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中，其勉力周旋于阿以對立陣營過程里所展示的外交功利策略，對當下應對中日關系變局依然值得借鑒。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東各主要產油國把石油作為武器，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提高石油價格和禁運。石油危機的爆發，在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嚴重影響了日本。日本為了使中東產油國解除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不僅調整和改變對中東國家的政策，甚至不惜與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發生沖突，徹底表現了其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外交功利性質。

改變“隨美親以”的中東外交政策

自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后，日本在中東地區的“阿以對立”結構中一直采取“隨美親以”的中東外交政策，雖然招來阿拉伯國家的普遍不滿，但也沒有對日本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石油危機爆發后，日本不在阿拉伯產油國認定的友好國家行列內，反而成為石油制裁的對象，引發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混亂和內閣執政危機，可謂擊中致命弱點，一劍封喉。迫使日本必須改變現行的“隨美親以”的中東外交政策。

中曾根康宏通產相拜會田中角榮首相，稱有必要采取具體行動，支持要求以色列從占領土地上撤出的 1967 年聯合國安理會第 242 號決議，以石油危機為契機，改變過去的“隨美親以”的中東外交政策，積極推行改善與阿拉伯產油國家關系的對策。然而以大平正芳為首的外務省則認為，日美同盟關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如果日本政府稍微實行靠近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就會給日美關系帶來惡劣的影響。

為此，日本政府只好在盡力減少得罪美國的條件下，采取靠攏阿拉伯國家的對策。日本政府再次公開向阿拉伯國家表態，“堅決反對以武力獲取領土，主張立即實施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迫切希望對該地區有巨大影響力的美蘇兩國為問題的早日公正解決盡最大努力。此外，對巴勒斯坦問題，支持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平等與自決權的聯合國決議。”這份表態還是中立的基調，并不能滿足阿拉伯國家的要求，對削減石油進口份額并無改進。

經過日本政府內部討論并與美國交涉后，11月22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代表政府發表聲明，第一次明確表示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正義要求，包括支持保障巴勒斯坦人自決權的聯大相關決議，以色列軍隊應從自1967年戰爭中占領的全部領土上撤出等內容。此次聲明標志日本開始轉變對中東的政策，雖然這與阿拉伯國家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但相比中立的立場確實是很大的進步。

11 月 28 日，阿拉伯聯盟首腦會議決定，取消原定 12 月份對日本追加削減石油供應 5%的制裁，但并沒有立即承認日本為“友好”國家。12月7 日，沙特阿拉伯王國石油大臣亞馬尼在會見記者時公開指出，理解日本政府受憲法制約而不能向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但是應有“具體措施”與以色列斷交。日本與以色列斷交必然影響日美同盟關系，這對日本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1973年12月中下旬，日本政府派遣特使三木武夫副首相訪問中東阿拉伯各產油國，三木武夫副首相除向各阿拉伯產油國領導人解釋轉變后的日本對中東政策外，并與各阿拉伯產油國簽訂了一系列經濟技術援助協議書，先后答應向各阿拉伯產油國提供各種貸款達 30 億美元。

鑒于日本政府對中東政策轉變，特別是能夠主動向阿拉伯國家提供巨額經濟技術援助，12月25日，阿拉伯產油國做出決定，給予日本以“友好”國家的待遇。這標志著日本擺脫了1973年石油危機的沖擊，恢復了中東石油的正常供應。

全面加強與阿拉伯產油國的外交關系

20世紀50年代以前，日本與中東沒有重要的聯系，1951年9月8日，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地區的主要產油國在《舊金山對日和約》上簽字，先后與日本恢復外交關系。1955年，日本經濟進入了以石油化工為中心的起飛時期，日本通產省制定了扶植石油化學工業的對策，大力發展重工業，推動能源結構由煤炭為主轉變為以石油為主。

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化造成日本加強與中東國家聯系的契機，以獲取石油資源為中心的中東經濟外交提上日程，日本開始大量從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地區的主要產油國進口石油。但是，當時日本并不重視中東地區，只是由于石油危機的巨大沖擊，才迫使日本及時調整和改變了中東外交政策。擺脫石油危機的沖擊，恢復了中東石油的正常供應，也使日本認識到了對中東地區重視不足會帶來嚴重后果。為了長期獲得穩定、廉價的石油，日本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加強同阿拉伯產油國的外交關系。

1974年1月，日本通產大臣中曾根康宏訪問伊朗和伊拉克，與伊拉克就經濟合作問題進行討論，簽訂了關于經濟會談的紀要。根據紀要，日本將向伊拉克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于興建一些石油和化學項目，并幫助伊拉克培訓技術人員，向伊拉克派遣專家；作為回報，伊拉克向日本提供1.6億噸以上的石油、液化天然氣、石油產品等，其中包括原油9000萬噸。在1974年日本還增設了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約旦王國的大使館，增加了原來日本駐各阿拉伯產油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提高了駐各阿拉伯產油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外交工資和津貼。

1975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再次向伊拉克提供218億日元貸款，建設肥料工廠。1976年1月，通產大臣河本敏夫訪問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就經濟合作達成協議。1976年8月，日本與伊朗簽署了日元借款協定，用來建設波斯灣海岸石油化學基地。這個名為“伊朗.日本石油化學”（IJPC）的項目計劃每產30萬噸乙烯所需費用5500億日元，由日伊兩國對半分攤，伊朗由國營石油化學公司出資，日本由三井集團出資。

1977年日本對中東的貿易額約占日本總貿易額的20%，中東已成為同美國、加拿大處于同樣水平的日本的重要貿易伙伴。這一年，日本對于整個中東地區的無償援助為41.3億日元，日本政府貸款579億日元，并派遣技術專家651名，接受對方研修人員717名。對于民間企業向中東的貿易輸出，日本政府給予積極援助，例如，在輸出成套設備時，考慮到各種變動、工程進行中的意外事故等情況，日本政府設立了輸出保險，日本企業還可以接受日本輸出金融銀行的貸款。

日本在與阿拉伯產油國發展關系的同時，還注意發展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系，1977年2月1日，巴解組織在東京設立辦事處，這是巴解組織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設立的第一個辦事處。

1978年9月5日—9月12日，為了減緩美元下跌和石油漲價的雙重壓力，增進同中東重要經濟伙伴的友好關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作為第一位訪問中東地區的日本首相訪問了伊朗、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在這次為期八天的訪問中，福田赳夫首相特別強調了波斯灣地區對于日本經濟的重要性，稱之為“日本的生命線”，福田赳夫首相高度評價了沙特阿拉伯所采取的穩健的石油政策，希望繼續執行這種政策。

在日本與沙特阿拉伯的《聯合公報》中，福田赳夫首相闡述了日本的新中東政策，強調“雙方在實現中東和平，以色列從包括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區在內的全部阿拉伯占領地區撤退，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正當權利等方面的認識是一致的。”這是日本首次在外交文書中具體而明確地提出以色列的撤退地區。訪問期間雖未簽訂具體的經濟協定，但是福田赳夫首相再三表示愿意同中東各國開展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福田赳夫首相的中東訪問將“石油危機”后日本與中東國家的親密關系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