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參加氣候變化大會的首席談判代表、日本政府環境保護和經濟政策上最有影響力的智囊和制定者之一，參與過“京都議定書”修訂的植田和弘在接受新快報記者采訪的時候毫不掩飾地表示，受本次福島核電站的核泄漏事故影響，國際環保界之前所提出的，利用增加核電站實現碳排放大規模削減的計劃，要實現已經“非常艱難”。但植田和弘還是樂觀地表示，這次事故有可能對節能減排的技術革新起到促進作用。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雙方必須坐下來，共同探討新形勢下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1　核電三大問題同時顯現

新快報：最近日本地震頻發，這些年中國或旱或澇，冬天巨冷，夏天酷熱。世界各國也都遭遇了不少氣候變化的惡果。您作為環境問題的專家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植田：單只說環境經濟學對氣候變化的看法，我認為有兩點特別需要關注。
　　
第一是如何取得低碳發展。換句話說是取得綠色增長，這里有日中兩國合作的很大余地。我認為這里有一個綠色革新的存在，是對舊有方式的工業革命進行一次革新，取得新的發展。

再一個是該如何考慮解決環境問題的框架。南北經濟有著巨大的不同，各自面對所處的經濟階段不同，面對的問題也不一樣，而地球環境問題需要所有國家參加，這就需要有一種新的理念，把過去那種競爭改為合作，在合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各自的努力。

新快報：在過去幾年里，人們將核電看成了實現減排的一個重要出路，但現在福島核電站的危機卻讓人擔心核電項目會直接給世界環境帶來問題，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植田：到2030年為實現二氧化碳的減排而增加核電站數量的想法，在這次的核電站事故后，要實現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了。

核電有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第一是安全問題，現在就是這方面出了大問題；第二是核輻射。記者也清楚，核電站內的核輻射問題，周邊居民遇到的問題，以及向海洋傾倒核輻射廢水的問題等，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幾乎同時浮出水面。第三是使用電力的地方與發電的地方并不在一處。東京電力公司在福島縣發電，然后輸電給東京使用。出了事故，發電地方的居民就要疏散，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很多人認為，發電與用電應該在同一個地方，不能自己消費，把危機留給別人。這樣的觀點今后可能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至少建新的核電站的時候，這樣的想法會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

日本目前有54座核反應堆，而其中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的事故，實在太嚴重，而且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住了，我不是核電問題的專家，到底何時能說控制住了這場事故，我自己也不清楚。

今后日本必須非常慎重地運營這些核電站。對已有的核安全標準要重新審核。至于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幾個已經注入海水的反應堆，我個人認為是需要報廢了。

2　只能通過節能減少排放

新快報：我們估計東電的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在短期內是無法運營了，這就出現了一個電力不足的問題，而東電開動其他火力發電站，則會出現二氧化碳減排問題的增加。日本是否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植田：動用火力發電設備進行發電，就算是日本的技術很先進，但要維持現在東京需要的電力，就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這是肯定的。我想比較重要的是控制能源的使用，進行徹底的節能活動。而且應該借這個機會，讓自然能源的使用比率有個比較大的提高。

再有就是提高各個發電廠家的合作，從其他地方調動電力來缺少電力的東京地區。日本是不同地區有各自的發電廠，在東京電力公司出事后，調用其他電力公司的電力，比如北海道的電力來東京，就是一個解決的辦法。建變電站總要比建發電站容易很多。改革供電體制，已經提到了日本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了。

另外日本的鋼鐵廠等企業有自己的發電站，開動這些企業的發電站也是個解決的方法。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日本在解決地球溫室化過程中，不會因為福島核電站事故而停滯下來。日本應該會出現一種技術革新的態勢。

3　中日應當共謀技術革新

新快報：植田教授覺得中日之間能在技術革新上進行合作嗎？

植田：當然能，日中兩國也必須坐下來談在這個問題上的合作。

在技術上，日本向中國出口的階段已經結束，現在是東亞新時代，日中兩國共同發揮作用的時代。
　　
我們不能從一個國家的角度看待環境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環境問題同樣是全球化的問題，也有了我們去處理一個規模特別大的問題的機會。在這個時候就不能只考慮競爭，而在很多場合需要我們去考慮合作，去建設一個合作的社會。國際合作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了新的可能。在合作的基礎上又會發生新的競爭。

新快報：具體地說，在哪些方面中日能夠尋找到新的合作點呢？

植田：在研究開發方面，在共同發現新技術、使用新技術方面，就有很多的合作可能。再比如說，剛才我們談到了福島的核電危機，日中兩國在防災方面、在環境保護方面等等進行合作的提議，在很多年以前已經提了出來，現在更有了實施的可能。

我想東亞的這方面的合作，可能和歐盟（EU）的成立有些不同。歐盟是通過經濟及政治的合作，走向同盟的。東亞可能更多的是從環境開始，逐步找到我們的共同點，摸索出我們合作的方式、途徑，然后走向新的合作。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應對，這就讓我們有了共同尋找突破口的途徑。

在共同應對環境問題的時候，東亞需要抱有一種一體感。在這里不是講誰高誰低，而是去尋求一種共同的體驗。

4　中日環保合作前景看好

新快報：不過很多時候我們看不到東亞有歐盟成立前的那樣態勢。歐洲國家有很多企業家、政治家為歐盟的成立盡心盡力，而我們在東亞似乎還看不到這樣的人物出現。

植田：過去沒有，不見得今后也不會有。1960年，日本還沒有環境省，但現在有了。再比如1997年制定“京都議定書”時，我們對中國很快會成為汽車大國的可能性，考慮得很不充分。等中國進入到汽車社會后，中國大規模削減二氧化碳的任務也就跟著重了起來……

事物在不斷地進化。我們不僅在看歐盟、學歐盟，我們更在追趕歐盟，建設一個不同于歐盟的新體制。我想如果有了信賴關系，經濟交往就會更多，就會有更大的發展機會。

新快報：專家和學者在解決問題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植田：各國的學者已經動了起來。比如共同開發新的技術，共同商討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等等。

學者也開始讓企業參與到了這種研究中來。一些建筑企業，開始考慮該如何通過建筑新的住房、廠房來減少能量的使用等等。很多企業在共同開發新的節能方式，這種共同開發的方式是過去所沒有的。

如果從論文的數量上看，中國的論文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了日本，中國對技術開發的投資也非常的大，有大量的技術開始從中國開發了出來。當然，日本也并沒有放緩自己的研發速度。

我希望日中的共同研發，不僅在環境保護上出大的成果，同時通過我們在經濟學方面的共同努力，今后能讓日中兩國學者共同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相信，這樣的合作不僅在物質上，也會在非物質方面，如藝術、文化等各個方面取得成果。經濟學的諾貝爾獎、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又會回過頭來促進我們在環境問題上的合作。[page]

5　日本減排計劃極具挑戰

新快報：我們看到日本政府提出的“雙50計劃”，您是否能介紹一下？

植田：我正要說這個計劃。“CoolEarth 50”說的就是到2050年讓地球的溫室化氣體減排50%。這就是你提到的“雙50計劃”。

這也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計劃。這需要讓工業先進國減少排放，發展中國家不能增加排放。這里有一個“后產業革命”的概念，是一種不增加排放量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方面要減排，另一方面要維持經濟發展。

新快報：我們看到了鳩山由紀夫前首相提出的到2020年減少溫室化氣體排放量25%的承諾，但我們更多地聽到了一些日本企業、媒體堅決反對的聲音。

植田：鳩山前首相不僅提出了2020年減少25%的排放量，日本更提出了到2050年減排80%的目標。

要實現這個程度的減排，日本有三個方面的工作必須做，第一是導入環境稅，或者是說碳稅。第二是大量使用自然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等。第三是使用碳交易。企業不能完成的減排通過碳交易的方式來完成。

新快報：最后想就植田先生的環境經濟學進一步提幾個問題。經濟學是門分析經濟效率分配機制等的問題，但到了環境經濟學似乎分析的對象變得更大了，您是如何定位您所從事的研究的？

植田：環境經濟學少不了要和氣候學掛鉤，但氣候學本身是門科學。氣候是跨國境的，環境經濟學就需要和政治，和關系人的行動問題的政治學掛鉤。但同時我們關心的重點在于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京都議定書”的承諾期為2008年到2012年，也就是明年，2013年以后國際框架該如何設計，我們該有一個什么樣的長期目標，如果是單純地做學術性研究的話，可以不考慮時間問題，但氣候的變動又讓我們不得不在2013年前拿出一個框架來。氣候變化是個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同時是個有明確地需要交出答案的問題。這樣的環境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同于普通的經濟學了。

貿易上出了問題，你可以去找某個國家的政府，但環境上出了問題，你找不到一個可以申訴的政府，世界并不存在一個這樣的政府。各國發展階段不同，南北需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既不是一個科學問題，也不單純是個政治經濟問題，短時間內不能解決，長期等下去又讓人受不了。

我自己是個學者，但也參加了日本政府對相關政策的制定。

預測

從高碳社會到低碳社會

環境稅將引起發展模式新變化

新快報：您之前在接受別的媒體采訪時曾東電核電站事故會不會影響日本導入環境稅？

植田：不會的，日本會按預定的日期導入“地球溫暖化對策稅”。這項稅是2010年6月18日在內閣決定的，將于今年10月正式實施。

其實在日本導入這項稅以前，已經有了一項石油煤炭稅，對千升原油及石油制品征收2040日元的稅，每噸氣狀碳化氫征收1080日元，每噸煤炭征收700日元的石油煤炭稅。但從今年10月開始，相關的稅額分別有所提高，原油調整為2290日元，碳化氫（天燃氣等）1340日元，煤炭920日元。2013年及2015年還有兩次再度上調的機會。

新快報：這樣的稅制會不會讓經濟發展模式出現新的變化？

植田：應該說是從高碳社會在向低碳社會轉變。不考慮環境限制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向需要考慮環境限制的增長模式轉變。這也是工業革命以來的一次巨大的變化。

我想對于國際社會即將要出現的這種變化，是所有國家都看到的，既沒有人反對這種變化，也沒有人能阻止這個變化，問題是這里有個“脫鉤”（decoupling）的問題。我們需要脫離舊的模式，進入到新的增長階段。

新快報：在這樣的條件下，產業結構是否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植田：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比如汽車，電動車的比率要大大提高，汽車產業要轉變成環境產業，綠色產業，否則就難以生存下來。

我要強調的是“綠色革新”。比如剛才說的導入“地球溫暖化對策稅”，就是要給“碳”標上價格，消費碳，排出二氧化碳等等是要付費的。

在家庭里，每天消費的碳，排出的碳都是要付費的，這使得所有家庭不得不減少碳的排放量。

新快報：工業先進國在過去數百年里并沒有負擔這部分費用，而今后要發展的國家需要付這個費用，會不會是不公正？

植田：解決的方法是工業發展先進國家多減排，發展中國家不增加排放。通過技術手段在減少排放的同時，取得經濟的發展。

再比如根據各國GDP的不同，先進國家可能每人每年需要交納150美元的環境稅，而發展中國家只交納5美元，拿這部分錢去從事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援。

新快報：還有一問題是可持續性。您認為這個制度可以持續執行下去嗎？

植田：實現可持續性的重要條件是，市民生活能夠在低碳條件下實現生活質量的提升及生活的富足。社會上通過設立新環境企業來增加就業，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應該變得“沒有增長，但很富裕”。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通過技術革新不僅在技術，也在銷售、制度等方面來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獲得利益較多的人、企業、國家，拿出一部分去補貼那些沒有獲得如此多的利益的人、企業及國家。我們還需要一種連帶思想，建設一個合作型的國際社會。

如果能實現這些，我想這個制度就能一直維持下去。

★印象

植田和弘 日本環境問題第一人

“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植田和弘”，運動員一樣勻稱的身材，個頭在1.75米以上的植田教授雙手遞過來的名片，僅有這么一行字。如果不是日本大使館負責經濟的公使山崎和之介紹說植田做過日本經濟企劃廳的委員，是數個政府委員會的重要成員，是日本環境問題第一人，我還以為他就是一名普通大學教授。

其實植田和弘教授就是不把自己在日本政府的各個委員會上的兼職情況都寫在名片上，至少他是日本環境經濟政策學會的會長，但似乎這都沒有讓他覺得自己是京都大學教授更讓人感到驕傲。植田在1983年拿到了大阪大學的工學博士學位，1997年已經升為京都大學經濟系教授，在母校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有了這樣的學術背景，植田成為山崎公使說的“環境經濟學第一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植田的環境經濟學。

“我去給中小企業的老板講這門學科時，告訴他們這是一門講持續發展100年的學問。老板們聽到這里就不愿意再聽下去了，他們只需要想3年內能否讓企業維持下去的問題。”植田說，“不僅日本企業，包括很多國家的領導人，真的能夠思考百年大計的人又能有多少。但是局部的合理并不代表整體的合理，都只考慮今后三年的發展，那么我們這個世界也就沒有了長期持續發展的外部條件。”

植田教授和中國學界、政府、企業有著頻繁的往來。《中國2050年低碳型成長之路》就是在植田的指導下翻譯成日文的。

★語錄

中國和日本是世界GDP規模第二及第三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能聯合起來，世界的環境問題也就能解決了不少。

到2030年為實現二氧化碳的減排而增加核電站數量的想法，在這次的核電站事故后，要實現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