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入冰點的中國碳交易市場迎來希望的曙光,但要真正絕地反擊,靠的不是“外援”,而是艱難自救。
作為一家國際知名碳基金的中國區總裁,王鵬(化名)幾年來一直在中國從事著一項被稱為“碳交易”的買賣。這種交易所涉及到的商品叫“二氧化碳排放權”,看不見也摸不著。一般來說,排放權的終端買家出自歐洲的排放大戶,因而這項買賣依賴于歐洲經濟和工業的景氣度。這也是一個人造而非自愿形成的市場,其規則直接決定于《京都議定書》的延續性。幾年前,這還是一門時髦、利潤豐厚且前景廣闊的生意。
現在的境況則不可同日而語。王鵬圈子里很多朋友所在公司的碳交易業務都在大幅壓縮,他本人在整個2011年亦沒有接手過新生意。“不做新項目是碳基金針對低迷行情的普遍策略。”王鵬對《中國企業家》表示,去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京都議定書》的存續前景亦趨于黯淡,所有一切都指向對于這個市場不利的一面,這加深了他們的悲觀情緒。
碳交易,這個在2005年之后逐漸興起的行業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加速下行,在最近半年降至冰點。目前的碳價正處于歷史最低谷,CER(經核證的減排,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現貨價格僅為5歐元/噸左右,只有幾年前的1/5左右。
但市場總是充滿戲劇性,只要沒有離場,機會就永遠存在。不久前結束的德班氣候大會就讓王鵬們突然看到了市場反轉的希望。“從法理上來說,《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已經明確。原有的體系可以繼續存在。”王鵬認為,CDM(清潔發展機制)的下一步,從定性的角度已經清楚,只是在操作方式、減排數量與目標方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更大轉機則源于國內市場的開啟。目前,國家發改委已啟動包括上海在內的7個省市的碳排放交易試點,為今后“在全國建立統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場”進行探索。其中,新入圍碳交易試點的深圳將采取以強制性碳交易為基礎的方案,提出了“1億噸/年”的總量限制和“3000家企業”的參與范圍。
這給國內碳交易市場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并在迅速改變著碳交易公司的業務結構。“我們已經有一半項目定位于國內市場。”2012年元旦剛過,中創碳投有限公司戰略總監錢國強表示。這家國內最大的碳交易咨詢公司背靠中信證券,主要業務是CDM咨詢項目。他們希望在國內市場的形成階段就樹立起自己的絕對領先地位。
中國碳交易市場正在發酵著新的野心。以CDM為核心的碳交易第一階段或已漸近尾聲,蠢蠢欲動的國內市場將逐漸拉開第二幕。但新的游戲規則還遠未確立,包括碳買家、業主、咨詢公司和第三方在內的相關方的利益關系,都將在這個過程中發生深刻裂變。
寒冬來襲
王鵬是國內碳交易市場上的“老人”,經歷了這個市場在中國的興衰變化。他的生意依賴于所謂的CDM。
這項機制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三種靈活機制之一,為的是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減排。在歐盟2005年引入的總量限制交易(Cap-and-Trade)體系中,各成員國的企業被強制分配一定的碳排放額度。如果超過這個額度,歐洲的排放大戶可以買入一定數量的轉化自發展中國家項目減排額的排放權。這就是所謂的CDM機制。
王鵬的基金扮演著游移于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風險套利人角色。中國的一些清潔能源或環境項目實現的減排量經過核證后,由類似于王鵬所在的基金買入。在一級市場信息不透明和流動性差等情況下,這些基金往往能以偏低的價格買入經過核證的減排量,并在歐洲的二級市場以較高的價格出售。
自從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碳交易這個新興的市場開始爆發式增長,王鵬們的業務也蓬勃發展。“我們有五個項目正在和聯合國。”2008年盛夏的一天,王鵬興致勃勃地說。那是碳交易的金色歲月,CER的現貨價格在20歐元/噸以上,這些國際碳買家所花費的通常不過每噸幾歐元,巨大的利差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和企業參與其中。
“我們正處在碳本位體制和美元體制博弈的時代。”王鵬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表示。他認為碳本位將會崛起,而這背后的終極推手即是歐盟,它們試圖將以低碳、清潔能源為核心的發展體系覆蓋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這個被認為規模將在未來超過石油的市場盡管還只在成型階段,但卻無法被任何玩家忽略。JP摩根和巴克萊資本等英美資本巨頭紛紛投石問路,由它們控股的益可資本和氣候變化資本集團等碳買家亦是中國CDM市場最大的參與者。
不過,事情遠沒有想象那般順利。從哥本哈根到坎昆,氣候談判帶給人們的永遠只有失望。《京都議定書》的主要條款即將在2012年到期,如果不能達成新的協議,全球碳交易體系將受到致命沖擊。兩年來,碳價正是因這種擔憂和低迷經濟的同時作用跌到了冰點。
多重壓力讓國內的碳交易商越來越難以承受。王鵬也是如此,過低的價格使他們和賣方之間難以達成協議。益可資本的一位項目經理表示,他們手中目前只有一些老項目尚在進展過程中。氣候變化資本集團的原中國區總裁路躍兵則在更早的時候即選擇離開,移師到了一家股權投資基金。“碳交易肯定會做得少一些,更多是作為股權投資之后的增值服務。”路躍兵在評價老東家如今的業務時說。
這種情況下,行業的大規模裁員不可避免。王鵬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外資資產管理公司的負責人,而這家公司的碳交易部門去年已進行了大幅壓縮。“人員進行了精簡,剩下的人投入時間也明顯減少。他們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花費在其它事務上,碳交易的工作已經降到最低。”王鵬說。[page]
艱難破冰
2011年11月2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在南非德班召開,《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續問題,是德班大會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這也是眾多碳交易市場參與者們急切等待的“宣判日”。
在很多人看來,德班會議很可能走上哥本哈根會議的老路,這并不奇怪,各個大國的分歧是如此明顯,最可能的結局就是在激烈的爭吵中拿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成果。不過,德班會議最后的“加時賽”挽回了許多人即將破滅的希望,決定實施《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并啟動綠色氣候基金。
當時,密切關注會議進程的王鵬立刻感覺到碳交易市場“復活”有望。王鵬的一位朋友則提前組建好了新的碳基金,路演的時間正是12月12日—德班會議結束后的第一天,“本來他對路演不抱太大希望,但最終卻因為德班會議超出預期的結果而獲得巨大成功。投資人反應比較熱烈。”王鵬表示。
但仍不能高興太早,CDM或許終將成為“歷史名詞”。目前,歐盟已改變了項目來源規則,明確將不接受2012年后注冊的除最不發達國家之外的其它國家CDM項目產生的減排量,這意味著中國的減排項目拿到國外“換錢”的路被堵死了。中央財經大學氣候與能源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2011中國氣候融資報告》指出,對于中國等的國家來說,CDM機制的未來預期充滿不確定性。
這對每個傳統的碳交易市場參與者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王鵬表示,他的應對方式就是“國際國內兩手抓”,“在今后幾年內,CDM項目還將作為起緩沖作用的業務,更多的工作將逐漸向國內市場轉移。”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歐洲碳交易市場的成功所產生的耀眼光環,雖然在遙遠的中國造就了一大批追隨者,但前進的步伐卻無比緩慢。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環境和排放權交易所相繼成立。之后一段時間,各地的環境交易所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但時至今日,這些交易所卻仍未破局,在碳交易方面的業績依然只有一點可以忽略不計的自愿交易業務。
“自愿交易是行不通的,它所能依賴的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自覺性。”王鵬說,國內的環境交易所希望將碳交易的平臺盡快搭建好,并建立交易的標準、體系,以吸引更多的交易主體參與其中。“這種思路是有問題的。”王鵬說。他記得,在一次由某交易所主辦的研討會上,一位與會嘉賓大聲地說道:“一個集市的形成,是應該先有道路等基礎設施,還是先有買賣貨物的商人呢?”王鵬贊同這種思考,他也認為培育交易主體是首先應該做的事情。
對于碳交易來說,參與主體的培育不能依靠自愿的原則,而是應該由強制減排創造出來。王鵬最近剛去深圳考察了一段時間,發現這個沖擊舊有體制的橋頭堡在碳交易領域或許將扮演類似的角色。深圳原本不在碳交易試點的名單之中,但后來被添加進來。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已經提出“1億噸/年”的總量控制目標,并將把限制排放的任務分配給3000家企業。這些企業將成為交易的主體,隨后的交易體系建立自然就水到渠成。
王鵬認為,深圳率先推出強制性減排目標,將對其他試點省市造成壓力,總量控制的共識將慢慢形成。“最活躍的時間還沒到來,但現在必須開始做準備。盡早切入,才能做成規模。”王鵬說,他現在已開始著手與一些排放企業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事實上,對于買家而言,目前的國內市場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主要的參與者是為地方政府參謀的咨詢公司。中創碳投就是其中一員,參與著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培育,而其身后的中信證券則等待著市場的孵化成熟。國際碳買家的業務正在萎縮,而中創碳投卻開始不斷擴張,“2012年上半年預計咨詢人員將增加60%以上。”錢國強說。
除了正在地方試點的強制碳交易體系,自愿性的全國交易體系的設計也已經到了基礎層面。目前,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正在開展“中國碳交易登記簿系統研究”這項核心工作。這項實質性工作的展開,也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突破了碳交易的“畫餅”階段。“登記簿有點像每個人的銀行戶頭,它是每家企業的碳戶頭。自身的任務,購入的減排量,排放量的變化,所有關于碳的信息都顯示得一清二楚,這是體系研究里最根本的內容。”國家發改委一位人士稱。
碳盤查和交易結算平臺的建立是接下來的工作。碳盤查指的是對企業的碳排放進行摸底,“國家目前還沒有對碳盤查行業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但行業的熱度已經有點感覺了。”王鵬說。現實喜憂參半,國內碳交易采用什么樣的交易體系仍在研究中。如不采用包含類似于CDM機制的交易體系,國內碳交易商傳統的操作經驗將體現不出太大競爭力。
但無論如何,對參與者們來說,國內碳交易市場已經現出一絲曙光。而若要實現從CDM業務向國內市場業務的轉身,王鵬們的路恐怕還很長。
責任編輯: 中國能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