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土成山,風雨興焉。個人購買碳交易指標對節能減排的意義即在于此。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目前個人碳交易的規模尚小,僅僅停留在起步階段,個人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仍然任重道遠。
只有越來越多的個人購買碳交易指標,才能實現節能減排的真正飛躍
2011年,賀小雨(化名)用興業銀行的信用卡消費積分購買了2噸的碳交易量,這些積分可以抵70多元錢,雖然同樣的積分還可以兌換該行贈送的其他禮品,但她卻沒有那樣選擇。
“公眾個人也應該為全球氣候變暖承擔應有的責任。”賀小雨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她通過北京環境交易所提供的標準,計算出自己一年的衣食住行等活動大致要排放兩噸左右的二氧化碳,所以就用積分兌換了兩個交易指標,作為對自己活動的補償。
記者了解到,自從2010年1月28日北京環境交易所與興業銀行聯合推出中國低碳信用卡以來,目前,在該所購買碳指標的個人已達到數萬人次,賀小雨就是其中的一員。
“我國有十三四億人口,如果把每個人的力量會聚起來,就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如果每個人購買1元錢的減排指標,將會是一個龐大的減排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個人購買碳交易指標對節能減排的意義即在于此。然而,李佐軍同時指出,我國目前個人碳交易的規模尚小,僅僅停留在起步階段,個人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仍然任重道遠。
有場無市
從初始意義上講,每一個單位碳減排的權益均對應一個行為,而不會憑空產生。就像黃金和白銀對應的是其價值,個人購買的碳交易量一定對應著某個減排行為。這個減排行為可以是某地增加的森林植被,也可以是某個企業或者個人節約的能源。相應的,賣方用獲得的碳交易款可以進行更多的減排行為。
具體操作,可以從碳匯和減排兩方面加以理解。從碳匯的意義上說,如果一個農民種了一棵樹,產生的碳匯形成兩個單位的權益值,這樣其他人就可以購買,農民就會產生積極性,從而種更多的樹;從減排的意義上說,比如一家污染性的企業采取措施后使二氧化碳排量減少,假設一噸二氧化碳可以產生10個權益值,另外一家企業購買了這些權益值,那么前一家企業就會得到10個權益的錢,它就會進一步加強減排行為。
市場要有交易的對象和交易的行為,個人參與交易就是一個重要方面。“個人碳交易就是個人通過碳交易所的平臺購買這些權益值。”李佐軍解釋說。
個人購買碳交易產品對于促進碳交易市場發展有重要意義。碳交易市場是一個國家節能減排的基礎平臺,如果碳交易發展受阻,節能減排就少了一條重要的“腿”。這在我國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動節能減排的現狀下顯得更為重要。
個人購買碳交易不只局限于經濟意義本身,因為這種行為還可以促進個人自覺形成低碳、綠色的環保意識,從而產生連帶效果,推動更大范圍內的碳減排。也就是說,就目前而言,個人碳交易更多地體現了個人的社會責任感,而不是經濟行為本身。
然而,目前我國節能減排主要依靠企業、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的力量,個人碳交易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碳交易所的個人碳交易大多處于“有場無市”的局面。
據統計,目前在北京環境交易所進行個人碳交易的注冊用戶有近28萬人,但是購買碳指標的個人僅有數萬人次。
個人購買碳指標,可以抵消一年來其在工作、生活、旅行等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進行碳中和,甚至達到零排放。“現在很多人還不了解這個事情,已經注冊的人雖然知道這些事情,但是很多還沒有購買。”北京環境交易所總裁助理畢建忠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page]
推廣缺乏引力
“現在,我們在跟銀行合作使用消費積分兌換碳指標,因為這些積分對很多人來說用處不是很大。”畢建忠介紹,如果把這些個人權益和零散的資金用來兌換碳指標,將能夠產生更大的效益。交易所還為購買碳指標的個人建立可以下載的電子證書,通過建立電子榮譽檔案的方法吸引個人購買碳指標。
“但總體看來,效果依然有限,仍缺乏相關的激勵機制。”
就企業減排而言,如果政府每年分配給企業500萬噸的碳排量,但是企業只用了400萬噸,雖然這些排放權是無償獲得的,但是企業可以把節約的指標拿到市場上進行交易,這實際上是政府在進行間接補貼。例如我國的排污收費,收來的費用最后還是返還給企業進行污染治理。
“但是對于個人來講,老百姓購買了排放權,如何鼓勵他們進一步節能減排,還需要完善激勵渠道。”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能源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吳力波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提高個人碳交易的積極性尚需相關激勵機制。“這就像獻血一樣,獻血以后可以無償用血,對捐獻的人來說就有好處。”同理,在鼓勵個人碳交易方面,能否設置一定的激勵機制,吸引更多公眾承擔社會責任,仍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制度設計讓參與碳交易的個人從綜合效益上“得大于失”,個人碳交易才能可持續化,因此制度設計和政策支持成為推動個人碳交易發展的重要的前提條件。
“如果把個人碳交易跟個人榮譽、獲得的貸款或者其他福利的優先權關聯起來,那么就有更多人搶著去做。”李佐軍舉例說,碳交易可以促成個人信用記錄或個人社會責任累積,累積到某個階段的公民,在獲得貸款或者社會福利幫助的時候具有優先權。
購買而非交易
李佐軍認為:“在一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個人碳交易應該跟購買股票、債券、有價證券或者權益證券一樣,碳排放量也可以成為有權益的商品,可以買賣,具有流動性。”
對個人而言,在資金充裕的時候,個人碳交易產品積累得越多越好。當他需要用錢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可以先出售一部分額度套現。這樣做雖然他本人的自有量減少了,但是其他人的量卻增加了,彼此都可以得到相應的好處。
當然,這樣的交易行為能否存在,取決于更好的制度設計。
同時,碳交易不應該局限于個人與個人之間,還可以與所有的交易主體相對接,個人甚至可以賣給企業、政府、國際投資者。
然而,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碳指標能夠變成具體的權益。碳指標變成權益后就具備了通用性,市場本身可以為之定價,進而可以買進賣出,即把個人參與碳減排的愿望變成一種可交易的權利。
“一個權益是多少噸標準煤或者是多少噸碳,可以換算成大家公認的可交易或轉讓的符號,但是這個符號背后一定是實實在在地減少了多少噸碳。”李佐軍說。
然而,當前我國的個人碳交易仍然停留在購買碳交易產品的層面上。在市場上,個人實質性的交易活動并沒有發生。
“現在,個人購買的減排量都是通過國際VER(自愿性核實減排)標準認證的,可以抵消個人的排放。但是個人之間還沒有實質交易,也缺乏相關的管理辦法。”畢建忠說。
有關專家指出,碳交易本身屬于能源商品交易,能源商品交易有現貨之間的交易,也有期貨之間的交易,但我國目前的個人碳交易只是一種購買行為,還算不上交易行為,但未來有轉變成交易行為的可能性。
同時,即使將來個人碳交易轉變成為一種交易行為,也只能是現貨交易,而不是期貨交易。這其中有市場發展的因素,主要原因還在于它與股票有本質的不同。
畢建忠介紹,目前在非強制性市場上,想做成有一定獲利空間的個人碳交易仍然非常困難,這種情況只有在強制性市場上才會出現。因為強制性市場是指有總量控制的交易市場,而總量控制主要針對高能耗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須購買一定的碳排放額度來抵消二氧化碳排放。
“個人是否可以參與其中現在還不好說,但現在討論個人碳交易的獲利還有點早。”他說。[page]
亟待市場完善
“從歐洲碳市場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碳排放控制的未來趨勢還是要從企業開始,以工業企業和能耗大戶為主,逐步推進,我們應該比歐洲走得更謹慎些。”吳力波說。
對中國來說,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主體主要還是工業企業,政府正在對具有一定生產規模、耗能比較嚴重的企業進行不同的碳排量設置。普通百姓并非排放主體,對他們采取強制性措施購買排放指標,顯然不是一種理性和公平的選擇。而通過加強環境教育與宣傳,讓公眾認識到二氧化碳排量過大的危害,從而提升環保意識,仍是一項長遠的工作。
目前,我國社會主要能源供給還是以電力為主,最大的碳排量主要集中在冬季供熱、夏天使用空調,因此提倡電源結構清潔化,推進“綠電”發展,提高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將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畢建中說:“以往我們只是寄希望于省錢,比如少購買一件衣服,少開一會空調,現在已經開始由個人拿錢出來,個人碳交易已經初具規模,但未來如何發展還需要不斷摸索。”
同時,我國已經設定“十二五”期間二氧化碳強度下降17%的目標,如果要進行強制性碳指標購買,未來必須對大型工業企業、交通以及建筑行業進行碳交易指標的限定。基于資源的個人碳交易只能作為一種有益的補充。
“實現未來更多的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碳交易,必須要在基礎制度設計上有重大突破,對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排放實行有效的總量控制,并通過總量控制使排放權成為稀缺產品或者商品,這樣才會形成碳交易的內在動力。”李佐軍說。
據介紹,目前我國碳排放總量配置的問題尚未解決,這與我國仍處于城市化、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直接相關。因此,中國在國際社會只承諾碳強度的減少,而不承諾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減少。
“要想真正做到控制碳排放總量,必須要等到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到來,也就是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那時候我們才可以向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在總量上進行控制,實現大規模的市場交易。”李佐軍說。
日常碳排放指標
在環境交易所的平臺上,公眾可以通過碳排放計算器明確了解自己的排放量。如下列舉一些常見的日常碳排放指標。
乘坐飛機飛行1000公里的碳排放約為140公斤;開車100公里碳排放約為16公斤;平常家庭用電100度的碳排放約為96公斤。
個人實現上述碳中和,每年投入200元左右即可。
中國每年人均碳排放量為4~5噸,每噸價格在10~50元。
目前,公眾只能通過環境交易所的平臺實現碳減排交易。未來將開辟個人信用卡積分、手機話費積分、飛機里程積分兌換減排量等形式,便于個人實現碳減排。
責任編輯: 中國能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