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開始，中東熱點問題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國家，突尼斯、埃及等國革命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11年年末，中東熱點卻突然轉向了伊朗，伊朗核問題在沉寂了一年之后，再次成為國際熱門話題。

伊朗核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因為其背后的權力博弈。

如果將美國、歐盟和以色列視為西方陣營，那么伊朗、敘利亞、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則是反西方陣營。冷戰結束20年來，世界的主要矛盾實際上就是西方陣營與中東伊斯蘭反西方陣營的矛盾，而2011年阿拉伯革命實際上更有利于反西方陣營而不是西方陣營。美、歐、以原本以為，“阿拉伯之春”實際上就是蘇東解體之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二波，但民主是一把“雙刃劍”，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阿拉伯國家新政府似乎有“回歸伊斯蘭”傾向，“阿拉伯之春”正在變成西方所擔心的“阿拉伯之冬”。

例如，在突尼斯，10月27日大選中“伊斯蘭復興運動”獲得41%的支持率，成為制憲議會第一大黨；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影響力上升；在利比亞，過渡政府稱將恢復伊斯蘭教法；在蘇丹，原教旨主義逐步成為主流；在土耳其，埃爾多安領導下的正義與發展黨回歸伊斯蘭世界的步伐加快，且由于以色列拒絕就2010年5月襲擊加沙人道救援船事件向土耳其道歉，土耳其于2011年9月驅逐以色列大使，斷絕與以色列的軍事交流關系，外交關系降至二秘級別，兩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也被取消。

加上伊朗、伊拉克什葉派、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形成的“什葉派新月地帶”日漸崛起，整個中東親西方溫和勢力衰弱，而伴隨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中東反西方勢力上升，其中伊朗被美、歐、以色列視為反西方勢力的“精神領袖”，伊朗不除，從北非到西亞反西方激進勢力抬頭的趨勢就得不到根本性遏制。

除以色列對以伊朗為代表的中東伊斯蘭激進勢力不斷上升感到焦慮外，奧巴馬政府也忐忑不安。美國認為，在涉及美國在中東重大利益問題上，伊朗幾乎都與美國政策相背——如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伊朗支持伊拉克反美武裝；伊朗不斷干涉阿富汗內政，擴大在中亞影響力；伊朗支持哈馬斯，阻止巴以和談；伊朗被指謀求發展核武器，有造成中東地區橫向核擴散的危險；美國認為伊朗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對西方在中東的利益構成了威脅；伊朗神權體制成為中東民主化的絆腳石；伊朗擁核崛起，恐將挑戰美國在中東尤其是波斯灣的主導地位等等。此外，美國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具有一定的條件，如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巴林、卡塔爾、科威特等伊朗鄰國均部署有軍事基地，對伊朗構成了軍事包圍；伊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唯一無外交關系的產油國，一旦控制伊朗的石油資源，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無論是日本還是西歐，恐將都受制于美國。

當然，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無論美國還是以色列都尚未做好襲擊伊朗核設施的充分準備，而對伊朗加大制裁力度，采取軍事遏制、政治圍堵、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應該是當下西方最節約成本的做法。西方希望像當年對付伊拉克一樣，以研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不斷加大制裁力度，通過制裁消耗伊朗國力，再伺機推翻政權。但是，由于中俄不可能與西方亦步亦趨，西方對伊朗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

中國在伊朗擁有重要的石油利益。考慮到中國的利益關切，美國曾鼓勵中國增加從沙特進口石油的份額，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使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更起作用，但在短期內，伊朗仍是中國主要的石油進口國。由于中國“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外交原則不會改變，由于中國在伊朗擁有重要的利益，也由于發展中大國在伊朗核問題上形成了共識，中國不大可能支持西方對伊朗采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俄羅斯在安理會支持西方通過對伊朗更嚴厲制裁的可能性也不大，新興發展中大國群體的“抱團”現象日益明顯。

伊朗對中國外交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目前中國正處于從地區大國向地區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不僅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冷戰結束后，中國的和平發展得益于兩次戰略機遇期。第一次是在1991年海灣戰爭之后，伊拉克對美國長達十年的牽制，使中國獲得十年戰略機遇期；第二次是在2001年“9·11”之后，中東反恐成為美國的主要任務，中國再次獲得十年戰略機遇期。阿拉伯革命之后，中東伊斯蘭勢力的上升、伊朗核問題愈演愈烈，西方與中東伊斯蘭反西方勢力恐將第三次“對決”。西方與伊斯蘭激進勢力的矛盾有望為未來中國發展帶來第三次戰略機遇期。奉行和平、穩健的外交政策，充當斡旋者，阻止中東地區再次出現流血沖突與人道主義災難，是中國和平發展與構建和諧世界的應有之舉。

西方與伊斯蘭激進勢力的矛盾有望為未來中國發展帶來第三次戰略機遇期。奉行和平、穩健的外交政策，充當斡旋者，阻止中東地區再次出現流血沖突與人道主義災難，是中國和平發展與構建和諧世界的應有之舉。（孫德剛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