國肯定不會拋棄核電的，之前制定的高效發展核電的方針也不會動搖。”

“對在建項目不會有影響，在進行一輪安全檢查后，基礎打得更扎實，反而會有利于中國核電發展。”馮毅表示。那些已經開始前期工作的項目，要重新進行安全審核，安全標準可能會提高，如果審核通過，獲得審批不存在太大問題。

《財經》記者采訪發現，除了28個在建核電工程仍在追趕進度外，湖南、湖北、廣東等地此前已開展“前期工作”的核電工程也未誤工期，席卷全國的“核電躍進”并未駐足。

中國核電飛速發展的投資盛宴依然誘人。國金證券的研究報告認為，短期內中國對核電安全性憂慮可能放大，對核電相關公司的股價將產生一定壓力，但從長期看，在三代核電技術特別是AP1000的國產化問題解決之后，中國核電仍將步入快速發展軌道。

3月23日，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資深顧問費·喬治(George Frampton Jr)和理查德·梅瑟(RichardMeserve)對《財經》記者表示，美國在三里島事故后，無論是監管方和還是核工業方面都采取了許多的措施與改變，安全監管有重大提升。此次日本核危機之后，全球一定會有非常多的討論和研究，中國可以從中學到很多。

費·喬治曾經擔任美國核管制委員會“三里島”核泄漏事故特別調查小組的副主任兼組長，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環境事務首席顧問。理查德·梅瑟曾在1999年至2003年擔任美國核監管委員會主席。

“中國在核工業方面和美國有合作，我們有共同的利益，來確保全球核電站的安全。不管是監管方還是核工業企業，都要保持合作，互相學習。”費·喬治對《財經》記者說。

五年躍進

經濟飛速發展、能源缺口巨大，中國開始高速發展核電的背景與當年的日本非常相似

日本核危機之前，中國核電正在經歷罕見的快速發展。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統計，2005年以來，中國共核準13個核電項目，34臺機組，總裝機容量達3702萬千瓦。最近五年來，中國年均有近700萬千瓦機組獲準開工建設。

2007年10月，《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 》(下稱《規劃》)公布，計劃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機容量達到4000萬千瓦，裝機容量比例從不到2%提高到4%，核電年發電量達到2600億到2800億千瓦時。

這一計劃在推出后不久，目標便不斷上調。2011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的與會專家向《財經》記者透露，國家能源局設計的“十二五”核電發展目標是，到2015年，在運項目裝機容量達4000萬千瓦，開工建設項目裝機容量達3800萬千瓦，核電發電量達3200億千瓦時，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2.2%。

這一目標不可謂不宏大。截至2010年底，全國核電發電量為473億千瓦時，在一次性能源消費中占比僅0.5%。

而更宏大的目標仍在后面。2011年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提出，2020年全國核電運行裝機容量要達到8600萬千瓦。有關材料顯示，目前全國各地準備新上的核電項目總規模已達2.26億千瓦，三倍于上述計劃。

龐大的核電投資帶來的是龐大的市場。中信證券(14.04,0.00,0.00%)研究認為，2020年前中國核電運行規模70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是最低目標。這意味著，總投資額高達4000億元的核電建設即將啟動，年均市場容量近400億元。目前，采用二代或二代半技術的核電站投資成本約每千瓦1000美元，三代核電站測算成本約每千瓦2000美元。

迅猛急速的核電發展計劃，與中國緊迫的能源需求有關。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計，到2015年，全社會用電量將達5.99萬億千瓦時到6.57萬億千瓦時，“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長7.5%到9.5%。到2020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將達7.85萬億千瓦時到8.56萬億千瓦時。“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長為4.8%到6.7%。

蜂擁而至的核電投資熱潮，更與地方政府倚賴投資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思路有關。

Frost&Sullivan咨詢公司能源與電力系統分析師曹寅告訴《財經》記者，出于拉動GDP和稅收增長考慮，地方政府均希望核電快速上馬，有些省份由省領導親自“掛帥”抓核電項目，“地方雖沒有審批權，但可以不斷向能源主管部門申報”，希望將本省項目納入規劃，已經納入規劃的省份又要求提前開工。

相關央企的投資沖動也不可忽視。“核電是個大蛋糕，誰都想來分一塊。”中廣核內部人士如此形容，但“核電市場并不是誰想進都能進的，門檻較高，不大可能完全放開”。

據中國廣東核電集團(下稱中廣核)內部人士透露，華能、華電、大唐、國電等四大電力集團早已垂涎核電經營權，曾多次向上級部門呼吁放開核電控股經營權，以便讓更多主體參與到核電建設和運營中去。

《財經》記者了解到，決策層有意讓兩大核電開發企業中核與中廣核保持平衡。消息人士透露，國家會保證兩大企業獲得項目的步調基本一致，之前中核與中廣核每年均會一前一后地獲批一個至兩個項目。

在經濟高速增長、能源價格上漲、電力缺口巨大、節能減排壓力增加、央企與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國核電高速發展幾近必然。這一幕與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核電飛躍式發展時的情景十分相似。

世界核能協會(WNA)統計顯示，1971年至1979年，日本共有20座核電機組投入商運；1980年至1989年，日本又有16座核電機組投入商運。20年發展的數量，占日本目前在運核電機組55座的65%。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對《財經》記者表示，彼時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傳統能源供應緊張，電力缺口增大，核電成為最恰當選擇。

快速發展中，危機悄然孕育。“為追求速度，日本多采用美國西屋公司沸水堆技術，這種電站建設起來更快。”韓曉平說，也正因為要快速上馬建設，技術設計有欠周到，如福島核電站在設計時未考慮到海嘯會把柴油發電機沖毀。

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引進三代技術(美國西屋公司AP1000和法國阿海琺公司EPR)并努力國產化的初衷，考慮安全之外，更是為了日后能夠批量建設。

2005年之后，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新一輪石油價格上漲周期來臨，最高時每桶突破140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的石油需求亦連年攀升，2009年超過4億噸，其中超過半數都依賴進口。這像極了日本當年的處境，中國核電“高效發展”的策略應時而出。

速度不減

在建核電項目正在抓緊施工，前期準備階段中的核電項目也在積極籌備

許多人一度相信，日本核事故后，中國核電發展或將迎來拐點，減速在所難免。

曹寅認為，國務院會議精神中，暫停并不是關鍵詞，修改長期規劃才更值得玩味——“調整完善”就是“調低目標，減少建設項目”的變相表達。他預測，沿海、內陸等位于地震帶上的項目將首當其沖。例如，遼寧省的一批已立項項目可能會被叫停或撤掉，一些老化或出現過問題的，如大亞灣核電站，可能會停堆檢修。

中廣核在給《財經》記者的郵件回復中亦提及，3月13日，中廣核集團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對在建和在運核電站進行安全評估。評估的重點是在運核電站的專屬安全設施、應急電源、重要廠用水源等應急設施的有效性。

憂慮情緒在中廣核內部從事新項目開發的員工中蔓延。上述內部人士透露，一般選好廠址后他們會迅速接洽地方政府，商談居民遷移等問題，眼下這項工作可能放緩。

產業觀察者中仍以樂觀者居多。3月21日，農業銀行(2.72,0.02,0.74%)發布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核電產業發展將更加穩健，日本核泄漏會促使中國加強核安全，但“十二五”期間核電投資不受影響。多家核電站運營、建設企業負責人亦對未來表示樂觀。已開展前期工作的多個內陸核電站并未停止建設，參與某項目建設的人士透露，新一期采購工作正在進行。

湖南、湖北、廣東等地處在前期準備階段的核電項目，也在繼續推進中。山東核電公司網站信息顯示，日本地震發生后，山東海陽核電站1號機組的施工仍在進行。3月23日，1號機組的蒸汽發生器開始焊接。有媒體援引華能集團方面的消息，號稱采用“四代”核電技術的山東榮成核電站的前期籌備工作也在進行中。

中廣核臺山核電項目的前期工程如期推進。3月23日，《財經》記者了解到，該項目“三通一平”已基本完成，主體設計已進展30%，設備和材料采購仍按原計劃進行。

不過變化也在出現。中廣核內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原來預計臺山項目會在年內獲得“路條”，開展主體工程建設，“現在看難度加大，可能要拖到明年。”該人士還透露，公司在建項目和所有待批復項目需要重新評定，但在建項目的建設速度不會慢下來，嶺澳二期4號機組仍將如期在7月商運。

3月21日，中廣核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公布當天，下屬工程建設公司還在武漢與相關企業召開核電站籌建會議。他相信，“避開這個敏感時期，重新審核通過后獲得審批，應該沒問題。”

中廣核是當前世界上同時開工建設核電站機組最多的企業，正在建設的機組包括嶺澳核電站二期、紅沿河項目、寧德項目、陽江項目、臺山項目、防城港項目、陸豐項目、咸寧項目等。另外，有蕪湖項目、四川三壩項目、韶關項目、佳木斯項目等正在開展前期工作。

3月22日，湖北能源集團董事長肖宏江告訴《財經》記者，咸寧內陸核電站已獲批開始前期建設，“國務院只是再次重申安全，并沒有叫停建設，前期工作仍在繼續開展”。肖宏江說，國內許多內陸核電站的前期工作均已展開，至于誰會最先獲得“路條”，“這是國家發改委宏觀調控的事。”

對于外界盛傳的大亞灣核電站三期易址一事，中廣核內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該工程前期工作尚未開展，“不定因素太多，現在談沒有意義。”

此前曾經調研過多個核電站項目的華彩咨詢董事長白萬綱對《財經》記者表示，暫停核電審批只是一個“臨時性政策”，中國核電發展的腳步不會改變，但核電分布規劃可能出于平衡考慮會有所調整。

必然選擇

或者成本太高，或者不成熟，其他清潔能源技術難堪大用，從長遠看，核電發展計劃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對于中國可能調低核電發展規劃，甚至暫停新項目審批的預測，不愿具名的資深電力分析師指出，“十二五”規劃綱要剛剛公布，如果中國整體核電規劃目標調整，各地已出臺或正在準備的核電規劃同樣面臨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大可能說變就變”。

3月21日，農業銀行研究報告也認為，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期，對能源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長，需要多渠道增加能源供應，核能無論從成本還是發展空間來說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該報告認為，長期看中國“會進一步加大對核電安全的研究和投入，但日本核事故不會阻礙核電行業的正常發展”。

3月16日發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將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11.4%的目標。按照政府此前承諾，到202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將占一次能源消費的15%，其中核電貢獻比重為4%，這已表明未來十年中國核電必然大發展。

上述資深電力分析師表示，核電規劃目標若下調，將會給其他清潔能源，水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帶來更多利好。但水、風、光等能源形式不容回避的劣勢，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大規模發展核電的不可或缺。

2005年至2009年，由于涉及環保和移民等兩大敏感問題，百萬千瓦以上級別的水電項目無一獲得國務院批準。雖然“十二五”期間水電開發基調設定為大力發展，但水電建設成本提升、周期長、營運回報低等問題難以解決。

國投集團二灘水電開發公司總經理陳云華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水能資源約在2025年前就可開發殆盡，核電作為恒定電源應積極發展。合理的搭配是，核電提供穩定電力，水電承擔調峰作用，二者相互協調。

曾狂熱一時的風電，在“十二五”期間將被控制發展節奏，其電力不穩的缺陷使得電網企業不愿意接納風電。國家電監會原主席邵秉仁向《財經》記者透露，迄今只有三分之一的風力發電獲得上網機會。

至于太陽能和生物質能，前者上網電價即使降至1元/千瓦時以下，發電成本仍是核電的兩倍多。后者尚處技術摸索階段，難以規模應用。

研究人士指出，中國非常規天然氣儲量豐富，在沿海大力建造天然氣發電廠或可替代核電。然而，天然氣的過度壟斷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打破，勘探和開采投入不足亦難迅速解決，高昂的發電成本更令其難以形成競爭優勢。

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網刊部主任汪兆富對《財經》記者分析，規模性與經濟性是核電發展的最大優勢，可長期穩定、帶基本負荷滿功率運行，不受氣候、日照條件等影響，每千瓦時電能成本較火電站低20%以上。

以秦山核電站為例，一期、二期、三期上網電價分別為0.42元/千瓦時、0.39元/千瓦時、0.46元/千瓦時，均低于浙江火電每千瓦時0.47元的上網電價。

目前，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的總投資約在10億至20億美元間，開發業主一般依托項目成立公司，或全額控股，或與地方能源企業和外資企業合資，在投入20%自有資金之外，其余八成資金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銀行人士認為，核電項目的借貸主體多出自軍工，資產優良、信譽良好，新成立的業主公司沒有歷史包袱，核電業務本身營利性頗佳，因此多數銀行愿意提供大額授信。

美國TechPrecision公司首席執行官詹姆斯·米力那羅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需要更多的能源，而在成本上不可能讓太陽能實現核能的效率。對于中國和印度來說，是不得不發展核能。因為相比傳統能源和其他新能源，核能是最便宜的發電方式。

Tech Precision公司正是核電技術巨頭西屋公司反應堆技術的提供者，當下，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正在被中國廣泛采用。

導致中國核電加速發展的外部因素也依然存在——中東局勢動蕩可能引發新一輪石油危機，地區經濟高速成長造成電力缺口持續加大，地方政府為拉動GDP和稅收增長而對大型投資項目過度渴求、大型央企的投資沖動強烈等。

按照“十二五”規劃，2011年至2015年，單位GDP能耗下降目標為16%，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此兩項均為約束性指標。分解至地方后，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被分為五類，確定的單位GDP能耗降低率在10%到18%之間。

在上述多重背景之下，中國核電政策從“適度利用”轉變為“積極發展”，再轉變為“高效發展”。多位分析人士強調，雖然接下來發展核電的態度會更加謹慎，但從中長期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發展核電仍是決策者的上佳選擇。

技術試驗場

引進最先進的技術讓中國核電產業在受惠的同時，也讓中國承擔了先期運營試驗的風險

“同時上馬的項目太多，發展的步伐有點快。”中廣核從事核電工程建設的人士承認。近年來，不少業內人士對中國現有條件能否支撐大規模核電建設表示憂慮。

該人士指出，核電人才稀釋太快，“比如做過一期工程的經驗人士有100人，因為后續項目越上越多，這100人被迅速分散到各個項目中去，身邊都是一批剛剛進入行業沒有任何經驗的年輕人，造成項目建設困難加大。”

據介紹，核電站投入運營后，兩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配備800人到1000人，其中核相關專業400人。而一名合格核工程技術人員大致需要四年到八年的培養時間。中國核電大發展背后，專業人才培養不足的矛盾突出。

技術成熟度不夠也阻礙著中國核電發展。1月，國務院研究室范必和唐元在《望》雜志撰文指出，核電裝備制造水平不高、核燃料供應與后處理能力不足將制約核電快速發展。

國家發改委要求，除壓力容器、主泵等核心設備外，其他設備的國產化率要達到70%至90%。但是，許多核電裝備企業以往主要制造常規電力設備，制造核電站裝備的質量保證體系并不夠健全。

有裝備企業人士透露，雖然中國已擁有每年制造多套百萬千瓦核電機組裝備的能力，但由于產品質量不穩定，技術標準不統一，設備拖期現象十分嚴重，每年完成一套百萬千瓦機組的成套裝備也很困難。

國際上正在運行的核電站大多采用第二代核電技術，但基于“引進先進技術、統一技術路線、實現核電全方位自主化”等考慮，2004年9月，中國政府決定將三門和海陽共計四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面向國際招標，要求必須采用第三代技術。

2007年5月，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成立，國務院將其定為引進和建設三代技術的主體，持有60%股份，中核、中電投、中廣核和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各按10%比例出資。

第三代技術主要有美國西屋公司開發的AP1000和法國阿海琺公司開發的EPR，中國與這兩家公司談判多年。最終，三門和海陽使用AP1000，中廣核在廣東臺山則使用EPR建設兩臺機組。

中電投總經理陸啟洲在今年“兩會”期間對《財經》記者表示，核電站建設有兩大瓶頸，一是人才，二是對技術的掌握程度，后者直接決定成本和運營安全。

不過，目前全球還沒有使用第三代技術建成的核電站投入運行。浙江三門使用AP1000技術開工建設的機組是全球第一臺，此機型之前只存在于圖紙上，沒有任何實際運用經驗反饋。

在臺山項目開建之前，采用EPR技術的芬蘭奧爾基洛托3號核電站和法國弗拉芒維爾3號機組有兩臺已開工建設，但工期延誤嚴重，拖沓三年仍未能投入運行。兩個歐洲項目進展緩慢，法國電力公司一直希望能將臺山項目打造成EPR技術的標桿工程。

詹姆斯·米力那羅對《財經》記者表示，對于中國來說，采用AP1000是明智之舉，這一技術已經成熟，可以大規模采用。

但是，上述參與EPR項目的工程建設人士透露，“設計在不斷變化中，邊建造邊改進，每天的技術變更都有上百個，質量、規格、型材、管道數量、壁厚、彎管角度等，建設時間表不好說，成本也不好計算。”

在項目交流中，該人士了解到，浙江三門的AP1000項目也存在類似情況。

引進最先進的核電技術，使得中國核電產業有機會占據核電技術最前沿，但是風險也隨之而來。上述工程建設人士不無擔心地說，中國已成為第三代核電技術的試驗場，在引進技術的同時，要讓中國產業界迅速完成技術的消化吸收，達到發改委所規定的國產化率指標，難度更大。

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由于目前第三代技術尚未完全成熟，此次日本核事故之后，第三代技術的大面積推廣可能會有所延緩，需要等三門和海陽的三代機組上線運營穩定后才會大面積推廣。

“尤其是內陸核電站，出于安全性和影響范圍的考慮，肯定會更加謹慎。”該業內人士說。

核陰影難消

日本核危機仍未過去，國內民眾驚魂未定，中國核工業界的樂觀分析能否獲得民眾信任？

2010年9月，李干杰在演講中直言：“盡管中國核電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但這種發展的社會基礎還很脆弱，特別是公眾對核電的信心和信任還不十分堅定，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軒然大波，嚴重影響對核電的接受度。”

果如斯言。日本核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公眾對核電安全性的關注急劇上升，因擔心核輻射，東部沿海等地爆發了民眾“搶鹽風潮”，這些荒唐行動成為李干杰演講最好的注釋。

民眾對核技術存在異乎尋常的恐懼，超大規模的核電發展計劃與民眾的恐懼之間鴻溝仍在。對中國公眾而言，核技術更多地與致命武器相聯系，與切爾諾貝利的災難景象相聯系。因陌生、神秘而更添恐懼，因恐懼而更添誤解，在核安全主管部門看來，中國社會的核基礎異常單薄。

在中國核電產業大發展之際，能否盡快消除民眾內心的恐懼？能否盡快回答民眾，特別是核電站周邊民眾“核電站是否安全，極端情況下是否仍舊安全”的疑問？

“兩會”期間，中核工業建設集團總經理穆占英對《財經》記者表示，核電發展速度快慢，并不是拍腦袋決定的，發展的前提是必須保障安全。“你所具備的能力、設計、設備制造、建造能力、調試、運行能力的成長能否跟得上，決定于國家能力的成長，這兩三年非常關鍵。”

樂觀者認為，國內在運核電項目的技術領先于日本福島核電站，公眾不必過于擔心。中廣核內部人士介紹，正在運行的大亞灣及嶺澳核電站，已針對可能出現的事故，設置了多道安全屏障和多個專門針對事故的安全系統，安全系統均采用冗余設計，一個部件出現故障并不影響安全功能。海邊的核電站在設計時也布置有防波堤，可抵御6.5米左右高的海浪。

中廣核方面表示，除對在運和在建核電站進行安全大檢查外，還將按最嚴格標準對所有核電站新廠址進行安全評估，重新篩選廠址，在核電站選址過程中，會綜合考慮周邊公眾安全。在廠址確定后，針對可能受到的影響，核電站周邊劃分有5公里、10公里等不同的應急區域。在核電站建設和運營過程中，也建立了完備的應急計劃、應急設備和應急體系，并進行定期應急演習，確保核電站在可能發生事故時，周邊群眾能及時安全地轉移。

但是，日本核危機仍未過去，國內民眾驚魂未定，中國核工業界的樂觀分析，能否獲得民眾的信任？

2010年9月李干杰專門提及一起事件：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燃料棒包殼出現微裂紋，導致放射性水平升高，雖然低于正常運行限值的十分之一，滿足技術規范要求，放射性物質沒有進入到環境，也未對公眾和工作人員造成影響和損害。但這一事件仍引起境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產生了很大影響。

李干杰不無擔憂地表示，試想一下，如果核安全方面真的出現問題，公眾和社會將會有何種反應？那必將嚴重動搖甚至摧垮中國核電發展的脆弱基礎，后果不堪設想。

就在李干杰演講一個月之后，大亞灣核電站的1號機組又出現了一次“運行事件”。國家核安全局在通報中認為，這一事件的國際核事件分級為1級，沒有產生放射性后果，對工作人員以及環境的影響在允許范圍內。

兩次事件的級別不高，卻都引起了媒體高度關注。深究其原因，除了媒體以及民眾核知識欠缺，核電運營方對公眾可能產生的較大情緒，也缺少足夠的預見和應對。

對核電技術的恐懼伴隨核能技術利用的全過程。國內外核電發展的歷程充分說明，嚴格高效的監管政策與透明公開的建設管理政策，是消除民眾“核陰影”、確保核電順利發展的最佳途徑。

國外的經驗或可借鑒。3月24日，費·喬治在郵件中對《財經》記者表示，美國新建核電站需要經過非常細致的審批過程，申請方必須對選址提出書面申請，獲得建造許可，并舉行公開聽證會，公眾有機會提出質疑和反對。

但是，最終作決定的不是公眾，而是名為核管理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獨立機構。該委員會成員由總統任命，但總統無權推翻委員會的決定。

李干杰建議開展核電科普，使公眾了解、接受核電，建立信息發布機制，增強公眾對核電的信任感，及時應對不良炒作，避免簡單問題復雜化。念及時下情形，確為良策。

安全監管啟示

完全依賴系統自身的處理能力和安全手段是有問題的，監管方和操作者都必須清醒認識并踐行安全第一的原則

談及中國核電野心勃勃的發展計劃，英國《經濟學人》周刊近期雖出語偏頗，卻不失為一種提醒：核電站的運作，需要可靠和透明的監管，需要運營者與監管方之間的制衡以及高標準的建設質量。福島核電站在這些方面沒有做好，因此造成現在局面。而在這些方面，中國更一無是處。

每次核電危機也必然帶來核電技術和監管的進步。外界已經開始反思日本核危機處理失當之處，地震之前，東京電力公司涉嫌數據造假廣受質疑。

3月23日，費·喬治和理查德·梅瑟在共同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監管力量必須非常強大。完全依賴系統自身的處理能力和安全手段是有問題的，監管方和操作者都必須清醒認識并且踐行安全第一的原則。

三里島事故直接導致了美國核電運行協會(Institute of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下稱INPO)的成立，也讓所有美國核電企業深受觸動，這些企業達成協議，確保各家核電站都對彼此的安全性相互監督。

交互檢查的做法，來自于美國海軍相互檢查核動力航母和潛艇的經驗。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后，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WorldAssociation of NuclearOperations，下稱WANO)成立，借鑒了INPO的做法。包括中國在內，全世界的核電站都加入了WANO。2002年，在國防科工委和國家原子能機構的推動下，中國成立了核電站運行評估和運行經驗交流委員會。2007年，中國核能行業協會成立，負責組織企業相互檢查，此稱為“同行評估”。

3月24日，馮毅向《財經》記者透露了國內核電站相互安全評估的方法。一般評估團隊由20人至30人組成，在特定電廠工作兩周到三周時間，通過發現事實偏差找出存在問題，寫出報告。五年以內綜合評估至少一次，專項評估至少兩次，間隔不能超過三年。

在核電業內，每個電站的評估情況都是公開的，形成了高度統一的安全責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馮毅透露，2010年總計有三場評估，其中包括大亞灣核電站的應急反應評估。

評估的最后結果發現，核電站強項非常少，一般一項到兩項，最多三項到四項。而發現的問題卻很多，每個綜合評估報告發現的待改進領域約有30多個，待改進項目超過100個。

“這是卓越標準，是‘天花板’；政府設定的安全標準都是準入門檻，是‘地板’。”馮毅說，評估結果出爐后，核電站要在2個月內制定修正計劃，18至24個月內整改落實，1年或1年半后再接受復查。

應對緊急情況時，美國的核電站須不斷將其應急計劃告知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核管理委員會。必要時，核管理委員會、國土安全部應急管理部門、能源部、環境保護局和其他的聯邦機構也會加入協調危機處理。

費·喬治認為，這個應急機制滿足了兩個需求：第一，政府機構和核電站方面及時保持最好的信息共享，協同工作把需要的資源調向核電站。第二，這樣的程序和辦法可以保證讓最新的信息得到反饋，對公眾相對透明，公眾能夠相信政府和核電站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應對緊急情況。

“在安全上有深刻的認識，確實可以減少事故發生。” 費·喬治說。

《財經》記者獲悉，2010年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批示開展核安全規劃的編制工作，由國家能源局電力司牽頭，國家核安全局以及相關工業企業和行業協會參與起草，至今已數易其稿。

參與過前兩稿討論的專家告訴《財經》記者，安全規劃草案由前言、國內外現狀、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安全標準、保障措施、附件等部分組成，從分析國外核安全監管的長短板入手，提出了中國實施核安全規劃的路線圖。

“由于此前能源局從未編制過類似規劃，沒有經驗，初稿內容存在很大缺陷，沒有抓住要點。”該專家指出，前兩稿缺少安全目標，包括行業總體目標、技術目標、管理目標的設定，也沒有涉及核工業界所崇尚的安全文化建設內容。在安全技術基礎性研究、安全平臺如實驗室搭建等問題上，是政府大包大攬投入，還是鼓勵以企業為主投資，仍在討論中。

上述專家透露，在核安全投入方面，國家預備與企業共同分擔，二者將按照1∶2或者1∶3的比例進行出資。目前，安全投資約占項目總投資成本的15%左右，以每千瓦成本1000美元計，若2015年前要開工建設裝機容量達3800萬千瓦的項目，屆時國家財政的核安全支出將達到17億美元至28億美元。

“目前的核安全投資全部是企業行為，中廣核和中核希望國家財政投入其中，但規劃尚未征求其他電力集團意見，變數很大。”該專家認為核電站建設是市場行為，理應由項目開發業主全部承擔安全成本，國家行政部門只需承擔好監管職責即可。

3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確定抓緊進行核安全規劃編制工作。上述專家透露，核安全規劃已預備提交至國務院，預計今年上半年即可出臺，“完善調整”后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也將會與其同時出臺，“規劃目標估計不會下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