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森是華能集團清潔能源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長，自從2009年12月23日上海石洞口第二電廠12萬噸級二氧化碳捕集項目建成投產以來，他就一直為中國第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忙著。碳捕集全稱碳捕集和封存技術，簡稱CCS，后增加一個“U”，即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簡稱CCUS。

中國的電量有70%來自煤電，而煤電的產生過程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就在12萬噸項目投產前半個月的12月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上向全球鄭重承諾：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減少40%~50%。

煤電碳減排便順理成章地成了個無法繞過去的坎兒。作為走向更大噸位的“忠實粉絲”，許世森希望從0到3000噸，到12萬噸，再到百萬噸這個碳捕集技術“三級跳”能夠成功。

前兩次，他跳出了世界前列的成績。第三跳卻遇到了困難。

三級跳

2011年6月30日，許世森接受《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專訪。這位掛著“博士生導師”頭銜的非學院派學者，其實更像個老板。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他未喝一口水就這樣連珠炮似地跟記者講述著他對加了個“U”后的CCUS技術的立場和對于建設百萬噸級位碳捕集項目的迫切心情。

“我們確實感受到了這種壓力和迫切性，應該說歐美也在拼命地往前趕，希望能夠超越，所以，我們希望在12萬噸的基礎上，做一個100萬噸以上的碳捕集項目。”許世森說。

有資料顯示，到2035年，化石燃料的發電量仍將占全球發電量的一半以上。而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截至2050年，應用CCS技術實現的二氧化碳減排量將占到屆時全球規定減排總量的20%。因此，CCS在燃煤和燃氣電廠及工業生產中的應用十分必要。

然而，中國對CCS技術的研究時間并不長，盡管從2008年3000噸的實驗項目已經走向了12萬噸的規模化捕集。即便中國給CCS技術加了個“U”后更重視捕集后的碳利用問題，但華能集團所捕集來的12萬噸碳并不能全部被市場所消納。那100萬噸以上的碳捕集項目捕集來的二氧化碳怎么消納呢？

但許世森顧不上這么多了，“從目前來看，我們是走在了一個國際領先的水平，但并不代表我們會永遠走在前列。如果說我們不把這個技術放大到100萬噸以上，有可能在幾年之后，比如說5年之后，被國外超出很遠”。

許世森不幸言中。2011年5月5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場主題為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的重要行業會議上，法國公司阿爾斯通電力宣布位于西弗吉尼亞州紐黑文市美國電力公司Mountaineer電廠的冷氨碳捕集與封存驗證項目成功運行。

阿爾斯通是全球電力行業的領先企業之一，其創新環保的領先技術已成為行業的參照基準。長期以來，阿爾斯通電力相信全面發展二氧化碳減排的發電解決方案對于應對氣候變化是極為必要的，其在提高各種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新建和現有電廠的化石燃料發電效率，以及開發CCS技術等領域都有經驗積累。

6月中旬，基于Mountaineer電廠等13個碳捕集項目的數據實證，阿爾斯通電力全球總裁朱倍賀（PhilippeJoubert）表示：“現在我們可以自信地說，碳捕集技術運行狀況良好且成本頗具競爭力。”

這讓許世森想第一個邁入百萬噸級位碳捕集項目的愿望落空了。

如果說許世森從0到3000噸完成了第一次優美的跳躍，那從3000噸到12萬噸則更是以世界第一的成績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跳躍，盡管第二次跳躍承擔了一定的風險，但這符合化工行業放大30~50倍的規律。

對第三次跳躍，許世森說：“這中間再放大10倍，應該說放大的風險很小了，技術和設備的可靠性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情況并不令人樂觀，除了阿爾斯通電力的150萬噸項目，許世森說：“美國有3個，歐洲至少有10個100萬噸以上的示范工程現在正在設計、建設，而且這些工程都有國家支持，屬于國家示范的項目。”[page]

中國還能不能趕得上百萬噸級位碳捕集項目的“末班車”，許世森常常反問自己該怎么辦。

合縱連橫

2011年6月2日上午，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的一個會議室里，許世森又一次站在了演講席上，他的每一次演講都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和支持CCUS這樣一個技術項目邁向百萬噸級位。

不過，這次聽眾不多。雖然這次“2011年中日綠色博覽會高層論壇”上，來的都是關注環境問題的專業人士，但由于這個會議室里的主題會議只是多個平行論壇中的一個，加上CCUS技術的特殊性，會議室里顯得有點冷冷清清。

會議主持人是年近80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教授倪維斗，但他的觀點是把碳利用放在首位，如果不解決碳利用問題，“單純考慮碳捕集后封存，不會產生任何的經濟效益，反而由于增加了監測、運行等成本，無論對于政府還是企業，都難以長期負擔這部分成本”。

這個觀點其實與許世森的觀點有些差異，他主張先掌握百萬噸級技術，有了成熟的技術，再考慮利用問題，但會上他的支持者寥寥，這讓他多少有點難過，但他仍熱情地對與會者甚至記者推銷他的理念。

其實，自2006年起，許世森就單獨或合作寫過碳捕集相關的學術論文10篇，發表在業內相關學術期刊上。這些都是他想把中國的CCUS技術推向國際化的努力之一。

“下一步，因為畢竟這些研發工作看不到經濟效益，怎么來投資，怎么組成一個國家項目，是不是要國家支持一部分，企業支持一部分來推動。”

據介紹，現在二氧化碳需求量最大的是石油開采。而隨著陸上油田勘探開發力度的加大，低滲透油藏已成為我國油田的重要增儲陣地。中國石化科技開發部油田處副處長胡鳳濤在接受《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采訪時說：“在傳統的意義下，很多低滲透油氣藏是難動用儲量，但如果采用二氧化碳驅油的方法，可能成為優質儲量。”

許世森也是對這種利用方法充滿了信心，“我們的捕集技術已經是半工業化了，再走一小步就到工業化了，然后跟二氧化碳驅油技術結合在一起，就能成為一個完全商業化的技術。”

而據美國的經驗顯示，平均三噸二氧化碳能夠驅一噸油，“從目前我們的二氧化碳成本來說，就是三四百塊錢，三噸也不超過1000塊錢，一噸油至少也有3000塊錢，所以，它的經濟效益還是很高的”。

在二氧化碳利用方面，國內的如中原油田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其濮城水驅廢棄油藏已連續14年綜合含水達到98%以上，水驅開發已無經濟價值。2008年6月，中原油田開始進行二氧化碳驅油試驗，井組日產油由原來的0.6噸最高上升到15.9噸。截至2010年3月，累計注入二氧化碳1.23萬噸，累計增油3272.7噸，預計實施二氧化碳驅油后井組采收率可提高7.9%。

當然，許世森沒有坐等。他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我們已經和陜西延長油田、勝利油田達成初步協議，盡管具體合作方式和價格還在‘拉鋸’，但畢竟邁出一步。”

博弈碳減排

許世森的自信無法感染那些反對派。因此，他的游說有時就演變成了一場唇槍舌戰。

“從我個人來說，對這個事件還是抱有一定的信心，同時，我個人會不斷地努力去做一些推動工作，因為要做大量的溝通和推動工作，我們希望將這些技術進一步地放大，使他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保持這個國際領先的水平。”

在一次會議上，許世森甚至很激動地指責反對碳捕集項目建設的人是目光短淺，“碳捕集作為一種潛在的、可供選擇的低碳技術，是中國必須儲備的一項戰略技術。現在做碳捕集項目的確需要付出高成本代價，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不付出一定經濟代價的話，以后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碳減排分為燃燒前、燃燒中和燃燒后三個過程。碳捕集作為燃燒后的碳減排技術，是否一定比在燃燒前和燃燒中減排更有優勢一直存在爭議。

而隨著燃燒前和燃燒中碳減排技術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下稱IGCC）的成熟，在該領域占有領先地位的日本專家在2011年6月2日的“2011年中日綠色博覽會高層論壇”上，他們就表示更熱衷于利用IGCC技術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009年6月初，國家發改委正式核準華能集團天津IGCC電站示范工程項目。這意味著碳減排技術在中國進入了多元化時代。該項目在2011年7月底投入運營。

但這并不是說CCS技術就沒有前途。2006年由一名律師轉行開始做碳交易咨詢和服務的一致人和國際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楊智良總經理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如果即將出臺的《中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活動管理辦法（暫行）》能夠把它納入其囊，那CCS技術的市場前景還是非常好的”。[page]

據美國大型市場調查公司BCCResearch的預測，未來五年全球CCS技術市場年均復合增長率將達到25.4%，從2009年的1250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3890億美元。

其中，燃燒后捕集和EOR（強化采油）市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9.1%，從2009年的661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590億美元；前燃燒和IGCC市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31.8%，從2009年的563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2240億美元。

但盡管如此，這還只是個“畫餅”，至少在中國還沒有看到能夠充饑的可能性。楊智良說：“碳捕集是美國人提倡的減碳技術和手段，投資巨大，我更主張項目減排或者行業減排，減碳同時促進低碳經濟轉型。”

一邊是CCS的未來誘惑，一邊卻是現實的旁觀，許世森所要面對的還不僅于此。他還要面臨更為嚴重的質疑：被稱為他“拜把兄弟”，最早向國人介紹碳捕集技術的呂學都的否定。

呂學都是亞洲發展銀行氣候變化與碳市場顧問，他現在是公開反對建設碳捕集技術項目的專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能耗大國而言，根本還是要提高能源利用率。企業在沒提高能源利用率之前，不要輕易嘗試碳捕集。二氧化碳收集、壓縮、運輸，這系列過程是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的。假如本來的能源利用率就不高，再加上裝這套體系還要額外耗費能耗，就等于需要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來達到收集二氧化碳的目的，完全是得不償失。”

而成本問題更是成了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強烈反對的關鍵原因。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項目管理中心副研究員馮升波表示，把排出去的二氧化碳抓回來，讓它不要散布在大氣中，看似簡單的過程，但每噸需要50~60美元的成本。

“以2006年計，我國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20億噸，假若捕集就要花費800~1000億美元，相當于7000億元人民幣。而這樣的巨額資金，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著實承擔不起。”

如果把碳捕集技術的成本附加到煤電價格上去，同樣得不償失，楊智良說：“如果煤電價格跟太陽能發電價格一樣了，那還不如把煤炭保留著，開發太陽能更劃算了。”

華能西安熱工研究院二氧化碳控制與減排研究所所長黃斌還算了一筆清晰的賬：以30萬千瓦規模的電站，一年捕集100萬噸二氧化碳為例，以往的電站投資大致在每千瓦4000元，一旦加上碳捕集裝置，其成本將變成每千瓦8000~10000元。

不過，朱倍賀預測，在2015年CCS技術達到商業化規模之時，裝備CCS設備的燃煤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率將可達到90%，其發電成本根據電廠燃料和位置的不同將介于6.5~8.5歐分/千瓦時（約0.65~0.85元/千瓦時）之間。這一價格與可再生能源發電相比已具有極大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