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電網”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不斷發展中的概念，不存在絕對的標準。

21世紀以來，發展智能電網以及以智能電網為核心的智能能源網，在多個國家星火烽起，以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大力推動為階段性高潮，逐步成為世界范圍的一股潮流。而本輪智能電網發展——即21世紀初期電網的智能化發展，有著深刻而復雜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與社會心理背景，絕不僅是一次簡單的電網技術升級。

本輪智能電網發展，既是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結果，也是新能源技術發展與突破的需要，反映了當下歷史時期經濟社會對于更加安全、經濟、友好、可持續的電力（能源）體系的需求。智能電網的發展，或者說電網智能化的實現程度，不是單項科學技術的偶然突破，不是單個行業的內部升級，而是經濟社會整體發展的一個剖面。

因此對于智能電網，狹義的理解，就是自動化、信息化、互動化等“電網的智能化”；而廣義的理解，則應是一種多因素多目標的協調——第一個層面，電網是能源的輸送方式與輸送渠道之一，各國智能電網的發展，均應與信息、裝置等支撐技術，與新能源、儲能等應用技術，乃至消費者用電技術協調發展；第二個層面，在絕大多數國家，即使由私人投資經營，大電網均因其內在的公共性質而受到政府的多種管制，因此發展智能電網絕不僅僅限于電網技術性能改進或者電網投資者營利，核心使命還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

目前在所有國家，智能電網在技術層面都尚不成熟，成本昂貴并缺乏長時間可靠使用的實證，現階段均以研發、實驗、試點、示范為主要活動。目前唯一相對普遍被接受的智能電表項目，在絕大多數國家也至少還需5~10年才可能全面普及并形成信息網絡。但在很多國家，智能電網在社會層面已經成為一個超越傳統電力行業的公共政策問題，有關政府部門、企業、行業組織、技術機構按照各自的角色定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權力制衡的社會治理結構下，最終的推動力依然是各方利益的合力。

而在高度國際化的背景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發展智能電網的動因與目的、進程與進度、技術路線與未來方向，既有很多適應各自國情而產生的差異，也存在共同的邏輯脈絡，既有比較多元化的目標體系，也有相對比較近似的技術與政策措施，信息技術與電網技術的深度融合將促進更大范圍電力（能源）架構的趨同。而從分擔成本與技術風險出發，很多國家發展智能電網均同時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兼做新技術的消費者與提供者兩種角色，在技術不成熟階段搶占標準架構建設的制高點，既為創造互通互聯的技術創新環境，更為固化現有技術領軍者的收益，打通市場之路。

我國智能電網發展與上述脈絡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在產業與技術方面，雖然我國電網企業高度依賴信息及裝置產業，維護靠廠商，維修靠換件，但為充分發揮絕對獨家買方的市場優勢地位，常借技術標準或曰入網標準對市場進行干涉，目前為止電網與信息產業競爭與競合、博弈與合謀并存；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由于資源能源領域消極的價格管制，國人對于國際能源危機少有真正的切膚之痛（更關注壟斷集團的利益分配）而更樂觀于新的市場機會，新能源最大的推動力量來自虛擬經濟與時尚媒體，經濟支撐主要來自利益轉移（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普通消費者向時尚消費者）而不是價值創新；社會與文化方面，東京、香港等東亞城市供電可靠率標準顯著高于大多數西方城市，東亞文化圈的消費者相比西方人對于大型企業組織更多盲目信賴，我國單位能耗（電耗）的經濟收益與社會損失俱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集體主義教育下的消費者自助能力、平等意識薄弱，自然缺乏真正的自律與公益精神。對比中外的智能電網發展脈絡，方向是一致的，過程是不同的，規律是存在的，差異是客觀的。因此，我國發展智能電網既要研究國際上智能電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也要正視并妥善處理自身特殊的國情因素。

由于我國現階段特殊的政治體制、企業制度、行業格局與文化傳統因素，在智能電網發展中，電網企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政府也面臨更加復雜的使命與挑戰。

智能電網在很多國家已經成為一項跨界的社會公共事務，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依然是其社會影響與外部效益。因此對于電網企業來說，公平開放電網平臺，電網技術與相關支撐技術、應用技術乃至用電技術協同并進，作為事實上的領軍者主動與相關行業、社會各界形成合力，應成為我國電網企業社會責任新的重要內容。

智能電網涉及復雜的利益關系并影響到千家萬戶的日常行為，收益與風險并存，政府在其間的作用重要而微妙，既要大力推進技術進步鼓勵科技投入，又要控制全社會成本保護消費者利益，既要為社會指明遠景戰略與技術路線，又要不斷改進自身準確拿捏法規、標準、監管政策的時機與尺度。而在中國這樣國情復雜的大國，還要兼顧處理好支付能力差異很大的消費者，在資源配置中利益各異的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很不均衡的存量電網，社會責任與營利驅動雜陳一體的電網企業，此即所謂“智能電網需要智能政策”。

另外，雖然信息產業是推進智能電網發展的最基本動力，但IT產業的發展模式不能直接套用到電網領域。2007年以來世界范圍嚴重的金融危機已經揭示了缺乏監管的壟斷以及過度消費主義的危害。新能源技術革命是大勢所趨，但技術的成熟、產業的形成、制度的完善、觀念的改變特別是原有體系的新陳代謝都需要一個緩慢的實現過程，智能電網的發展既要積極跟進又不能抽象躍進。而不論技術如何進步、社會需求如何變化，電力系統最基本的技術經濟特性沒有變，作為社會公用事業的公益性質也無可改變，隨著智能電網的發展，電網的設備規模與地理疆界將進一步擴展、社會公共性質與外部影響將進一步加強、與相關產業相結合的附加服務與附加價值不斷提高、生產交易等各種行為的復雜性也同步升級，因此智能電網絕不僅是電力行業的內部事務，不可能僅僅是電網企業的一次技術升級與業務擴展，再用一直以來政府對行業傳統的管理方式也難以全面搞定。

本輪智能電網發展，對我國電力行業來說，也許真正難得的僅僅在于，智能電網發展的話題，將使我國電網發展、政府管電的問題公共化——如果說社會公眾對于“特高壓”還不知所云、對這些電力行業內部的爭吵還意興闌珊的話，那么，自從我國電網企業接過奧巴馬的大旗，利用智能電網話題賺足眼球打足算盤的時刻起，智能電網的話語權就不會永遠只屬于少數人。隨著許繼、平高事件對電網企業產業布局戰略的抵抗，隨著智能電表爭議對電網企業技術標準背后利益動機的拷問，隨著智能電網進入2009年4萬億應對危機緊急投資的落空，隨著發改委、能源局、電監會這三大管電部門2009~2010整整兩年來對智能電網話題難得一致的審慎旁觀遲遲不接招，我國智能電網發展的話題也越來越“中國化”。既然電網企業已經將其幾乎所有業務都裝進了智能電網這個新筐，那么我國電力行業以及政府管電那些以前不為公眾關注的問題，也都將在這個時尚的新語境中被展示放大讓世人皆知，與更多行業更多領域發生碰撞與交鋒，受到更多方面更多角度的審視與臧否。那么，這是否反而會成為推動我國電力深化改革、政府管電方式改進的一個新的契機呢？畢竟，一切運動皆源于矛盾。

如果說我國電力行業發展中存在著“重一次、輕二次、”“重發輕供不管用”的傳統弊病，那么在整個政府管理社會經濟中又何嘗不存在“重建設、輕管理，重形象、輕內容，重投資、輕效益，重供給、輕消費”等等痼疾呢？作為主要從二次系統入手并以外部效益為主、難以全面量化評價、缺乏顯赫外在形式的智能電網，在被作為融資旗幟或產業亮點之余能否真正扎實地深入或展開？作為對比，特高壓不論如何爭議，那些巍峨的鐵塔總會矗立幾十年，而10年之后智能電網這個時尚熱詞還能留在公眾的視野嗎？畢竟從歷史的角度看，本輪智能電網熱潮也只不過是電網智能化發展歷史長河中的一站——上世紀80~90年代，從老牌資本主義英國，到偏遠的新興市場阿根廷，從世界霸主美國，到名不見經傳的新西蘭，一股電力“市場化”的洪流席卷世界各國，而20年后再回首，當下實踐中“電力市場”的內涵早已超越當年作為熱詞時的原始本意，而融進了各國電力同仁對于電力市場客觀規律遠非昔比的深刻認知——那么，21世紀初此時此刻的電網到底能夠智能化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嗎？不重要嗎？重要嗎？其實，讓電網這一重要的公用事業走上更加合乎公益、更加合乎理性的發展道路，才是對所有人的考驗。（作者單位：中國電監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