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歐洲現貨市場碳的最低中間價到了1.4歐元，收盤也就2歐元左右。”史翀祺說。

由于碳價跌得太猛，他所在公司開發的項目中，已經有買家提出希望能夠重新商定價格并簽署新的購買合同。

史翀祺是北京科吉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的常務副總裁，做CDM（清潔發展機制）開發距今已有整十年。

對這十年來CDM市場行情的風云變幻，史翀祺說：“看著它一步步走向成熟，看著它經過高峰，也看著它走向今天的低迷。”

中國CDM的十年浮沉

時針指向2003年。

這一年的6月，歐盟立法委員會通過排污交易計劃（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指令。規定從2005年1月起，電力、煉油、冶金、水泥、陶瓷、玻璃、造紙等行業12000個排放主體，只有獲得許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這些主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歐洲排放總量的46％）。歐盟設立“排污交易計劃”的“門檻”：如果從事指令附錄1所列活動，且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規定“門檻”，就應納入該計劃。

該計劃覆蓋歐盟27個成員國。2007年瑞士和挪威也決定加入該計劃，與歐盟成員國進行排放權交易。

計劃的第一階段實行配額免費。如果企業實際排放量小于分配的排放許可數額，剩余部分可以進入市場賣掉；反之則要購買排放權，否則將受到重罰。

最初的三年，也就是2003￣2005年之間，是中國CDM市場懵懂起步的階段。這個消息對當時很多中國企業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事”。“賣二氧化碳能換錢？每噸就好幾歐元，那趕快賣吧！”史翀祺告訴本報記者，那時候，不少企業開始瞄上這塊市場。

為了滿足歐盟等其他《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的要求，中國開發機構紛紛開始進行自身的能力建設。

“最好的時候出現在2007年到2008年，按照歐洲市場的現貨交易價格，每單位CER（核證減排量）賣到20多歐元。”史翀祺說。與此同時，中國的CDM項目企業也從最初的一無所知，到慢慢熟悉，并逐漸形成市場慣性和詢價的習慣。

多數項目是雙方按照當時CER的市場價格和項目條件及類型為基礎，進行議價，簽訂合同以后，在合同期限之內，以固定的價格進行定期的購買和交付。史翀祺估計，絕大多數的中國“雙邊”CDM項目都是按照統一固定的價格。

但隨著排污交易計劃的基礎《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于2012年到期，氣候變化國際談判莫衷一是之下，“第二承諾期”至今仍未敲定。所以早期一些的項目，合同只簽到了2012年12月31日。

當然合同期限也和買家不同有關：隨著歐盟政府減排量承諾的不斷更新、態度不斷明朗，歐盟很多買家方仍然以項目的期限來簽訂，比如7年、14年甚至21年；而由于日本反對延長《京都議定書》，所以多數日本買家只簽到了2012年12月31日，并且提出自2012年后不再購買項目減排量，所以這些項目需要重新尋找買家。

2007年后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努力爭取項目，加入CDM的隊伍。“大家的市場意識增強，那時候拼得比較兇。”史翀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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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國CDM進入高速發展的兩年，其后則開始顯露疲態。

“2009年就有很多小的咨詢公司、小賣家扛不住了，因為項目見效慢，規則變化特別多，門檻高，注冊項目也沒有那么容易。”他說。

2011年開始，隨著《京都議定書》第一期承諾期接近尾聲，以及歐洲經濟危機的影響，全球的碳交易市場都開始走下坡路。

“實際上，從2010年開始碳的價格就一直在跌，但并沒有跌至中國一級市場交易的價格，所以買家就一直還在支付，只不過他們的利潤變薄了。直到去年10月左右，碳價格就跌破了大多數買家在中國簽署的購買價格。根據買家的支付能力、經濟狀況，包括履約守信的能力，就開始有一些買家希望重簽合同。”

“拿錢”還是“堅持”？

重新協商碳排放交易條款讓企業陷入經濟和相關規定的雙重窘境。

史翀祺認為目前國際碳市場的價格“低得不正常”。

低價原因主要還是政策前景不明朗以及歐盟經濟持續低迷，再加上歐盟手上本身現就有聯合國簽發的10億噸CER。“遠遠超出他們的需求量，價格怎么可能會提高？”史翀祺說。

可是目前2歐元的價格，就算是放到任何發展中國家，減排成本也不可能降到這么低。

史翀祺稱，如果在這個價格下持續一段時間，可能對企業和項目來講會出現困難。

“企業獲得CDM的收入并不是大家想象當中的只是一個額外收入。企業為了追求可持續的發展，CDM的收入還是用于了企業自身低碳發展的持續性投入方面，包括節能環保、研發、各類的碳盤查等。所以眼下面臨重新談判，肯定會有經濟上的壓力。”史翀祺說。

“但如果這種市場持續低迷，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還沒有建立，在真空期的這一階段，對于CDM企業或者項目而言肯定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階段。”史翀祺說。

到底是以較低的價格，先拿到錢，還是再繼續和買家博弈？在企業中有兩種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