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與杭州開往福州的D3115次列車在溫州境內追尾，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雖然大陸很快就為國內媒體的報道劃了紅線，官方媒體也異乎尋常地指出，事故動車是基于國外技術建造，但席卷全國的網絡問責風暴卻愈演愈烈。雖然事故發生在鐵路行業，考慮到高鐵和核電都是成功商業化的最大型、最復雜的工程技術，中國政府有必要深刻意識到，這次事故對中國核電發展的警示作用。

中國高鐵從2004年前的一無所有，在短短幾年做到運營規模及速度世界第一，走完了發達國家近半世紀的歷程。與此對比，中國核電規劃與高鐵的大躍進式建設，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2010年底，大陸核電運行裝機容量不過1082萬千瓦。雖然2007年發改委頒布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計劃在2020年前將指標增至4000萬千瓦，不過據大陸媒體報道，可能將這個目標大幅上調至7000至8600萬甚至是1兆千瓦。

值得慶幸的是，鑒于日本福島事故的嚴重性以及對中國民意的巨大沖擊，3月16日中國國務院迅速決定暫停審批新的核電項目，此舉標志著政府對核電開發變得更加謹慎。不過很可惜，中國最近又出現了核電大躍進的趨勢。7月發布的《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明確提到，要在2015年前引進消化美國第三代的AP1000技術，并將單機容量由1000提到1400兆瓦。相對中國的“高效率”，同樣的時間，可能還不夠一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核電投資人申請項目開工的許可證。

中國的核電和高鐵行業，在本質上都是以市場換技術的手段，從國際引進關鍵技術。除了國產壓水反應堆，中國還陸續引進了法國、加拿大、俄羅斯、美國的多種反應堆技術。但是從設計標準化、操作安全、維護簡易性的角度來看，在任何一個國家，同時運行維護過多種類的反應堆，都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核電發展模式。因此，中國需要立即限制堆型“八國聯軍”化的趨勢，并集中人力、物力，專注一到兩個標準堆型的研究、開發與推廣。

核電大躍進的后果更嚴峻

據報道，中國可能會放棄第二代反應堆，并轉而采用包括被動式安全系統的第三代技術。與此對照，這次溫州的事故，動車配備了據說能保證絕不追尾的中國列車控制系統。以此類推，不管第三代核電技術理論上如何安全，中國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識到，這類沒有經過實踐充分檢驗的安全技術，可以輕易地因為硬件失靈、設計錯誤或操作經驗不足等原因失效。

鑒于中國現行體制下社會矛盾的積累效應，中國領導人有必要從政權穩定的高度，理解重大核電事故可能的沖擊效應。1979年三里島核事故后，民間反核的力量導致美國30多年都沒有新建核電站。1986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加劇了蘇聯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并成為蘇聯解體的催化劑。2011年福島事故，導致日本首相菅直人被迫承諾會為此下臺，并使日本經濟遭受重創。中國如果堅持大上快上核電，匆忙上馬的大批核反應堆，很可能成為潛在事故的引爆點。如果考慮到人力資源不足的附加風險，任何核電大躍進在中國都可能以核災難的發生悲劇告終。

福島核危機后，德國宣布在2022年前徹底退出核電行業。不過由于中德兩國國情差別巨大，徹底放棄核電對中國來說并不可取。為了減緩國內諸多的能源和環境挑戰，中國的核電裝機容量進一步增長應該是無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必需意識到安全是核電發展之本。脫離開一個穩健的核電中長期規劃，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產業升級都不過是鏡花水月。

“7·23”溫州動車追尾雖然暴露了中國公共項目投資領域，因貪功冒進所引發的諸多矛盾，而且還造成了政府與執政黨的公關危機，不過，如果中國領導人能夠以該事故為鑒，大力整頓基建投資領域的亂象，并因此能對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的修訂三思而后行，那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未嘗不算因禍得福。鑒于核電開發的巨大風險與不確定性，發改委2007年公布的2020年國內核電運行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的規劃目標，短期內不宜上調。如果十二五期間，國內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引進能夠順利進行，中國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間再行調整。

作者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及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