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擾擾的PM2.5風波，似乎終于有了切實的進展。

2月2日，北京市首次公布PM2.5日均濃度，當日為23微克/立方米。與此同時，上海、廣東、江蘇等地也宣布將PM2.5監測工作納入日程。然而，公眾對于PM2.5的疑問并未就此消失：暫定的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的國家標準，是不是太低了？2016年將PM2.5監測推廣到全國，會不會太遲了？

就此相關問題，記者專訪了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疾病負擔項目大氣污染工作組的唯一中國專家、國家環境與健康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多年從事大氣污染與居民健康研究的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生導師闞海東教授。

“美國駐華使館的數據有待科學解讀”

PM2.5不是什么新鮮事兒，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有中國學者開始了相關研究。據闞海東介紹，2006年到2009年，他曾率領團隊在國內三個城市對大氣中粗、細顆粒物的健康危害進行統計分析。他們把可吸入顆粒物（PM10）分成兩個類別，第一類是細顆粒物（粒徑不超過2.5微米的，即PM2.5）；第二類是粗顆粒物（粒徑介于2.5微米到10微米之間的顆粒，就是PM10-2.5）。統計結果顯示，只有PM2.5有顯著性的健康危害。“這些研究結果與發達國家基本一致”。

但最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則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公布的自測數據。2011年12月4日19：00，美國大使館發布的監測數據顯示，PM2.5濃度為522，超過了最高污染指數500，健康提示為“Beyond Index（指數以外）”，超出了污染最嚴重的等級。這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

“美國大使館發布PM2.5數據，這件事本身對推動北京市空氣環境質量改善，引起全社會對PM2.5的關注是好事。”闞海東分析道，“但從專業的角度來說，這個數據有待科學解讀。首先，從監測方法來說，美國大使館和我國環境監測常規方法有所不同，不同方法存在一定的系統誤差。其次，監測點位的代表性；第三，空氣質量指數（AQI）計算的合理性。北京總面積超過1.6萬平方公里，有主城區、近郊區、遠郊區以及遠郊縣。地理位置不同，空氣質量顯然不同。美國大使館也稱，‘整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是無法通過單一空氣監測站的數據得到的’。我們不能以點代面，以偏概全。與北京市環保局布置的40多個監測點相比，該監測點位的代表性有限。”

“美國大使館每小時發布一次PM2.5濃度值和對應的空氣質量指數，這是不合適的。美國環保署在其主辦的網站規定，空氣質量指數是根據日平均濃度計算得來的，也就是24小時的平均值得來的，而不是每小時計。譬如，上午10點鐘，只能說這個時刻，這個點位的PM2.5濃度是多少，不能說，這個時刻的AQI指數是多少。空氣質量指數針對的是時間段，而不是時間點。”[page]

中國PM2.5標準并不低

在北京陽光明媚的日子里，經常會看到道路上空懸掛的指示牌顯示：今天北京空氣質量指數“優”。但如果將PM2.5納入城市環境大氣監測指標，也許這個“優”就變成了“良”。遺憾的是，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會遭遇這一尷尬。

根據環保部《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第二次征求意見稿，PM2.5被納入國家監測范圍，標準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有人質疑：世界衛生組織（下稱“世衛組織”）的標準是10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為什么我國的標準設置得這么低？

據闞海東介紹，2005年，基于PM2.5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世衛組織首次向世界各國推出了指導值，即PM2.5年均值不能超過1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能超過25微克/立方米。同時，世衛組織還推出了三個階段性的目標值。中國采用的即為第一階段目標值。他特別強調的是，世衛組織的指導值和階段目標是供各國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選用，不是標準，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強制性。

闞海東坦言：“標準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國空氣質量的現狀，要想達到第一階段標準尚有難度，何況世衛更高要求的指導值？標準應該起到引領的作用。如果標準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義。標準應該是跳起來夠得著，這才會有力地助推各地開展空氣質量治理。盡管目前我們用的是第一階段目標值，但隨著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國將逐漸采用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乃至最終的指導值。”

PM2.5標準一下子向西方看齊，不太現實

據闞海東介紹，對PM2.5研究來說，無論是世衛組織的指導值還是美國的標準，最關鍵的基礎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國兩個經典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國癌癥協會（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學在美國東部6個城市，選擇了8000居民，對大氣中PM2.5濃度對居民死亡的影響進行了14-16年的跟蹤觀測。后來，美國癌癥協會研究人員收集了16年的資料，涉及50萬美國人死亡原因風險的數據，發現空氣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見，世衛組織指導值來源于美國研究，“盡管中國目前采用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值，但該建議值應用于我國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闞海東說，“首先，中國大氣中的PM2.5濃度和成分與美國存在一定差異；其次，中國居民對PM2.5的易感性（年齡結構、遺傳差異等）也有差別，如歐美國家高齡老年人口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應會高于中國。

“我們應該學習世衛組織制定指導值的方法，而不是簡單地應用它的數值。我們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來制定適合中國版的PM2.5空氣質量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并沒有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2006年，他們修訂了PM2.5的標準，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別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達到世衛組織的指導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環境問題，但實際上也是經濟問題，抑或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總之，這是一個綜合體，不再是單一問題。” 有經濟專家分析，“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西方發達國家都處于后工業化時代，中國等新興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發展時代，面臨的環境壓力要大得多。希望當今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有一樣的PM2.5低濃度，似乎不太現實。”[page]

中國完全有條件自主制定標準

“我們需要自主制定標準，但目前缺乏這種技術儲備。”闞海東分析道，“原因有二：第一，我國尚未開展針對PM2.5的系統監測，PM2.5在大氣環境中的底數不清。譬如，濃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來源是什么？我們需要弄清自己的國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賬。第二，盡管中國已有部分學者進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類似于ACS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無法像ACS一樣提供對健康產生顯著影響的PM2.5濃度范圍下限及對應的健康風險。”

在去年底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大會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公布了PM2.5監測時間表，全國將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廣到全國。也就是說，在“十二五”末，中國將全面鋪開對PM2.5的監測。

闞海東表示，“只要統籌利用環保部門環境監測網絡、衛生部門行為危險因素監測體系和死因登記系統，我國完全有條件開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隊列研究。同時，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此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闞海東呼吁，“‘十二五’末，我們要鋪開對全國的PM2.5濃度監測。希望‘十三五’期間啟動我國大氣污染健康影響的前瞻性隊列專項研究，為未來自主制定PM2.5標準提供最重要的科學依據。否則若干年后，我們恐將面臨自主制定PM2.5標準時缺少本土科學依據的尷尬局面”。

中國能否在PM0.1上占據先機？

“中國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監測范圍的進程并不慢。” 闞海東表示，“美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為國家標準則歷經了20多年。而中國PM2.5研究則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到2012年納入國標，進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間，空氣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脫硫”；“十二五”期間，將增加“脫硝”。闞海東說：“脫硫和脫硝，都會降低PM2.5濃度。空氣中污染物顆粒越細，治理難度越大。比如說建筑工地揚塵，通過各種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對PM2.5這樣的細顆粒來說，控制起來難度就越大，需要我們環境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升。”

“PM2.5第一來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燒，第二是機動車尾氣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將不可避免地產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氣供暖就減少了這種污染。公眾關注PM2.5的背后還是空氣質量，但降低PM2.5濃度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但只要政府下決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PM2.5濃度下降了近一半”。

闞海東說：“最近，國際上又開始關注空氣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顆粒PM0.1。說不定過了8年、10年，這又是一個炒作的熱點。我們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開展其來源、時空分布、暴露特征、機體生物效應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