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近日在其位于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總部發布報告稱，政府通過實施明智的政策來向私營投資者開放能源市場是激發非洲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潛力的關鍵。

這份名為《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可再生能源：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進行私營投資的動力與阻力》報告，概述了目前可持續能源解決方案在非洲推廣實施遇到的阻力，例如發電成本較高、電網接入困難等，并提出了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建議。

非洲的困境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2011年的統計數據，撒哈拉以南的48個非洲國家（南非除外，下同）總的發電能力為3萬兆瓦，僅相當于阿根廷一國的發電能力。由于一系列原因，特別是電廠老化和缺乏維護，這3萬兆瓦發電能力中目前約有四分之一不能工作。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電力普及率僅為24%，為全球最低。農村地區情況更糟，電力普及率僅為8%。該地區85%以上的人口還主要依賴樹枝、干草等生物質能源。

報告指出，要滿足不斷增長的電力需求，支撐經濟發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每年需要新建7000兆瓦的發電能力。為此，每年需要動員41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相當于該地區國家GDP（國內生產總值）總和的6.4%。因為這些國家在能源領域的有限資金目前主要用于已有電力基礎設施的維護和運營，用于支持長期項目來解決電力供應短缺的資金就少得可憐。毫無疑問，在電力投資方面存在著巨大的資金缺口，要解決這個問題，動員私營資本和投資是關鍵。但由于傳統上該地區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主體是政府，私營資本在該地區能源領域的投資變得越來越不活躍。

報告認為，除非作出更強有力的承諾，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來逆轉上述趨勢，否則至2030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半居民仍將生活在沒有電的困境中，依賴傳統燃料作為家用生活能源的人口比例將處于世界最高水平。這將嚴重阻礙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

喚醒沉睡的資源

報告指出，非洲大陸擁有豐富的、未開發的可再生能源，完全可以提供大多數所需的新電能。如佛得角、肯尼亞、馬達加斯加、蘇丹、乍得等國擁有特別可觀的潛力。根據非洲發展銀行的研究，毛里塔尼亞的風能潛力幾乎是其每年所需能源的四倍，而蘇丹的風能潛力可以滿足其年度所需能源的90%。這為提高當地能源安全與建立地區市場提供了契機。

如果考慮到化石燃料所帶來的間接的負面影響，可再生能源則更具有競爭力。包括肯尼亞、塞內加爾在內的一些非洲國家，需要花費其一半多的出口收入來進口能源。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大規模開發自己國內的可再生能源，不僅可以提高國家能源安全，同時可以減少由于化石燃料開采、加工與燃燒所導致的公共健康風險，包括非洲家庭普遍使用的傳統爐灶所產生的煙霧的吸入，這些室內排放的煙霧每年導致全球190萬人死亡；同時爐灶產生的“黑炭”也是導致氣候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跨越傳統的能源模式，直接向清潔能源轉型，由此可以有力地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說：“非洲大陸擁有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如果正確的公共政策得以實施，那么非洲人民就會擁有新的發展未來，數百萬人的生存方式與生活質量將會得到改善。”

跨越三大障礙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研究報告顯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進行可再生能源投資的障礙主要有三個：成本、結構與風險。

報告指出，在降低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高成本方面，政策激勵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如在肯尼亞，政府于2008年采取上網保護電價政策，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在全國的應用。這項政策預計會帶來1300兆瓦的額外發電能力，約為肯尼亞目前發電能力的兩倍多。

在烏干達，由于建立了專門管理清潔發展機制的制度和機構，從而成功促進了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活動。2008年，烏干達已建成的發電能力為550兆瓦，其中水利發電為315兆瓦。至2010年，烏干達還有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正在申請清潔發展機制，其中包括生物質發電等新領域。

報告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農村地區，只有2%到5%的家庭可以連接到電網。因此，相對于擴充現有電網來說，利用小型風能、生物能與家用太陽能系統等作為獲得電力的途徑，是非常節約成本的。

報告認為，第二個主要障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能源市場的結構缺陷，比如，由于企業壟斷，能源領域的后來者和新發明很難進入市場與電網。為此，政府應該改革能源部門，制定更高水平的分散經營政策，使后來者更容易進入；鼓勵第三方及私營獨立電力生產商進入可再生能源市場，激勵他們貢獻該領域發展所需的特殊專業技能。

第三個阻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因素是在撒哈拉以南很多國家存在的風險問題，包括政治風險、監管風險與商業風險。報告指出，盡管這些風險比較復雜，但如果運用現在已有的風險緩釋工具，這些風險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被有效地降低。

目前已有8個非洲國家制定了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目標，包括毛里求斯（至2028年達到65%）、佛得角（至2020年達到50%）、喀麥隆（至2015年達到50%）。報告認為，這些目標是所有可再生能源政策的“關鍵成分”，因為它給私營投資者提供了明確的信號，有利于調動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