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9月2日由Larry Elliott撰寫的一篇評論認為，低糧價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該文認為，過去的10年見證了廉價石油的結束，而這個夏季玉米、小麥和大豆價格的上漲可能預示著廉價糧食的時代也結束了。

石油和糧食的價格上漲為我們提供了見證市場力量的絕佳實例。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經濟的迅速膨脹，使得市場需求在增加，而供給卻仍在受到限制。對原油來說，這些對供給的限制包括，伊拉克的戰爭，對伊朗實施的禁運制裁，以及部分舊油田走向枯竭而新油田卻沒有開始供應等事實。

同樣的需求變化影響了糧食價格。這并不是因為世界人口每年以1%的速度增長，也不是因為中國每年以9%的速度增長，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已經要求消費更多的高蛋白質的西式食物。中國、印度和巴西的肉類消費在上升，而由于生產1公斤牛肉（或4公斤豬肉）需要7公斤糧食，所以這導致了全球需求的增加。

盡管農民變得更加高效，這增加了土地的產出，但這不足以抵消兩個負面因素的影響：美國和歐盟的政策使得人們把大量玉米用于生產生物燃料，以及因天氣原因導致的歉收。

如果世界銀行的預測準確的話，在接下來的20年中農業生產力需要進一步提高。全世界每年將會新增7000萬人口，這導致到2030年人們對糧食的需求上升50%。與此同時，人均耕地面積將繼續其下降的趨勢。

該文還認為各國的中央銀行不太可能對高通貨膨脹采取收緊的政策，因為那樣會對消費者的消費能力產生不良影響。然而各國央行不能認為價格上漲是一過性的，因為糧食儲備已經處于低水平，如果2013年糧食歉收，那將會使得價格飛升，可能伴隨著恐慌性搶購、出口限制和圍繞糧食產生的動亂。而有報告認為美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將遭遇更嚴重的干旱。

基于以上的事實，該文認為西方是時候來重新評估其關于生物燃料的思路了。美國2011年用1億2000萬噸玉米來生產蒸餾乙醇，聯合國糧農組織已經要求其減少玉米用量從而用來滿足食物需求。關于美國的可再生燃料標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該標準要求2012年生產1520億加侖的生物燃料，其中有134億加侖可能來自用玉米生產出來的乙醇。毫不奇怪，牲畜和家禽的養殖廠站在要求廢除這些要求的第一線。

發達國家之所以重視生物燃料是因為這是一個“無成本”“無痛苦”的表明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采取行動的方式。糧食產出的增加意味著每年會有足夠的糧食余下來制造乙醇，這同樣意味著西方消費者在絲毫不改變他們生活方式的基礎上為保護地球做出了他們的貢獻。但是現在看來這種假設值得高度懷疑。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要么從需求入手，要么從供給入手，當然更可能是從兩者共同入手。限制需求有兩種顯而易見的方式，一個是控制人口增長，另一個是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減少肉類的消費。然而這兩種方式都不易實現。

在供給方面，短期的對策可以是找到生物燃料的替代品。長期的對策在于在人口增加和食物價格上漲的壓力下，大幅增加世界某些地方的土地產出，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地方目前的土地產出較低。高糧價所帶來的不多的好處之一是農民可以買得起土地所需的肥料了。

另外，根據富達投資（Fidelity）的研究，可以通過利用高科技來優化種子、用水量、施肥量來實現產出最大化的精細農業、以及生物技術和轉基因作物來實現增加糧食供給。富達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需求增大的情況下，這是“環境上可接受的選擇”。這是否是一個“環境上可接受的選擇”還有待觀察，但富達確實讓一點變得清晰，即我們必須進行艱難的抉擇。

目前的假設似乎是在世界人口增加、更高的人均肉類消費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投入更少的耕地來實現氣候變化設定的目標，從而逃避采用那些可能使糧食產出增加的科技成果。這種假設純粹是幻想。要么通過更密集型的農業（利用所有的科技成就）來滿足一個更大的、更渴求肉類食物的人口，要么通過較低的產出（利用更有機的手段）來滿足一個較少的、較少吃肉的人口。這兩者，只能擇其一，而不是全部。

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問題對于我像國這樣擁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國來說也是極為重要。我國的生物燃料未來如何發展，這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