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目前沒有明確的標準，一窩蜂發展所謂的低碳產業卻因技術創新不夠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

　　●“低碳城市”成為一些地方爭項目、出政績的新概念，所謂的低碳產業往往是以高污染和高能耗為支撐

　　日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第二屆“低碳發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上表示，今后5年，我國將適時擴大低碳城市試點的內容和范圍。

　　相對于國家的謹慎規劃，各地卻早已“轟轟烈烈”地拉開了低碳序幕。目前，內地已有至少100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目標。

　　光伏產業被稱為把“污染留在國內”“新能源帶到國外”

　　9月20日，浙江省海寧市政府表示，晶科能源控股公司污染環境事件基本平息，該公司1.2GW的生產線已經停產，第三方調查也在加緊進行。

　　作為一家太陽能產品制造商，晶科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硅片、電池片生產以及光伏組件制造，是一家典型的新能源企業，而新能源產業在公眾印象中是一個綠色、低碳的行業。為什么這么一家“低碳企業”卻反而成了污染元兇？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表示，光伏電池在產生能源的過程中并不會產生污染，污染主要來自光伏電池的生產環節。目前國內生產光伏產品的主要材料為多晶硅，而多晶硅的生產技術主要為“改良西門子法”，會形成大量四氯化硅等氯硅烷副產物和氯化氫。

　　我國光伏企業引進的多是國外的落后技術和設備，做不到閉環式生產，加上一些企業為降低成本，對工藝掐頭去尾，省掉了污染物的回收、處理等環節，就造成了對環境的損害。“國外企業由于生產工藝的原因，一般不會產生污染。這些被認為沒有污染的光伏企業，在我國卻成了高污染企業。”傅蔚岡說。

　　中國機電商會光伏產品分會的數據顯示，我國光伏產品出口量日益增長，短期內難以改變“市場在外、原材料在外、技術在外”的現狀。目前幾乎所有的技術設備和九成以上的原料依靠進口，98％的產品銷售依靠出口。于是太陽能產業就被不少人稱為“把污染留在國內”、“把新能源帶到國外”。而目前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低碳產業，正被很多城市當成建設“低碳城市”的主要抓手。

　　“燒著高碳的煤，生產低碳的節能燈”，低碳發展往往以高碳為支撐

　　河北保定，昨天的黑風口，今天的“中國電谷”、“太陽能之城”，已有新能源企業近200家。山東德州，過去以扒雞聞名，而今，太陽谷微排大廈成為城市新名片。浙江建德，誓要消滅所有大樓的空調外掛機，代之以“水空調”。上海、北京、無錫、蕪湖、珠海、成都……近年來，地不分南北，城不分大小，幾乎都聚集在同一面旗幟——低碳城市下，探索低碳發展模式。

　　怎樣才算“低碳城市”？“目前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很難說哪些是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說，“發展低碳城市是一個過程，我們強調的是不斷向低碳化邁進的方向。”
雖然沒有官方標準，但各個瞄著低碳的城市的主要抓手大體有四：發展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以替代傳統產業，提高新能源的綜合利用水平，推進節能減排，倡導市民低碳生活。這四個方面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城市的低碳化，但在具體實施中也出現了不少誤區。

　　首先，一窩蜂發展所謂的低碳產業，卻因技術創新不夠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地方政府動輒提出建設低碳產業園，進行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發應用和產業化，罔顧城市本身的產業基礎和科研實力。”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畢軍說。隨著“低碳經濟區”大量興建，光伏、多晶硅等產業產能已經出現過剩苗頭。

　　其次，有些城市將“低碳”簡單地理解為節能減排，刻意減少高碳行業的比重。事實上，我國仍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還需要許多高碳行業，這些可以通過低碳技術進行改造，但不能完全摒棄。“低碳建設應該進入統領性的整體城市規劃，而不僅僅是工業減排的附屬品。”潘家華說。

　　第三，有的城市倡導市民綠色出行、低碳消費，卻不從制度上營造鼓勵的氛圍。“鼓勵大家騎自行車，但在一些高檔的場所，卻不準停自行車，只許汽車停。”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傅林說。

　　于是，在各地爭建低碳城市的大潮中出現了這樣的悖論：低碳發展的背后往往是高碳支撐。有時為了發展某低碳能源或技術，卻導致更多的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燒著高碳的煤，生產低碳的節能燈”，就是這種現象的鮮明寫照。

　　不能將所有新能源產業都等同于低碳產業“大干快上”

　　“目前城市低碳化發展往往更注重技術層面。我認為技術層面的低碳是次要的，體系的低碳才最為關鍵。”潘家華說。國內城市低碳化轉型缺乏體系和規劃以致設施和產業質量低下。“有的城市低碳產業選擇不當。部分新能源產業是否屬于低碳產業還需商討，如硅材料、煤制氣等在制造出碳排放量低的能源產品過程中，也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判斷一個產品是否低碳，得分析其全生命周期，才能進行綜合的碳收支評價。”潘家華表示，在國內低碳城市建設中，規劃層面的全生命周期應用還不多。

　　“溫室氣體雖然是一種變相的‘污染物’，但不會在其產生地直接、快速地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而一個行之有效的低碳城市建設規劃可能要在20年內才能顯著降低城市的碳排放，遠超出地方官員任期。”畢軍說，“權衡之下，低碳城市規劃難免流于形式。”

　　有專家擔心，“低碳城市”在一些地方事實上成為城市營銷的新概念，地方官員可以用“低碳城市”的名義招商引資，對政績進行新一輪包裝。畢軍認為，在一個城市開展低碳建設之前，首先應重視低碳技術、基礎研究、制度建設。否則，空談多于實踐，口號多于行動，最后就是“無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