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環境治理中，國際多邊進程的影響是深遠顯著的，但這一點經常被人們忽視。中國環境保護議題，始于1972年派團參加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CHE），這不僅是當時中國外交的重要一步，更是中國國內開始相關機構設置、立法和規章的起點。

但近年來，國際環境多邊進程的政治影響似乎顯著下滑。國際氣候談判在遭遇了哥本哈根的挫折之后，元氣大傷。2012年的里約+20地球峰會，也難以再現20年前里約峰會的盛況，峰會產出遠無法與誕生“三姊妹”公約這樣的外交進展相提并論。

國際社會對中國形成了雙重期待：既要求其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也要求其減排治污的貢獻。中國的角色也由此開始變化。一個后進的“小學生”形象，變成了一個予取予求的談判者形象。

于是，中國國內環境治理與國際環境進程，再不是早期的“沖擊-回應”范式。中國的“肌肉”越來越強健，其對國際環境秩序的塑造能力，似乎超過了這一秩序能對中國環境政策產生的影響。

然而，認為中國正在環境外交上趨向保守、強硬的學派恐怕忽略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舶來品”的諸如預防原則、污染傷害無邊界原則、公平的責任分擔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等，這些遙遠的國際環境治理準則，正在中國被不斷談及，有些原則甚至已成為國內環境治理的官方表述。

這些新趨勢，不由讓人發問：中國在國內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會否改變在國際環境治理上的態度？中國會否重新定義多邊環境治理對本國的價值？面對新形勢，中國新任的領導集體會否轉變中國的環境外交策略？

中國的環境挑戰已經到達極限，民眾已經無法容忍進環保＂不作為＂。不管多么艱難曲折，中國的國內環境政策必須向更為嚴格的方向發展。這一內政變化，如果真能成為現實，恰好與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表態一致。3月19日，習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表示：“中國將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這是否能夠為中國環境外交帶來漸進式的改變，尚待觀察。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環境外交亟需新思維，這不僅是國際社會的期許，更是國內環境現實的要求。

另一方面，從國際角度講，多邊環境進程必須明確自己在促進中國環境治理中的定位。這些進程必須在建構國際環境法的過程中善用“巧實力”、設計得更“聰明”。如果最近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框架下展開的汞公約談判能為我們提供某些借鑒的話，那恐怕就是：指望僅僅用國際法倒逼中國做出大跨步式的政策改變，往往過于一廂情愿。以汞公約中對煤電廠大氣排放的規定為例，中國很難在國內尚未計劃或貫徹相應標準的情況下，就在國際上做出更大幅度的承諾。

對國際制度建構來說，其設計必須建立在對中國環境法律、國內政策運行方式、以及中國外交傳統和行事方式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否則，將很容易出現國際預期與中國實際的不對稱——國際與國內政策脫節的病癥。

這種病癥的一個典型表現，是高估作為談判主體的中國政府，在管理社會不同利益相關者、并確保履約的能力。以政府與企業、個人的關系為例，政府的目的通過出臺政策達到，但在貫徹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各種扭曲現象，甚至導致政府履約失敗。由于無法有效控制走私者和消費者行為，與中國有關的猖獗野生動物走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國際機制能發揮的作用當然取決于不同公約進程的具體情況。總體來說，國際機制應該起到的是催化和推動的作用。為了發揮這種作用，國際機制需要異常精細和微妙的設計，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努力思考如何讓它與中國國內的環境治理更有效地聯系起來。

以國際氣候談判為例，在減排這樣的核心議題之外，推動數據透明度（MRV）這樣的問題，就能不僅在國際上加強彼此互信，也有利于推進各國自身盤查家底。再如，《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京都議定書》，其核心是賦予《公約》附件一國家全經濟體量化減排目標。不可否認，這種法律框架抓住了溫室氣體減排的主要矛盾。然而，在德班決議下構建新氣候機制的嘗試中，這種“單核”法律義務是否仍是最佳選擇？特別是，新氣候機制將適用于所有國家，“單核”安排是否足以兼容各國不同的國內法律安排？能否做到包容并最大程度地釋放不同國家溫室氣體減排、能源結構轉型的潛力？

總之，如果不能將中國的政策法律環境精確地計算進國際機制的框架，將既不利于中國的環境保護，也會讓國際關系中的集體環境治理面對最低共同收益點的窘境。全球的環境危機已經非常嚴重，同時亟需中國的密切參與，世界在這方面對中國的了解卻還只停留在初學者水平。

最后，國際進程的催化作用需要與兩種極端思路劃清界限，它們在國際治理中相當常見。那就是激進強硬的生拉硬推、甚至缺乏建設性的中國謾罵，以及多邊機制悲觀主義者的“放棄中國”論調。這種理論忽略了國際環境機制能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切實改變——如果沒有斯德哥爾摩，中國的環境治理意識和行政框架恐怕將被耽誤多年；就算是被公認為潰敗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也催生了中國的減排承諾，以及中國公眾、非政府組織在氣候議題上的啟蒙和持續關注。這種效應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上將有不可估量的影響。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與中國巨人互動？在中國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同時，這個世界也緊迫地需要對待中國的新思維。只要這個重磅角色活躍于國際環境治理的談判桌邊，這一挑戰將會一直伴隨中國和世界，而其難度恐怕只會加大不會減小。人們必須學會如何與多邊環境進程中的中國相處，對于中國的談判者來說，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