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霧霾、沙塵漫天、死豬投江……似乎一夜之間，中國的環境問題如同井噴一般噴薄而出，泛濫各地。

面對經濟快速發展下所暴露出的種種環境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時指出，必須要先從思想上弄清楚什么是科學發展，才能指揮行動真正到位。

避開“先污染后治理”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業界一直存在著兩種觀點：一是經濟與環境保護的對立性，即經濟發展始終會破壞環境；二是先污染后治理，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對于這兩種觀點，杜祥琬一一進行了剖析：“經濟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從哲學角度分析，這是辯證的統一。從初衷來看，以人為本才是根本的出發點。發展經濟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最終經濟與環境發展都要統一在‘人’這個根本點。”

而對于“先污染后治理”的觀點，他指出，一些發達國家確實經歷了這種發展路線，但必須清楚地看到，各發達國家并不是同樣的一種發展模式。“同樣都是庫茲涅茨曲線，但這個‘山坡’的高度相差甚多。”

在研究發達國家歷史與當前的數據后，杜祥琬發現存在著兩類發達國家與發展路線：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另一類是日本與歐洲。這兩類發達國家的人均能耗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發展到一定水平時，能耗便趨于穩定。

“但數據顯示，這兩類國家達到同樣高度的發達水平，即人均GDP在4萬至5萬美元時，美國人均能耗約為10噸標準煤，日本則為5噸多標準煤；美國每人每年排放18~19噸二氧化碳，歐洲和日本則為6~9噸?？梢?，這兩者人均能耗和排放均相差一倍以上。”杜祥琬說。

他認為，這些數據說明要達到同樣發展水平時，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要走同樣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相對美國而言，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已走出一條較為節能與減排的模式。“發展道理并不是死的，我們不能沿襲老路。”

目前，美國人均能耗為世界人均能耗的4倍以上。譬如2012年的數據顯示，我國每人每年耗電3400千瓦時，而美國高達1.4萬千瓦時。

杜祥琬分析道：“美國每年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如果各國都像美國人這么消費，我們需要4個地球才能應付。因此不管美國模式有多少優點，這種做法都是無法推廣和效仿的。”

盡快轉變發展模式

與歐洲日本相比，目前中國人均能耗已達2.6億噸標準煤，人均排放為每人每年6噸二氧化碳，已逼近日歐水平。

更嚴重的是，杜祥琬指出，日歐等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趨于穩定，而中國的能源消耗和排放在一段時間內還會繼續增加，“按現在的趨勢預計，中國很快會超過日本和歐洲的人均能耗與排放。而按照這類發達國家的模式，我們的人均能耗已經只有不到一倍的發展空間了。”

如今中國地方政府多以發達國家的能耗與排放的平均水平作為對比標桿，但杜祥琬認為，不能采用這種對比方法——因為這種平均法是將兩類發展模式做一種 “大平均”。“如果用這種數據做標桿，我們的能耗和標準很快會超過第二類國家，成為‘準美國高碳模式’，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現實危險。”

他指出，如果現在轉變發展模式還來得及，但形勢已經很嚴峻，再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會非常危險。

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較晚，相比之下具有一定的后發優勢，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如節能與降低能耗的技術等，還能利用可再生能源與核能等非化石能源。

杜祥琬說：“十八大提出要依照國情、走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更強調生態文明建設，這是非常正確的。”

他表示，“兩難對立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觀點必須先改變。“要從兩難變成雙贏。但好說不好做。中國現在并沒有真正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還是在延續高能耗發展的老路徑。盡管暫時還未超過發達國家，但處理不好或許很快會超過第二類發達國家的水平，一定要警惕這些危險。”

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2012年消費36.2億噸標準煤。盡管2012年是中國近10年經濟增速最低的一年，但仍比2011年多出1.4億噸標準煤，能源總量控制所面臨的壓力非常嚴峻。

杜祥琬指出，能源總量增長迅速主要源自高耗能產業的擴張，一旦高耗能產業不再快速增長，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的趨勢便會相應得到抑制。“調整結構就是抑制這些高耗能產業的發展，向服務型行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