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物質資源浪費嚴重，每年至少有兩億噸生物質資源在田間焚燒或丟棄，按電廠目前每噸300元的收購價格計算，直接損失達600個億。如果這些生物質資源轉化為電能，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為農民創造就業機會，還可以為中國縣域經濟提供穩定的綠色電力與熱力，并達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作用。”國能生物發電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能生物”）董事長蔣大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出了一串讓人吃驚的數字。

由于全球面臨的化石能源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危機，使世界各國從未像今天這樣關注可再生清潔能源。尋找和推動可再生清潔能源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生物質能源就是其中一種。在很多國家，生物質能源甚至成為超過信息產業的國家支柱產業。

在中國，盡管生物質能源的出現和發展比太陽能、風能要早，但其發展卻不及太陽能、風能那般快速。

不過，在產業技術和市場尚不成熟、發展面臨困難險阻的情況下，國能生物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卻創造了一個奇跡從2006年12月投產第一個國家級生物質能源樣板項目國能單縣生物發電項目至今，在短短5年時間內，國能生物已經擁有投入運營和在建項目40多個，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00萬千瓦，為農民創收35億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900多萬噸，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物質發電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的專業化公司。

膽識與眼光

蔣大龍曾經先后在沃爾沃和工商銀行擔任高管，轉型做可再生能源來自一個偶然的機會。

20世紀90年代初，蔣大龍到瑞典攻讀企業管理。1996年，他陪同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瑞典，參觀了一家以秸稈為燃料的生物質發電廠。當時，這家瑞典企業的老總介紹說:“秸稈和林業廢棄物是最好的生物質燃料，經過先進的高溫高壓鍋爐可轉化成穩定的綠色電力，農民出售生物質燃料可以增加收入，發電后的灰處理之后可以變成有機肥。”這給他留下了強烈印象，還讓他萌生了一個念頭把這個項目帶到中國去，弄到自己家鄉去，讓家鄉的秸稈變成清潔能源。

在經過深入調查后，蔣大龍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擇轉行做可再生能源事業。

本世紀初，中國還沒有企業擁有生物質能這項先進技術。全球最先進的生物質能技術公司在丹麥百安納公司手里。為了引進生物質燃燒發電技術，填補中國國內此項技術的空白，蔣大龍在當時中國駐丹麥特命全權大使甄建國的幫助下，一次次游說百安納的股東們。憑借蔣大龍的執著和熱情，百安納股東終于被蔣大龍打動了。

蔣大龍帶著自己的全部積蓄，義無反顧地回國創建生物質發電企業。2003年12月28日，龍基電力集團公司(國能生物發電集團公司的控股方)在北京平谷成立。

責任與目標

蔣大龍認為，中國經濟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縣域經濟不發達的問題，而要實現縣域經濟、特別是貧困縣域經濟的發展，首先要解決農村電力不足的問題。

“由于電力成本等諸多原因，縣域、特別是貧困縣域成為國家電網覆蓋運行成本較高的地域。而生物質發電的原料是農作物秸稈，建設地點位于鄉村，由于燃料充足，發電十分穩定，年平均發電超過7000小時，是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小時的4倍，所以，生物質發電是農村電網的最好支撐電源，建造生物質發電廠不僅可以有效解決農村電網安全運行的問題，還可以解決小煤電關閉后小城鎮供熱問題，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這與國家農村發展戰略相吻合，也與國家電力產業規劃發展方向一致。”蔣大龍說。

近幾年，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生物質能產業向高技術產品方向發展，投資者對生物質能產業的關注越來越密切，生物質能已成“十二五”規劃扶持重點。

這對國能生物來說，無疑是最給力的政策支持。

“我們希望2012年實現運營的生物質電廠達到40家，并盡快啟動上市進程，如果我們能夠盡快成功地在國內主板上市的話，我們投資建設生物質電廠的速度會更快，一年可以投資建設20、甚至30家，這對國家、對新農村建設、對推進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會更大。”蔣大龍說。

不過，蔣大龍也坦言:生物質發電是很復雜的事情。秸稈從農田里收集上來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物流系統，“下一步的工作重點首先是抓好我們內部生物質秸稈的收集、儲存、加工、運輸等相關的工作，然后不斷地完善我們的產業鏈；同時我們也希望國家對生物質這個產業的看法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給我們更大的支持。現在的政策比7年以前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要好得多，但是還有發展的空間，我們需要各界繼續關注生物質發電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