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澤核電引發內陸核電之爭： 環保部連發三文談核電安全

■　主管核電安全三位司長連續三天撰文談核安全 呼吁強化縱深防御整改薄弱環節

■　國家能源局近日啟動核電安全技術研發計劃

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二司司長王中堂表示，任何核事故都會引發公眾的不滿、社會的動蕩，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核安全關乎公眾利益、關乎社會穩定、關乎政權安危、關乎國家未來。雖然綜合檢查結果表明，我國核電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檢查中也發現一些核電廠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必須實施整改。

核電站建設審批簡明程序圖

核電廠址預備可行性研究——廠址選擇報告預審——開展初步可行性研究——廠址選擇——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項目建議書——批準立項——選址階段環境影響評價、廠址安全分析評價、開展前期工程——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初步設計、建設準備——開工報告、施工圖設計——土建施工和安裝——調試和試運行——竣工驗收——正式運行

2008年那場冰雪下得真大。它狠狠地摧殘了一把內陸省份脆弱的能源體系，并讓當地政府教訓深刻。

那一年冰雪災害后，湖北咸寧大畈核電站、湖南益陽桃花江核電站和江西九江彭澤核電站很快成為第一批獲得國家發改委“路條”（即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批復）的內陸核電站。

更多的地方政府也傾盡全力，借助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4萬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東風，紛紛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公司等國內核電巨頭簽署核電開發框架協議并予以迅速推進。

2011年，另一場災害不期而至，成功阻擊了中國核電躍進的步伐。

當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災后第六天，國務院決定，在《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內陸省份核電躍進應聲戛然而止。

帽子山下，桃花江邊，大墈村頭，平整好的土地還在春天的微風吹拂下酣睡，早已吹響的號角卻像失了聲的嗓子，吱吱呀呀，時斷時續。

核電重啟聲與爭議聲同起

進入2012年，核電新建項目審批的重啟聲隨處可聞。

據2月14日的報道中稱，目前，由國家核安全局牽頭編制的《核安全規劃》已上報國務院，由國家能源局編制完成的《核電安全規劃》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即將上報國務院。

該報道稱，這三項規劃通過后，意味著核電新建項目審批重啟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而這一系列政策程序最快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

不過，該報道還引述權威人士的話說，由于內陸核電站目前在技術和安全性上仍存在較大爭議，按照政策主管部門意圖，未來新建項目審批將暫不考慮內陸核電項目申請。

該報道透露，最新完成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顯示，到2020年全國核電裝機目標為8000萬千瓦。這高出此前業界普遍預期的6000萬到7000萬千瓦水平。

顯然，光靠沿海核電裝機水平很難實現這一高目標。

另據2010年7月披露的數據，在中國43個審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核電項目中，內陸核電站占31個。此外，內陸還有大量核電站規劃處在“普選”階段。目前這些內陸核電項目都處于“等待”狀態。

幾乎在核電審批重啟聲響的同時，一場發軔于安徽望江，官民接力推進要求停建江西彭澤核電項目的“阻擊戰”也應聲而起，更在本月8日起引發了媒體的持續關注，引發了對于核電安全問題、污染問題的擔憂。

與此同時，安徽省政協也擬建議，在皖全國政協委員于今年3月份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就彭澤核電項目問題提案，“希望能夠在國家層面解決這一問題”。

這一次，來自安徽省內、望江官方及民間的反對聲音無疑又給彭澤核電項目的獲批增加了一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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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御監督保安全

彭澤核電項目之爭鵲起5天后，2月13日負責中國核電安全監管工作的國家環境保護部打破沉默，引發關注。

環保部自當天起連續三天發表環保部三位主管核安全監管工作司長的署名文章，主題只有一個：核電安全。

環保部三位司長的署名文章或可視為核電安全監管層最新意志的表達。

這三位作者分別是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一司司長劉華、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二司司長王中堂和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三司副司長周士榮。

劉華在具體分析了核與輻射安全監管的意義、形勢和任務之后，針對當前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環節，提出了未來幾年要做好的9個方面工作，第一項工作就是“強化縱深防御，確保核電廠運行安全”。

劉華認為，我國核電多種堆型、多種技術、多類標準并存的局面給安全管理帶來一定難度，運行和在建核電廠的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的能力仍需提高。

在核事故應急管理體系方面，劉華坦承，核電企業集團公司內部及各核電企業集團公司之間缺乏有效的應急支援機制，地方政府應急指揮、響應、監測和技術支持能力總體較為薄弱。

王中堂與周士榮的文章則直接聚焦核電，要求“強化監管，確保核電安全發展”。

王中堂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論述了“發展核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之后，王中堂話鋒一轉，集中論述如何確保核安全。

王中堂強調，任何核事故都會引發公眾的不滿、社會的動蕩，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核安全關乎公眾利益、關乎社會穩定、關乎政權安危、關乎國家未來。

“雖然綜合檢查結果表明，我國核電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檢查中也發現一些核電廠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必須實施整改。”王中堂說。

自日本福島核事故后，核與輻射安全監管機構大幅擴容。環保部長周生賢去年年底曾透露，去年9月，在環保部原核與輻射安全司基礎上，中央編制辦公室批準設立了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一司、二司、三司，人員編制由2008年的38個增加到85個，增幅達1.2倍。核與輻射安全監管派出機構、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編制增幅更大。

第三代核電技術更安全么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曾有一個“綿羊猛虎論”。

周生賢認為，實際上，“核”并不可怕，按規律辦事，核就是綿羊，可以為我所用；不按規律辦事，它就是出籠猛虎，必然會傷人。“對待核安全，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因噎廢食。”周生賢說。

此次環保部密集表態的背后，與近期人們對于第三代核電技術安全性的爭議疑慮顯然密不可分。

民眾憂慮的核心在于，盡管美國于2月9日審批通過了兩臺AP1000核電機組的建造，但目前世界上還沒有正在運行的應用第三代核技術的已建成核電廠，而內陸核電項目多數采用的即為美國西屋公司發明的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

未知的風險，緊緊纏繞著核電項目附近民眾的心弦。

環保部核安全和環境專家委員會委員郁祖盛認為，相對于第二代核電技術，第三代核電技術將安全性能提高了100倍，“如果AP1000技術遇到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情況，也不會發生泄漏，甚至超過也不會發生問題”。

郁祖盛表示，從國家利益出發，中國應該集中全力讓三代核電快一點發展，“三代越多越好，二代越少越好，現在還建二代核電站就是給未來埋下隱患”。

“美國這些國家不會再建二代核電站了，只有中國或其他少數國家才會還建二代核電站，當然，這里面也有利益的問題。”郁祖盛說。

在“兩院”院士中，何祚庥是不多的公開反對建設內陸核電者。他認為，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內陸地區建造任何核電站。

何祚庥說，內陸核電支持者所“計算”的“安全”系數，都是理論上可計算，但未經實踐或實驗考驗過的“理論值”，而重大風險決策必須以實踐或實驗檢驗過的真實風險概率作為決策的依據。

核安全的監管也存在令人擔憂之處。劉華表示，目前，我國核安全監管能力與核能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不相適應。“核安全監管缺乏獨立的分析評價、校核計算和實驗驗證手段，全國輻射環境監測體系尚不完善，監測能力欠缺。”劉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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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核電應更嚴格”

核電并不必然和沿海聯系。

實際上，世界上60%的核電站是在內陸，法國的比例更高。郁祖盛透露，在福島事件之后，美國批準新建的兩個核電機組都是內陸核電項目。

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是內陸核電項目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從安全和環保要求看，內陸核電站和沿海核電站沒有本質的差別，目前成熟的核電站設計和建造技術完全可用到內陸核電站。

在葉奇蓁看來，我國首先在東南沿海發展核電，一是由于東南沿海經濟發展的需要，東南沿海發展得比較快。第二，東南沿海電網比較大，一旦核電機組跳開的話，電網不受影響。

廈門大學能源研究院院長李寧認為，中國的煤炭資源集中于北方，東南沿海地區是最需要能源的地方，卻缺乏能源的自然稟賦，而且中國的鐵路交通還存在瓶頸，“這些地方最需要能源，卻又得不到能源，只能率先發展核能了”。

“當然，在沿海建核電站，水來得比較容易一些。中國沿海地區,往往常年多風，而且多向海洋上吹，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的稀釋。”李寧認為，“即使萬一遇到了福島核泄漏危機這樣的事件，海水的稀釋能力比內陸大得多，而且也不經過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對民眾健康的影響也會小很多。”

李寧表示，相比水電、火電，核電在能源安全上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中國地方經濟還是存在競爭的，一個地方的能源供給不可能老是受制于其他地區，“碰到能源緊缺的時候，總是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別人”。

核電項目鄰近縣市地方政府并非唯一的反對者，水利部門的反對是另外一個阻力來源。

郁祖盛說，對于內陸核電項目，有些水利部門不理解，不支持，“他們怕污染水系，實際上即使在事故條件下也不會污染水系”。

郁祖盛認為，與沿海相比，內陸人口更稠密一些，河網更多一些，“內陸還可以采取更嚴格的安全措施”。

江西、湖南、湖北、安徽、重慶、四川等長江流域諸多省份所規劃的內陸核電項目均依托長江水系，即使不直接利用長江水源，其水源最終流向也會是長江。

“30年邁不過那道坎？”

對江西、湖北、湖南這些熱衷核電的省份而言，若從最初的構想算起，已等待了近三十年。

2月14日，彭澤核電爭議近一周后，相關報刊首次打破沉默以《江西彭澤建核電站 安徽望江提出異議》為題介紹了此次核電之爭并配發了評論。評論直接對江西方面提出質疑：“為什么一個早在1982年就啟動選址的核電項目，直到今天才聽聞各種質疑？而歷經征地拆遷、移民安置、項目配套，直到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的30年間，為什么始終無法獲得公眾的認可和支持？”

該評論還直接批評了彭澤方面回避的態度。

“公開和透明是打消公眾恐慌情緒的惟一途徑。安徽省望江縣政府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向上級部門遞交報告，表達反對意見。而涉事另一方的彭澤縣卻選擇了消極回避的態度，迄今未作明確回應。這實非明智之舉。”該評論認為，長久的沉默，不僅把自己陷入輿論的漩渦，更會加劇公眾的恐慌甚至抵觸情緒，公眾抱著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態度，索性會對可能對他們生活產生潛在威脅的項目一概表示反對。

該評論還對彭澤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于彭澤而言，此次質疑是一個與公眾交流溝通、宣傳核電能源的難得機會，惟有坦誠回應，才是對本地居民以及鄰近地區的負責任態度。

“彭澤有關方面有必要盡快掃除公眾疑慮，并承諾對核電項目建成后的周邊環境數據進行長期公開，自覺接受兩地監督。”該評論說。

也有媒體發表評論贊揚了望江縣政府的做法：“值得肯定的是，在關涉一方安危的重大環境議題上，望江縣政府選擇采用政府公文的方式進行正式交涉，代言轄下民眾的聲音與利益，通過制度內渠道予以表達和爭取，如此積極作為在過往的個案中并不多見。”

建立利益爭端協調機制

一方受益，另一方卻承擔著巨大環境風險。這也就不難理解，對于同一個項目，長江兩岸的評價怎么會如此迥然不同。

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核電站均位于沿海地區，但在過去幾年，尤其是2008年冰雪災害之后，江西、湖南、湖北等內陸省份成為國內最積極的挺核力量。

除了能源方面的誘惑之外，動輒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元的投資規模更是地方政府根本無法抵擋的誘惑。

2月14日，相關報刊的評論還直接挑明了贛皖核電爭議背后的利益之爭：“此次彭澤核電站之爭，表面只是環保爭端，實則贛皖利益之爭。隨著環境形勢的日趨嚴峻，區域流域之間的利益沖突一觸即發。”

該評論認為，聯想到近年來的多宗流域水污染和大氣污染事件，發生事故的是一個地區或一個企業，但遭受其害的卻可能波及多省、多地。圍繞類似事件所建立的利益分配制度，需要以信息共享機制為基礎，從民間奔走的層面更多地上升為地方政府間的交涉，由政府出面予以詳盡表達與順暢溝通。

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在彭澤核電爭議初起之時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即指出，此次爭議因“溝通不足引發”。

李寧也認為，核安全爭議背后還是利益之爭，“作為利益訴求方來說，承擔了核電的風險，卻沒得到核電的好處，當然不愿意了，兩地應該將核電帶來的好處分配一下”。

李寧舉例說，在香港還沒有回歸的時候，內地和香港就能在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更何況現在還處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體制下，肯定是有解決方案的”。

李寧說，“我并不是說這個爭議不費力氣就能解決，但只要坐下來談，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做一些區域利益、國家利益的協調，問題肯定能解決。兩個省可以直接談，即使談不攏的話，　還可以由中央政府來協調。”

“每一個重大工程項目都會有爭議，開發商都能坐下來談，開發核電為什么不可以談？關鍵還是雙方都要有談判的心態。”李寧說，“當然，有一些底線是不能突破的，比如核安全以及對于周邊環境的保護。”

針對彭澤核電項目鄰近安徽兩個省級經濟開發區的問題，李寧建議，由于核電開發周期較長，地方政府要提前保護好這些核電廠址資源，做好核電廠址資源儲備工作，以免這些廠址被另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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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發展的能源剛需

盡管爭取成為“內陸首核”的口號仍不時見諸內陸核電項目所在地報刊，但內陸核電重啟顯然仍在路上。

郁祖盛開始憂慮內陸核電項目前期投資的問題。郁祖盛說，據他了解，江西、湖南、湖北這三個第一批內陸核電項目已經投資了120億元，“遲遲不開工是一個重大損失”。

李寧并不認為內陸非要大力發展核電不可，但一定要有替代方案，“如果內陸地區不發展核電，能源替代方案從哪去找？”

“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一個取舍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很好的能源替代方案，有多方面的益處，那就不用發展核電了，可以停止建設內陸核電項目。”李寧說，“目前內陸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于能源的需求是一個剛性增長，不解決肯定不行。”

李寧認為，內陸發展水電有枯水期的問題，發展火電有運輸瓶頸、環境污染的問題，而且因為過分依賴煤炭導致的環境、氣候問題也廣受批評，“幾乎沒有一個可以選擇的方案，發展核能或許是內陸解決能源問題的一條主要路徑”。

李寧提醒，還要看到核電站建設周期的問題，核電站建設平均要4年半至5年的時間，中國目前的人均耗電量、耗能量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未來還會不斷增長，“暫緩核電當然會影響到幾年后人們日益增長的剛性能源需求”。

“一方面是內陸核電爭議不斷，一方面越來越強烈的能源剛性需求，中國應該如何選擇呢？”李寧反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