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一夜之間名聲大噪，“循環經濟”占盡了風頭。山西、江西、內蒙古、青島、貴州……各大省市都適時地打出了循環經濟這張牌。循環經濟園、循環經濟試驗田，各種名號也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

循環經濟真正備受關注源自今年5月底，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在全國財政節能減排工作會議上的表示：中國將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預計到2015年，循環經濟產值達到1.2萬億元。不過，循環經濟雖已是家喻戶曉，但卻鮮有人能說清什么是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范圍比較廣，再利用、循環利用、減量利用都屬于循環經濟范疇。”國家發改委能源所能源分析和市場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雋告訴《英才》記者。“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是循環經濟最重要的實際操作原則，被稱作3R原則。那么，遵守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好處是什么？發展循環經濟又存在哪些瓶頸？

難以計量

循環經濟的概念聽起來模糊，但循環經濟卻并不遙遠。

湖北宜化集團于去年，在新疆進行了百億元的投資，而此前也已經投資了幾十億元，這個項目打造的就是低碳循環經濟園。“將煤化工、采礦、煤礦、尿素、水泥，循環起來，做成個循環經濟園。”湖北宜化集團董事長蔣遠華告訴《英才》記者，“在這個園區，二氧化碳能夠變成尿素，進而達到了減碳。”

早在2008年，記者在樂山五通橋區進行多晶硅產業實地調研時，也發現為處置多晶硅的有毒附屬品四氯化硅，而建設了循環經濟產業園。四氯化硅是一種帶有劇毒的化學物質，不便于長途運輸和就地掩埋，處理不善將直接給人類和生活環境帶來巨大危害。

在最古老的多晶硅生產工藝中，并沒有妥善處理四氯化硅的方法，而是采取簡單的酸堿中和后就地掩埋。光伏產業興起之前，多晶硅的產量很低，只有幾十噸。因為量小，其副產品就被化整為零后掩埋了。但是光伏產業的興起，已經不能采取最古老的處理方法。當地政府就引進了新的處理技術，將四氯化硅生成白炭黑。“這些都是循環經濟的一部分。”姜克雋說。

“循環經濟實際有兩個核心，一個是減量，減量是相對于節約、提高效率而言的；還有一個是變廢為寶，也就是資源的再利用，讓它循環起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告訴《英才》記者，“資源再利用里邊也有交叉的，通常所說的三廢，其中很多東西都能把它再變成新的資源。”

不過，循環經濟對企業而言，代價頗高。

節能減排對企業亦有好處，降低消耗，就減少了能耗的支出，這是盈利。但蔣遠華感嘆，節能減排對很多企業也是包袱，因為技術不達標、管理不善，更重要的是投入不夠，規模不夠。

“剛保本的工廠，沒有能力投資價格高昂的環保設備。”蔣遠華表示，宜化集團的優勢在于產業集群，沒有集群就沒有循環，集群的效益能夠使不盈利的項目實現盈利。但湖北宜化并沒有具體的估算過產業集群和循環經濟帶來的價值以及節約的成本。

“不同品種，不好算。”蔣遠華舉例說，“過去廢渣處理每年都要花三四個億，現在做了賣渣公司，將廢渣賣掉還能變現三四個億，大幅度降低了成本。”

李佐軍與蔣遠華有著相同的感受，循環經濟的經濟效應到底有多大，難以估算。“這是因為循環經濟，既可以通過節能安排、資源節約的方式實現，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如法律、標準、行政的手段（拉閘限電、談交易等），來達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以及節能減排的效果。”

單獨將循環經濟本身拎出來，計算它究竟能產生多少作用，確實有相當的難度。因為減量化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太好界定的。

李佐軍認為，減量化涉及到資源的節約問題，節約就是體現效率，減少浪費，體現效率的手段就涉及到技術、制度變革、人力資本的增加、結構的優化等。這就不完全是循環經濟本身，它還包含了其他很多相關的問題。

所以，減量化把循環經濟的外延擴展的很大，使其不太好界定，模棱兩可。但是如果要從減量化方面考量，將所有的節能減排都放在循環經濟概念里，循環經濟這個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了。

不過，循環經濟的減量化固然難以計量，但另一方面，即再利用資源化，則是相對具體的，也就是把廢物、垃圾等排放的東西，再變成新的產業、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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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瓶頸

政策支持已是百箭齊發。

日前，國家發改委環資司與國家開發銀行評審二局簽署了《關于支持“十二五”循環經濟發展合作框架協議》。但是，政策也并非能解百憂。

“循環經濟相關政策也出臺了，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解決那么多問題。而且循環經濟本身也有天生的缺陷，如分散、規模小等。以垃圾為例，垃圾不僅很分散，規模也很小，很難實現規模經濟，這些問題不是光靠政策就能解決的。”李佐軍認為，即便是所有的規則都制定出來了，能真正落實到位，在當前的體制下，也還要面臨很多特殊的難題。

然而，循環經濟有利于減少成本、減少能耗、減少排放，增加經濟競爭性。

“能夠做循環經濟就盡量去做，沒有循環經濟的社會，必然會在未來競爭中敗下陣來。”姜克雋認為，目前循環經濟的主要瓶頸，仍然是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不足。循環經濟理念需要貫徹到所有經濟發展格局中，盡力做到循環經濟體系。現在，由于仍屬投資驅動，有投資就去建廠，無法很好納入一個大的循環經濟體系中。

雖然是投資在拉動循環經濟發展，但李佐軍認為“如何實現經濟效益才是制約循環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

在李看來，技術等問題都是能解決的，最主要的問題則是每一個企業、個人或者相關的投資機構，發展循環經濟的得失是什么？“沒有經濟性，再怎么吆喝他也不會干。有效益、有回報，投資者才會感興趣。”李佐軍說，當前最難的問題是通過制度和政策的設計，讓參與循環經濟的這些過渡主體能夠得大于失。

對于初期可以通過政府主導來引導投資的理念，李佐軍認為，即便政府引導也一樣需要投入。政府的投入只能來自財政收入，也需要機構，無論是事業機構還是企業主體進行管理，最終又將政企不分。

“政府能做的，就是創造環境、制定政策、因勢利導，至于具體的費用支出，政府不要介入太多，還是要引導市場、企業去做。”李佐軍認為，不能奢望循環經濟能解決所有難題，因為它僅是解決當前資源環境問題的一個手段，與其他的手段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