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時光的罅隙回望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歷程，我們不得不承認，當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的“用原子能發電是動力發展的新紀元”這一論斷是何等的高瞻遠矚

3月11日，日本發生了9.0級地震。福島核電站頓時危機四伏，核泄漏陰云籠罩全球，反對核電的聲音再次響亮起來。

此種情景，不禁讓人想起廣東大亞灣核電站。作為我國大陸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之一。它的建成，當年曾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百萬港人“反核”風波。

回首過去，人們也許會問，作為大陸“第一個吃螃蟹” 的大亞灣核電站，它的脫穎而出，經歷了怎樣的故事？百萬港人“反核”風波，又是如何平息的？

胎死腹中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發展核電與爆破原子彈的計劃便被提上日程。1955年，薄一波副總理在其主持制定的《原子能計劃12年大綱》中指出“用原子能發電是動力發展的新紀元，是有遠大前途的”，但因為諸多原因，原子彈研制秘密進行了，核電發展卻屢遭擱置。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華東用電告急。1970年2月8日，周恩來總理聽取上海市委匯報后表態說，要靠核電解決上海和華東的用電問題。但是，因為“文革”等原因，大陸的首座核電站遲遲未能開工。而同時期的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都建造了大量核電站。核電站發出的電量已占世界總發電量的16％。核能發電，顯然將成為未來工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1978年2月，中國原子能電站技術考察團赴法國對核電站進行考察。考察團建議在江蘇江陰建設蘇南核電站，計劃引進法國兩臺90萬千瓦核電機組。1978年12月4日，鄧小平會見法國外貿部長弗朗索瓦后宣布，中國向法國購買兩臺百萬千瓦的核電機組——這兩臺核電機組，后來陰差陽錯地成為大亞灣核電站的起點。

然而，1978、1979年間，我國外匯儲備不到40億美元，而這兩套設備需花費31.38億美元。對于蘇南核電站的決策，中央領導層成員各執一詞。反對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蘇南核電站31.38億美元的造價預算，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講無異于天文數字；而支持者中，又就中國核電的發展形成兩種不同意見：有的主張依靠自己、立足國內；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應該引進技術、合作生產或成套進口外國先進設備。

爭議持續了幾個月，大家依舊各說紛紜。恰在此時，1979年3月28日美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三里島核電站事故。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決定蘇南核電站緩建。蘇南發展核電的計劃由此胎死腹中。

峰回路轉

蘇南核電站最終偃旗息鼓，但中國發展核電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1978年5月，中國派出代表團考察西歐5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法國，代表團初識核電這種新能源。當時的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也是考察團成員。廣東當時缺煤少電，水力資源也少得可憐，工廠經常每周開四停三，省委領導對此絞盡腦汁。“要想發展經濟，最重要的前提是能源。”多年后提及此事，王全國表示那次出訪西歐給他帶來了巨大震撼。此后在廣東發展核電的構想就在他腦海里揮之不去。

鄰近的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剛剛經歷過一場世界石油危機的沖擊，對能源短缺這一“短板”也大為撓頭，主動提出要在廣東建核電站。但與蘇南核電站一樣，廣東也面臨著龐大的資金缺口，得自己想辦法。由于廣東電力資源并不像華東那樣緊張，似乎不具備建核電站的先天條件。

盡管蘇南核電站因種種原因緩建了，廣東仍心儀核電。1979年，廣東兩次邀請美國核電建設專家林杰克來華傳授經驗。當年5月，第二次來到廣州的林杰克帶來了一個在廣東建核電站，把部分電量賣給能源稀缺的香港，以取得外匯償還建設核電站所欠外債的方案。

這一獨特超前的思路，可謂是石破天驚。正在為廣東缺電寢食難安的王全國，頓感喜從天降。1979年，廣東電力公司積極與占香港地區發電量70％的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接觸。雙方對合營核電站的想法一拍即合。1980年底，《在廣東省合營核電站可行性研究聯合報告》在廣州舉行簽字儀式。同時粵港兩家公司聯合編寫出可行性報告。五本報告清晰地勾勒出合營核電站“借貸建設，售電還錢，合資經營”的圖景。按照測算，核電站的預計注冊資產為40億美元，運營15年便可還清貸款，20年的合營期結束后，核電站及收入歸屬中方。
可行性報告在1981年4月送審。此后，兩家電力公司等待了20個月。

何以等待這么長時間？作為我國第一座商業核電站，廣東核電站一開始就邁出了合資經營、技術引進、外資借貸、負債運行、電力出口的大步，許多方面在當時內地都是空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爭論。時任電力工業部部長的李鵬在日記中提到，1981年5月至6月，國務院召集11部委共284位領導、專家對可研報告進行審查。審查會開了29天，可研報告還是沒能通過。

廣東核電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經濟測算——支持者認為，合營為無本生意，機會難得；反對者認為，注冊資金數目太大，90％以上的核電站投資都是利用外資，讓人不放心。[page]

5月7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第三次討論廣東核電站問題。國務院領導指出，廣東發展核電的條件最有利，自己沒有投資多少，還可以賣電償還貸款，比起借外資搞其他項目，風險算是小的。如果“六五”不搞，香港是不會等我們的。這個機會一失，10年之內不要想再搞了。

1982年12月13日，國務院第四次討論廣東核電站問題，并最終拍板將廣東核電站正式確定下來。這一天，李鵬在日記里寫道：“今天是有重大意義的一天。核電站項目基本通過，我和選平心里實在高興。”

“反核”風波

隨后的選址便成了頭號問題。歷經重重考察，位于深圳市東部的“大亞灣”在廣東電力局初步勘察的4個地點中最終脫穎而出。

據曾任水電部副部長的彭士祿回憶說，地址最終選在大亞灣麻嶺角，不僅因為這里附近的海水平靜，冷卻水源充足，淡水來源豐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個小村莊幾十戶人家的移民工程，而且這里的地質構造好，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地震，地質地殼結構穩定。

經過一系列的籌備，1985年1月18日，粵港雙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合營合同，大亞灣核電站工程正式啟動。次日，鄧小平會見香港中華電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時說，“大亞灣核電站是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這是了不起的事情!”

1985年1月26日，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簡稱合營公司）董事會成立，65歲的王全國從湖北省委常務書記任上調任為董事長。2月9日，合營公司正式開業。

然而，就在經過數輪艱苦談判，中英法之間三大合同準備草簽的時候，1986年4月26日凌晨，蘇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

這一全球性災難事故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緒也波及到距大亞灣50公里的香港。“大亞灣核電站將使香港成為一座死城”、“大亞灣核電站采用的壓水堆技術是核電站中最危險的一種” 有關大亞灣的流言在香港街頭隨處可聞。當地56個社會團體甚至發動了104萬港人簽名請愿，要求停建、緩建大亞灣核電站。一些反對香港回歸的政治勢力借機興風作浪:“你們不是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嗎？現在香港人反對建核電站，你們聽不聽香港人的意見？”在香港回歸的敏感時期，反核風波上升為事關國家利益的重大政治問題。

李鵬將當時的嚴峻情況向鄧小平做了匯報。7月10日，鄧小平表示：中央領導對建大亞灣核電站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央會充分注意核電站的安全問題。在核電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為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一錘定音。

此后，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幫助下，廣東核電合營公司迅速開始了成立后的首次危機公關。中國核協會和合營公司在香港舉行核技術展覽會，向公眾進行核知識的科普宣傳。隨后幾個月，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紛紛組團到大亞灣核電站工地參觀訪問。港英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門也自行前往歐美考察核電站。這以后，當地媒體逐漸轉向，民眾關于“核電危險”的觀念逐漸改變，“反核”風波最終平息。這場的“普核”運動，成為我國公共關系教科書上著名的案例之一。

1986年9月23日，大亞灣核電站“三大合同”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當年10月合同生效。大亞灣核電站工程歷經七年漫長歷程，終告全面開工。

中國核電建設從大亞灣核電站高起點起步。目前我國在建核電機組80％以上均來自大亞灣核電站所形成的核電技術。廣東大亞灣成為中國核電事業大發展的裂變基地。

1994年，大亞灣核電站獲美國《國際電力》雜志 “1994年度電站大獎”，是全世界五座獲獎電站中唯一獲獎的核電站。《國際電力》評價說：“大亞灣核電站成功地推動了中國進入商業性核電的競技場，展示了中國的核電決策者和建設者所表現的驚人的決心、毅力和奉獻精神，體現了中國在與外國伙伴一起實施一項復雜的高科技工程項目時克服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和文化差異方面的杰出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