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美國大使館每日公布的北京空氣指數，PM2.5這個頗為專業的詞匯也許還埋沒在北京的灰霾里，而不會像如今這般受人關注和警惕。

面對質疑，北京市環境保護局稱，美大使館發布的數據與官方數據不具可比性，不應作為判斷空氣質量好壞的標準。美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包日強（Richard Buangan）也在給記者的回復中表示，在大使館屋頂安裝一臺空氣質量檢測儀是為了方便美國公民了解每日出行空氣狀況，既不準確代表整個北京地區的空氣質量，也不具“長期研究價值”。

如果細細回溯歷史，其實中美在環保問題上的紛爭由來已久，而此次PM2.5之爭只是其中一個注腳。就在12月初召開的德班氣候會議上，美國就公開指責中方“并沒有為2020年做好準備”；而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則在會議的最后一天怒斥西方國家“沒有資格講道理”。

如此激烈的爭論，背后是中美兩國在環保和減排立場上的不同，而面對著自己在哥本哈根承諾的2020年比2005年減排40%-45%的現實目標，中國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自己面臨著的重重困難。

北京標準超世衛2.5倍

2011年12月4日7點，由美國大使館發布的PM2.5（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數據引起了網友和北京市民們的震驚。在這組數據中，北京空氣中PM2.5質量指數為522，超過了美國環保局網站上最高污染指數500，健康提示為BeyondIndex(超出指數)，與同日北京市環保局發布的“輕度污染”的檢測結果存在較大差異。

盡管爭論如此激烈，并且會一直繼續下去，但是事情在悄悄地發生變化。美國方面的環保數據引起了各界對中國空氣污染檢測的關注，12月7日，國家環保部對此作出回應，該部網站表示，會將PM2.5納入國家空氣質量標準，并宣布將在2016年全面實施新標準。

“我想，（美國大使館的數據）達到了一種積極的效果。”現居北京的美國人安雪峰（Steven QAndrews）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盡管大使館使用的評估方法和檢測手段與中國官方不同，但是這次的結果至少可以讓整個社會反思當前中國空氣污染現狀，推動更加有效地改善環境。

作為一名非政府組織的環境顧問，安雪峰自2006年就開始關注和研究北京空氣污染狀況。他也因為一篇質疑北京環保局數據的文章在一夜之間成為了媒體關注的對象。按照他的研究，中方與美方對中國大氣環境評價如此之大，主要在于雙方用來表述污染的方式不一樣。

“按照北京市環保局的標準，PM10數值為50μg/m3（毫克/立方米）就已經算得上是優質的天氣了，這樣一來，北京在過去兩年稱得上優良天數的標準占80%；然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是PM10數值在20μg/m3以下才算得上是合格的天氣，也就是說，北京市最優良的天氣的PM10數值，也超出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將近2.5倍，更不用說尚未進入國家實施標準的PM2.5了。”安雪峰表示，PM2.5比之PM10，給人體造成的危害更大，“這種可吸入顆粒物不僅僅是進入肺部，而且還會對人體的大腦和心臟造成不良影響，不幸的是，小孩和老人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僅如此，通過整理北京市環保局七個監測站的數據，安雪峰發現，從2006年開始，北京市環保局不再使用前門和車公莊這兩個污染最嚴重站點的數據來評定每日空氣質量狀況，2008年，干脆在空氣質量更好的郊區新設了三個監測點。

“的確，大多數國家都不會用最差的數據判斷整體的達標情況。”安雪峰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但是也不是像北京這樣用一個精挑細選的樣本作標準。

不僅在北京，美國在廣州的總領事館也新近增加了一個空氣監測站，每日檢測的數據很快也成為了網友轉發的熱點。

“美國大使館定期會與中國政府交流溝通，我們會繼續就空氣質量檢測和其他事務與中方開展合作的。”美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包日強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中美“挾持”氣候談判？

12月11日，在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的最后一次全體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團長、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沒控制他的分貝和語氣，強烈批評一些國家未兌現承諾。

謝振華怒言：“到現在為止，有一些國家已經作出了承諾，但并沒有落實承諾，并沒有兌現承諾，并沒有采取真正的行動，講大幅度率先減排，減了嗎？要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你提供了嗎？講了20年到現在并沒有兌現。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要發展，我們要消除貧困，我們要保護環境，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我們已經做了，你們還沒有做到，你有什么資格在這里講這些道理給我！？”

有人分析解振華之所以發飆，很大原因在于此前他公布了五個前提之后的當天下午，卻遭美國代表倒潑冷水。美國特別氣候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中國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并沒有為2020年做好準備”。

據德班會議現場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王克博士透露，美國在會上表示中國現在有很多外匯儲備，對于綠色氣候基金，美國也要求中國出資，來援助最不發達國家，包括非洲和一些小島國。

“我個人判斷，美國是因為其國內的反對吧，短期內，他也是拿這個當借口，為他的行動辯解，設置了一些中國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前提條件，要求中國短期內馬上采取減排目標控制排放，但中國肯定不答應。”王克說。

“美國認為中國的減排目標上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不過這種提法看起來很奇怪，因為美國自己也在碳減排目標上并不受法律的約束?？紤]到世界的公平性，美國必須起帶頭作用，我們已經排放了夠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氣里，不過，目前在我看來，恐怕除非中國方面愿意采取同步的減排措施，否則美國自己不會采取更多行動的。”對此，美國環保作家，350.org網站的創始人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350.org”網站是一個民間團體，目標是要把二氧化碳含量減少到百萬分之三百五十(350ppm)，讓大氣恢復到健康水平，此前，該團體已經在全美發起過多次活動，要求美國政府就減排問題采取行動。

據媒體報道，12月7日，德班會議更是出現“大國互掐”的局面。歐盟談判代表公開指責美國和中國“玩乒乓游戲”，“挾持”氣候談判。

美國也未采取有效行動

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中國和美國的角力由來已久，且往往使得歷次氣候大會刀光劍影。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當時的美國氣候問題特使托德?斯特恩一到會場，就強調，中國的碳排放已占全球總量的20%，到2020年將達到28%，必須在國際框架協議之下提出確定的減排目標。

中國方面則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立場，并指責美國及其他富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缺乏誠意。美國代表之后又發表措辭尖銳的聲明，稱“美國不會向中國提供氣候援助”，不會為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的排放進行賠償，也不會加入《京都議定書》或以其他名字命名的類似協議。

“只要你對比一下他們的承諾和到目前為止所采取的行動，你就會發現其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當時的中國外交部氣候談判特派代表于慶泰予以了堅決的回擊，“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所缺的并不是法律文本，而是采取行動的誠意。”

充滿火藥味的對話，將兩國在碳排放上的爭端展露無遺。此后2010年，在墨西哥舉行的坎昆氣候大會上，中美交鋒再度成為焦點。

在2010年坎昆會議前夕，托德·斯特恩再次稱，中國必須履行自己在哥本哈根協議中作出的減排承諾，并且必須得到與其他主要污染國同等的對待。而在坎昆氣候大會之前的一個月，他在訪華時就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柏林墻”，必須將中國納入到同一個體系之中。

對于美國這種單軌制的要求，中國顯然沒有同意。解振華在當時回應，現在有的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4萬美元，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還在增加?，F在談論或要求人均GDP只有數千美元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確定溫室氣體排放峰值（最大量）是不合情理的。

“我們要么在這些問題上都取得進展，要么沒什么進展。”斯特恩表示，與此同時，他也強調，美國會履行“到2020年溫室氣體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的承諾，但前提是獲得國會批準。

而奧巴馬上臺承諾的減排目標、在哥本哈根協議里承諾的目標，這些在美國國內已被擱置。眾議院通過《2009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簡稱《清潔能源法案》），卻未提交參議院。立法進程中斷，使得美國關于國內的減排目標以及跟減排目標相對應的一系列措施隨之停滯。

“美國作為碳排放大國，從未在氣候變化上采取過什么有效的行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化石企業們的阻撓。”比爾·麥吉本（BillMcKibben）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表示，“在減排上，我覺得最大的阻礙還是來自于那些石化工業，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大型企業，還是來自中國的國企，他們都必須執行減排任務。然而，他們總是只顧自己利益而不顧環境，這種做法阻礙了談判進程。”

制造業造就中國高排放

在屢受來自美國等國家施加的壓力之下，中國國內的減排也是步履艱難、困難重重。學者王克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組分別在2010年和今年通過統計分析、情景研究等，為貴陽、青島兩個城市編制了低碳發展規劃。

項目組在對兩個城市的研究中發現，青島和貴陽都處于工業化城市階段，工業能耗、排放量都占據首位；城市面臨的是復合型問題，在工業排放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同時又面臨了發達國家城市類似的建筑、交通高排放量；特別有效的減排手段現在比較少。

作為項目組的核心成員，王克說，雖然青島在東部，較發達，貴陽在西部，欠發達，但兩個城市從總體來看，在能耗和城市排放上相似之處多于差異之處，這恰印證了項目組對國內減排總體情況的判斷。

王克分析，中國在實現減排目標的過程中，主要面臨著五大困難：首先，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階段，在一線城市之外，很多地方基礎設施很不完善，國家發展得讓欠發達地區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基礎設施得到保證。目前的發展階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必須大興土木，這是一個根本的因素。

其次，在國際產業分工上，中國是國際制造中心，且是比較低端的制造業。制造就得消耗能源、排放，國際分工決定了中國的排放居高不下。

根據王克提供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二氧化碳年排放總量為63.08億噸，比2002年的36.59億噸增長了72%，而其中出口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在年排放總量所占的比例則由2002年的25.47%上升至了2007年的41.79%。

王克表示，這在短期內很難轉型，為了保就業、防止出現動蕩，“不能一夜之間動手術使用休克療法”，只能爭取一個比較好的過渡。再次，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大體上占70%-80%。

德班會議之前，解振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中國正在積極地調整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核電、水電、風電，中國目前水電裝機容量、核電風電的在建規模在世界排名上均數一數二。

“但在20年之內，很難看到風能、太陽能占據主導地位，中國能源還是以煤為主。”王克說。

另外，效率低下，很多地方發展比較粗放。“‘十一五’期間，曾經‘上大壓小’，關閉小火電，比較容易做到的我們都做到了，中國在很多產品的單位耗能上，已經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比如發電能耗，幾近世界先進技術。‘十二五’、‘十三五’要再像現在這樣上大壓小的話，就比較困難了。”

最后，隨著近幾年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在提升。以北京為例，現在很多工業已遷出，但是車特別堵、規模特別大，建筑、交通的排放量大，雖在這在短期內不是重點，但預期這將是未來的一個難點，因為增長會比較快。

對于中國的產業結構減排，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理事齊曄曾表示，在發達國家，2/3的碳排放是在消費領域，而中國有60%-70%是用在制造業和生產方面，減排難度遠遠高于發達國家。

十年減排成本5000億

據官方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單位GDP能耗只降低了1.6%，距離年初確定的3%-3.5%的節能減排目標有相當大的差距，存在難以完成的風險。

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今年各地投資過高，很多高耗能產品大量地上。盡管從三季度以后，需求有所下降，但是產能擴張，很多地方加緊上項目，高耗能產品增加數量比較大。今年電耗和能耗增長都比較快，完成原來的目標就比較困難了。”

王克認為：“減排目標按五年規劃走，由于去年是‘十一五’規劃最后一年，為了實現‘十一五’目標，很多地方加了一些限制，壓得比較狠，到今年‘十二五’規劃第一年就會有反彈，下降量不如預期。‘十一五’的開局之年，也是反彈的。再加上現在關于‘十二五’的節能減排相關具體規劃、政策，還沒完全出來，很多都將在今年年末或明年上半年陸續公布，這些措施如果都到位的話，可能會好些。”

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提出了具有國內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即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碳強度）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

這個目標曾被多個發達國家質疑，認為目標太低，中國沒有誠意。但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組通過多層次的模型研究得出結論，在目前的經濟結構的狀態下，要實現這個目標，中國要付出代價和成本。

作為項目組的核心成員，王克表示，計算模型以2005年為基準年，研究結果表明，如果2020年碳排放強度相比2005年下降45%，2020年的GDP將損失5862億元。

而這個減排目標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輕而易舉能實現的。在“十一五”期間，為了達到單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目標，中國采取了淘汰落后產能、采用先進技術裝置等措施。“在‘十二五’、‘十三五’，這些措施依然有效，但潛力有限，只能靠結構調整。”王克說，“根據經濟學邊際成本遞增的理論，接下去減排的難度會越來越大、成本會越來越高。就像考試一樣，從不及格到80分比較容易，從80分到90分、95分到100分就難了。”

在周大地看來，節能減排只是能源問題上的一個指標，但實際上牽扯的是經濟增長內容的問題，難度就是在這里。“不是說把能源臨時性消費壓下來，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而是要通過節能減排作為抓手，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結構、增長方式優化。”周大地說。

此次的德班會議，標志著中國開始考慮被納入國際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減排機制。據王克估計，到2020年或2030年之后，中國很有可能要從自主行動，改為參與到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多邊減排機制，承擔強制減排責任—這對中國意味著，其間只有10-20年內的調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