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共投入1.73萬億元，躍居全球第一。處于第二位的是美國，過去五年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總額相當于中國的86%。

這是11月9日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低碳發展藍皮書》公布的數據。藍皮書表示，無論是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領域，還是在能效領域，中國政府及社會的投資都在過去五年期間迅速增長。快速的投資增長說明低碳發展在加速，低碳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發展方向。

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幅投入使得中國能源強度快速上升的趨勢在過去五年得到扭轉。藍皮書顯示，與2005年底時相比，201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9.1%，節能6.3億噸標煤；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20.8%，減碳15.5億噸，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提高了1.8個百分點；森林蓄積量增加了9億立方米。

數據還顯示，技術因素占總節能量的69%，結構因素占總節能量的23%，其余8%左右的節能量由生活用能比例的變化所貢獻。

藍皮書表示，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將投入更多的資金進行結構節能和降碳，低碳投資還將繼續高速增長。預計未來十年內中國新能源投資累計將達5萬億元。

付出了代價

自1992年以來，中國從提高能源利用率、發展清潔能源、開展植樹造林、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等方面入手，發展低碳經濟，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國務院參事劉燕華女士說，中國發展比較晚，工業化起步比發達國家少了一二百年，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初期。從歷史和人均來看，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是300噸以上，有的國家是500多噸，中國盡管現在排放比較多，但是人均還不到100噸。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還是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減少40%-45%。“我們為實現這個承諾付出了努力和犧牲。”劉燕華說。

劉燕華說，中國為此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淘汰落后產能，許多產能利潤周期還沒有實現，一個投入利潤周期是二三十年，我們十年就淘汰了，這在經濟上付出了代價。

發改委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國累計淘汰小火電機組7000萬千瓦，這一規模超過了英國全國的火電裝機容量。中國社科院的報告顯示，到2020年中國僅僅是關閉小型煤電廠就將使60萬人失去工作。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將關閉1萬個小煤窯，更多的礦工和農民工也將會因此失業。

不過，盡管低碳發展使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但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中國可再生能源協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大約有6000個不同規模的太陽能企業，僅此就創造了20萬個熟練技術工人的工作機會。

劉燕華說，為了節能減排，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市場推廣方面大幅投入，這些投入帶來的是世界性的貢獻。“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既要發展，又要減排，盡管對經濟有影響，但我們還是努力做了。”劉燕華說。

未來存在的困難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受GDP政績觀的影響，中國地方政府經濟擴張沖動十分強烈，這可能會影響全國低碳發展的績效。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說，地方政府在低碳發展上呈現出了行為的兩面性：為了達到節能減排目標，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下達了約束性減排指標，但許多地方政府在節能指標分解上和上級政府討價還價，部分地方政府節能政策執行不力，扶持和違規上馬高耗能項目，甚至還出現“十一五”末年拉閘限電以突擊完成節能目標的現象。

各地區“十二五”規劃預期的GDP年增長率遠高于中央7%的預期目標，地方預期的能源消費總量較國家預期高出5億噸標準煤左右，中國未來五年能耗目標并不容易實現。

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也表示，受實際經濟增速影響，中國未來五年能源消費能否實現目標值存在的不確定性很大。

齊曄認為，中國市場化減碳的手段有待提高。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政策手段多樣化與大規模的政府投入是中國低碳發展的基本特征，行政措施和激勵手段對節能減碳發揮了主導作用。

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通過行政手段實現減碳4.73億噸二氧化碳，激勵手段實現減碳7.77億噸二氧化碳，市場手段實現減碳僅0.15億噸二氧化碳。

“市場、稅收手段還未能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節能減碳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未來在加強政策協調性和積極利用市場手段方面有待提高。”齊曄說。

齊曄認為，經過過去五年的低碳發展，中國科技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低碳技術裝備制造的國產化率顯著提高，但總體來看，低碳技術推廣比例仍然較低，多項核心技術尚未掌握。另外大量成本較低、節能效益較好的技術已經得到廣泛應用，這使得“十二五”能耗繼續下降的空間變小，節能減碳邊際成本將不斷上升。 

加力低碳政策

中國要解決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能源消耗量大、使用效率低、嚴重破壞環境等問題，就必須徹底變革經濟發展方式，堅持走節能環保的低碳經濟道路。這一思路顯然已經被中國政府已經確認。

11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了四項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包括發展低碳能源，努力增加森林碳匯，提高公眾參與意識，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等。該方案特別對減排目標任務作了分解，明確了各地區單位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標。

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巡視員高廣生表示，中國會全力履行減排承諾，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設立低碳經濟的統計和考核指標，將碳排放指標完成情況與各級政府政績相掛鉤。“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余地來履行減排承諾。”高廣生說。

高廣生說，未來，中國將重點加快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體系，廣泛開展低碳試點示范工作。除了發改委已確立的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等8個城市外，還要適當擴大試點城市，各省區選擇自己的低碳城市開展低碳試點工作。同時還要大力推進全社會的低碳行動，讓政府、公共機構、一定企業與社會公眾來開展低碳消費。

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說，中國應積極應對新一輪以低碳能源技術為標志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因為中國比過去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在傳統技術領域，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需要通過引進、吸收、消化和再創新來發展。但在新能源技術領域，很多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同步開展研發，并且在研發投入、科研人員的水平和研發條件上均有了很大提高，在很多研究領域已具有一定的優勢。“而且中國制造業比較發達，新技術一旦成熟，產業化發展的速度快、成本低，具有相對競爭優勢。”何建坤說。

以低碳能源技術為標志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對企業的影響最大，在全球加強低碳技術創新、努力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形勢下，低碳經濟的轉型將改變企業的相對成本、相對價格、需求結構和生產結構，進而改變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企業對低碳經濟轉型的反應速度和應對能力將影響其自身在若干年后的生存和興衰。

“好在中國企業清楚地認識到先進低碳技術對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核心作用，一大批企業開始制定并實施低碳戰略和行動計劃。”何建坤說。這給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