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

當前發展核電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而是決策能力和決策機制；最大的障礙是信任危機。世界各國的核路線受到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核電政策不可跟風。

雖然福島核事故、德國宣布放棄核電帶來的公眾焦慮已經暫時和緩，對于我國核電未來發展的疑問仍未解決。

近日，《中國投資》專訪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在他看來，中國的核電已經采用了IAEA最新修訂標準，并進行了謹慎的選址而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而從現實的能源需求看，核電依然是多元化的一次能源結構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周大地認為，世界各國的核路線受到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核電政策不可跟風。而當前中國發展核電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而是決策能力和決策機制；最大的障礙是信任危機。

核電：多元格局不可替代

《中國投資》：您如何看待核電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大地：對于我國來說，核電不僅是一種重要的發電技術，更是重要的一次能源。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能源結構中又偏重于煤炭。目前國際上即便是煤炭大國，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也很少高于20%，而我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中的70%以上，非常高了。

從今后的我國能源需求來看，雖然現在有各種不同的預測，但基本上主流觀點認為到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量還要達到50億噸標準煤左右甚至更多，2010年消費是32億噸，那么在這個基礎上增加20億標準煤，靠什么？除了煤炭，天然氣還有余地，但預計只能從1000億立方米提高到3000億立方米，也就是達到4億噸標準煤，增加部分是3億噸標準煤；石油，目前的產量已經達到高峰，從長遠看，未來還會減少；水電，目前有2億千瓦沒有開發，可以增加3億-4億噸的標準煤。總體來看，國內的常規能源增長潛力有限，如何提高能源供應，改善能源結構，就要看還有哪些可能性。

雖然我們對可再生能源寄予了厚望，但是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可以利用的風電有10億千瓦，即使開發了所有風電，也只能提供6億噸標準煤的能源。但實際上，全部開發還有技術難題；太陽能是豐富的，但太陽能在今后很長時期都會是最昂貴的，而且1億千瓦的電池能量只能提供4000萬噸標準煤，我們規劃的10億千瓦太陽能也就4億噸標煤。

滿足未來的能源需求，很多人認為應該加大煤炭的開發強度。但是我國煤炭的開發強度已經遠超世界各國，導致現在礦難不斷，不管開發管理技術怎樣，大量的地下開采和復雜的地質條件下，都很難做到安全有效。當然短期內提高煤炭的產能是可以，但從國際經驗看，以后不可能再大幅提高，甚至可能因為安全問題、地面破壞、生態問題而降低產量。煤炭開采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過去年平均1萬人，現在每年2千多人，而且會對地質造成長遠的影響，幾十年都不宜居住。何況還有各種二次污染，對水、大氣造成的污染，導致癌癥的增加和人類的提前死亡。

所以，核電不是發電的問題，而是一次能源的供應問題。總體來看，在當前的能源平衡中，核電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能源，它是經濟的、高效的、穩定的能源，從投資角度看比風電和太陽能更具有優越性。

對于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核電來提供10%以上的一次能源。如果這部分能源用風電來提供的話，需要4億-5億千瓦風電，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可能；由太陽能提供的話，1億千瓦核電需要6億-7億千瓦替代，這都不太容易；而生物質能則更不具有可行性。

因此，為了保障能源供應，總體上應該多元化，降低對煤炭的依賴。當然，如果中國有大量清潔高效的能源，可以不發展核電。但就目前來看，我國近年來要增加能源需求，要保護環境，又不可能大量進口，因此，核電是高效安全的，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替代的。

中國核電政策不應跟風

《中國投資》：德國棄核之后，您認為我國的核電該如何走？

周大地：德國放棄核電，有其自身的復雜原因。首先德國民眾長期在東西方對立的政治背景下，長期受到核恐怖宣傳的影響，形成了“核不安全的”的認知，這種認知根深蒂固。其次，從德國的能源形勢來看，德國早已實現了能源的優質化，而且能源消費已經達到了高峰，今后不需要提高供應，甚至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還可能會減少能源消費。所以他們目前新增的能源需求，可以部分通過可再生能源解決。另外，德國的棄核決策也是本屆政府的一種政治性的決策，下屆政府會不會也堅持，還有待觀察。

事實上，現在宣布放棄核電的只有德國和意大利，而他們也不排除從法國進口核電。核電大國如美、日、法、英等，都不放棄核電，甚至重申了核電的安全性，表示要繼續發展核電。我國的核電政策不應跟風。

《中國投資》：您認為當前發展核電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該如何克服？

周大地：我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技術，而是決策能力和決策機制。現在在核電問題上，存在對政府、對理論的信任危機，這是最大的障礙。由于核電技術復雜，科學事實不容易被普通民眾所認識，而媒體的科學性也不足，因此出現了這種信任危機。

其實核電不是技術不可靠、不安全的問題，而是事故之后該如何看待核電的問題。福島核事故說明，核電設施在重大自然災害下也有發生重大事故的可能性，任何安全都是相對的。但正是因此，核電事故也是十分有限的，就3次。這些事故也讓大家認真總結當意外事故導致超設計事件發生時該如何處理。就好像汽車、飛機的安全系統的進步就是在不斷發現新問題的基礎上不斷總結形成的。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促進了堆型的選擇，讓核電的操作規范性有了提高，已經不存在人為連續違規操作導致核事故的可能性；福島核事故讓人們認識到自然災害也會導致超設計的事件發生，如海嘯導致的接不上電、氫氣爆炸等問題。現在，針對福島核事故已經有了應對水淹問題、氫氣處理、接電問題、防水問題的對策。

事實上，之前核電事先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安全考慮，其安全標準比其他發電設施都要高；而現在又進行了更高的安全考慮，所以不是說核電技術不可以改進，而是缺乏科學決策的過程，社會上有疑問，容易過激。

要克服這個問題，一方面，科學家、工程師應該把能想到的風險都作出對策，要提供技術保障與足夠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有科學的決策層次，決策者要對安全問題有預估，統一認識，達到共識，并普及知識，防止談核色變。

中國核安全標準比其他國家都嚴格

《中國投資》：我國核安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周大地：核安全的問題，可以看看2008年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曾呈交給聯合國大會一份研究報告，這是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后經過20年的研究，綜合考慮技術、生態、醫學等方面的影響做出的有關核輻射影響的報告。

這個報告對3個受輻射影響最大的國家的公眾健康狀況調查顯示，在1986年那年兒童和青少年遭受輻射后，這些人中甲狀腺癌發病率增多，這是唯一確因遭到輻射而致病的病癥。

1991-2005年間，在俄羅斯聯邦內受輻射影響最大的白俄羅斯、烏克蘭等4個地區，有超過6000例癌發病例。到2005年，已證實其中的15個病例為極嚴重病例。還有一定比例的病例可能是由于飲用了受到1986年事故中泄漏的短半衰期放射性物質碘-131污染的牛奶。

即使是在3個受輻射影響最大的地區，輻射對公眾的傷害仍是輕微的，在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3個地區，由于土壤中長壽期的銫-137含量較高而被前蘇聯政府認定為“受污染的地區”。從1986-2005年的20年里，這些地區每年平均超出的輻射量大致相當于接受一次醫學計算機斷層掃描（CT）時受到的輻射（9豪希左右）。而世界自然本底的核輻射平均為2.4豪希，很多地區的水和礦山都有更高的輻射。

這樣一個堆型爆炸、噴射、大面積擴散的核事故造成的實際危害僅此而已。由于冷戰思維，該事故被極力渲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影響。

我國采取了IAEA（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經過修改的核安全標準，全世界就只有我國和巴基斯坦采用了這個標準。我國還在這個基礎上，又提高了向水中排放的標準，可以說我國的核安全標準比所有國家都要嚴格，可以說是對核排放的“零接受”，已經可以確保不出重大核事故。

所以我們對待核電要有科學態度，不要絕對化。當然，我國的核安全僅僅靠安全的技術還不夠，要在管理和質量控制上，再通過努力，進一步提高安全性，做到萬無一失。當然也要做好物理性的準備，動員機制和外部救助機制，即使100年不出事，也要預防好。

《中國投資》：在核電選址布局上，您認為該如何統籌考慮？

周大地：現在我國的核電選址都非常嚴格，如不在地震帶上建設核電設施，但日本都是地震帶，他們也建；不在海邊建，日本是海島他們都在沿海建；還要預防山洪、泥石流，做好水源保護，要有應急水源。可以說是好中又好、萬無一失的選址。

但是也要有科學的認知，并非內陸就不能建核電，也不是說人口密集就不能建，這都是相對的，人口少的地區還有森林有水源地。我國發展核電，在內陸建設將不可避免，因為內陸很多地方缺少煤炭石油天然氣。應該在安全的前提下統籌規劃。

《中國投資》：在技術選擇上，您認為應采取何種策略？

周大地：有好的技術就用好的技術。現在的核電二代、三代，都是人為劃分的，其實技術一直都在進步中，三代技術在72小時停電方面有優點，但不是說現在的技術就不安全，現在中國采用的技術都是經過驗證的，已經比其他國家先進，沒有必要等到最新的技術再發展核電。我們應積極發展核電，推動新技術，但不能不講經濟性、揠苗助長，而是承認現有技術的安全性，根據科學發展的步驟，不斷提高、更新技術。但安全不僅僅取決于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