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深入分析研究過去一年中國能源所面臨的種種矛盾和挑戰，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與市場的不健全有著因果關系。無論是“拉閘限電”，還是產能過剩；無論是“煤電之爭”，還是礦難頻發；無論是“油荒”“氣荒”，還是“中國能源威脅論”；無論是接二連三的環境污染事故，還是能源資源的無度浪費••• •••，所有的問題歸根到底都與我們在能源市場化改革中的遲疑與停滯密不可分。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了能源的每一個行業的每一個環節的每一個企業，也影響著中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的資源保障中國以合理的增長速度，按照合理的方式，遵守合理的規則利用能源資源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是不成問題的。實際上除環境問題以外，全世界還沒有那種維持人類生產生活的資源存在“荒”的問題。所以說煤電油氣都不荒，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不讓市場自己去配置資源，而人為因素太大，不僅使中國的市場，也是全球的市場著實“發慌”。

中國能否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取決于我們能否應對和戰勝來自能源資源與環境的挑戰，而堅定不移地在能源領域推進市場化建設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新的一年中我們已經無法再回避這一問題。

電（電不荒，電慌）

中國為什么要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因為計劃經濟將供需隔阻，依靠政府的計劃進行資源配置，由政府意志來決定買賣雙方之間的交易行為，政府確定價格，政府控制交易量，政府承擔相關的責任和義務。但是這種機制使中國經濟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市場化的改革。所謂“改革”，就是將被人為隔阻的買賣雙方的聯系紐帶用市場連接起來，使供需信息直接對接，讓交易雙方共同承擔相關的責任和義務，并分享相關的利益。

縱觀中國27年的改革歷程，沒有一個成功的改革不是按照上述軌跡，但電力改革屬于例外，從一開始將就以“行業特殊“和“供電安全”為由將維持隔阻供需雙方交易作為改革的前提，政府將這種配置資源的權利交由一個利益當事人——電網公司承擔，并允許其通過隔阻供需雙方的交易來攫取經濟利益，同時通過“廠網分開”免除它的相關責任和義務，甚至還有法律保護這種權益。電力改革的結果使電網公司既不需要為“拉閘限電”承擔對用戶的賠償，又不需要為發電廠發電量不足無法還本付息承擔責任。

不僅如此，電網公司成為電力市場中的“總買家”兼“總賣家”，它還將以“電力改革”的名義，大力推進“競價上網”，在售電價格基本不變的條件下，盡可能壓低電廠上網電價，作為電力真正需求一側的企業和城市，沒有權利與電力真正供應一側的發電公司進行交易，因為這種交易是不符合“總買家”兼“總賣家”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也違反《電力法》的。供需信息完全被隔阻，比計劃經濟更糟糕的是有人可以合法地利用隔阻供需信息來獲得利益，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接下來這只“蝴蝶的翅膀”就掀起了一系列的能源難題。

所謂“蝴蝶效應”是美國氣象學家羅洛侖慈1963年提出的一種假說，假如南美亞馬孫的一只蝴蝶偶而煽動幾下翅膀，導致微弱的氣流變化可能產生對環境系統的影響并產生連鎖反映，可能導致其他系統的極大變化，最終成為北美得克薩斯的一場龍卷風。而電力改革誘發的問題對于中國遠不只是一場“龍卷風”。

首先，由于需求測無法清楚的了解電力供應的實際狀況而陷入盲目發展，直到不得不面對“拉閘限電”。2005年是中國經歷的第三個電力短缺年，而且限電的省份一年多過一年，直至發展到24個省市發生了大面積的拉閘限電。國家發改委領導指出：缺電是因為經濟發展過快。但是為什么那些工廠在建設之初沒有得到項目將無法保障電力供應的預警，結果非要等它們的工廠建好之后再來“拉閘限電”？

接下來，用電一側因為擔心再遭遇到電力供應不足而影響發展，變不斷夸大自己未來的需求，將用一些沒影的需求都列入電力規劃，這些被不必負責任的規劃使發電公司也陷入了盲目建設的瘋狂，僅僅是越演越列的“拉閘限電”信息佐證，就使所有的發電企業和銀行相信“建電廠一定有錢賺”，結果形成了“羊群效應”。一位石油大亨去天堂，發現已經人滿為患，他靈機一動大喊：“地獄發現石油了”，結果所有的人都涌入地獄。望著空蕩蕩的天堂，大亨也遲疑了，莫非地獄真有石油？隨即他也奔赴地獄，這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2003年新增裝機3484萬千瓦，2004年5100萬千瓦，2005年在6000～7300萬千瓦之間，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已經超過5億千瓦。根據各種信息顯示，目前在建裝機容量估計還有3億千瓦，大部分將在2008年內投產發電，預計到2007年底裝機容量過剩就可達到10%。問題是誰能說清楚這些發電廠建成之后有沒有需求？利用率能到多少？將來能不能及時交還銀行的貸款和利息？

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商業銀行為改善管理，控制不良資產，都在紛紛引進國際“戰略合作伙伴”，并相繼在境外上市，受到國外合作伙伴和境外證券管理機構監管。同時，我們也正在進行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將節約能源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在“九五”期間中國也曾遭遇過類似的產能過剩，中央可以讓銀行“緩一緩”“幫幫忙”；國電公司可以通過鼓勵用電和支持發展“高耗能”項目進行行業“自救”。而“十一五”這些辦法可能都將行不通了，怎么辦？

高速公路和鐵路都是自然壟斷，為什么電網非要按照鐵路方式，而不能按照高速公路方式經營？如果將城市或縣一級的供電機構交給地方自己管，供電公司向用戶負責，代理那些不能獨立進行交易的電力用戶與各發電公司及煤炭企業商定電價、電量、負荷和合同周期，以及價格調整原則和幅度等，使用電網輸電按照電壓等級輸和送距離交付網輸費。如果城市的電力公司能夠代表用戶一側，而不是代表電網來管理城市電力需求，他們將在合理配置資源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用戶也可以簽署這一的協議，他們將會更加積極的參與“需求側管理”和節約用電，以及平衡負荷的努力，電廠、電廠的設備利用效率、發電能耗和電網網損都可能因此而大幅度減少。

煤（煤不荒，煤慌）

2005年全國煤炭訂貨交易會上，煤炭電力爭執價格，打來打去不可開交，最后國家不得不實行“煤電聯動”，允許煤炭電力一起漲價，他們皆大歡喜，而消費者只能老老實實“解囊”。今年更名為“全國重點煤炭產運需銜接會”，國家先定了“電價不能再漲，煤價雙方協商”的原則，結果煤電之間仍然是吵來吵去無果而終，五大發電公司竟然一單未簽，理由是煤炭已經市場化，而電力還是計劃經濟。而且，下一步還將出現電力產能過剩和“競價上網”的雙重壓力，煤價簽高了，萬一煤價下跌發電企業如何與其他對手“競價”？煤量簽大了，萬一發電企業競不上價發不了電，多余的煤如何消化？[page]

而煤炭公司更是因為無法獲取終端需求信息，在供需環節中完全被盲目的沖動所左右。因為煤炭的產能過剩也在迅速逼進，所有煤礦都希望抓住最后的機會“狠狠敲一把”，以至于價格已經高于進口煤炭了還在要求漲價。根本的原因是行為的短期化，而導致行為短期化的原因恰恰是又因為電力供需聯系被隔阻，供需雙方無法達成價格、數量、義務和罰則確定的長期協議。如果發電企業可以從電力用戶獲得這種長期協議，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將權益和責任延伸傳遞到煤炭和運輸企業，實現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

2005年國家為堅決遏制煤炭事故，將安監局提格為正部級。李毅中局長一上任就沒日沒夜奔波在一個個礦難現場指揮救援善后，幾乎沒有過過一個星期的安生日子，深為媒體同情。可以說國家能夠想的辦法都想了，能夠用的招數也都用了，可是煤炭事故依舊層出不窮。為什么？根本的問題還是這些礦主行為短期化所致，為什么他們會行為短期化，因為他們心里沒底，對前途發慌，只能撈一把，算一把。如果他們有一個可以執行20～30年的煤炭供應協議，而且保障每年根據通貨膨脹指數加以調整，礦主們還會寅吃卯糧玩命超產嗎？會因為在安全投入上省幾個小錢，等到某一天因事故停產，自己的礦井被法院判給電力公司作為補償？關閉煤礦不是辦法，通過長期協議將利益長期化才是疏導問題的關鍵。

油（油不荒，油慌）

2005年廣東等地區出現了油荒，主要的問題是臺風和國內油價倒掛，造成供油企業進口石油產品“賠錢”。其實從中反映的問題是：1、壟斷型企業只愿獨享壟斷收益，而不愿承擔壟斷市場的責任；2、將公共資源視為己有；3、期貨駕馭能力弱。

一個或幾個企業當它們足以壟斷市場之后，就應該肩負起保障供應持續安全的責任，應該進行必要的儲備。在中國東南沿海臺風是經常發生的，如果因為一個常見的氣候變化就中斷或減少關系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和人民群眾生活安寧的燃油供應，說明他們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從政府機構脫變而來的，轉軌之初無償占有了大量公共資源，而這些資源本是老百姓通過國家管理的，有的甚至是老百姓增加繳費建設的，但是這些資源今天被這些企業視為了他們自己的財產。如同一個租地耕種長工，非但不交租金，反而要地主按照最高“市價”買回他種的糧食，而地主又沒有權利收回土地。所以，盡管他們每年因為油價暴漲而利潤暴增，依然言稱因為國內油價偏低造成多少多少“損失”。2005年盈利了幾百億，而國家還要拿納稅人的錢“補償”他們。

國際油價在“卡特里娜”颶風和對沖基金投機因素影響下，2005年8月30日國際曾一度達到70.9美元一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世界這一天的石油交易都是按照這一價格進行交割的，實際上真正在這一價位形成的交易量非常有限。在國際石油交易中真正按照紐約期貨市場價格形成的交易量為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數的石油交易是通過長線期貨交易、份額油和長期協議實現的，受到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并不大。大家知道邊際需求影響邊際價格，邊際需求量越大、波動范圍越大，對邊際價格的影響就會越大。中國的巨大石油需求本應該更多的納入全球長線供需體制，以回避油價的波動，也減少對世界油價的影響。但是，由于肩負中國市場采購的企業無力駕馭國際期貨交易，幾乎將中國的絕大部分需求都變成了直接影響國際油價波動現貨交易，成為國際炒家投機的機會，給中國能源危險論制造了市場。

保障中國這樣一個巨大市場的石油供應，應該是一臺交響樂，而不應該是僅僅個別人的清唱。即便是一些由跨國石油公司高度壟斷市場的國家，也是有很多專業化和區域化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在經營。越是在市場壟斷程度高的地方，越是需要中小型專業化企業的競爭和補充，這就是著名的“鯰魚效應”。挪威人為了吃活沙丁魚，就在裝沙丁魚的水槽中放一條吃魚的鯰魚來保持興奮與活力。在市場化的今天，必須允許一些鯰魚的存在，這些鯰魚的競爭一方面可以保持大型壟斷企業及員工的競爭能力，同時在服務覆蓋上通過其他企業彌補自身的不周，還可以為自己培育市場和人才，消化剩余人力，并減弱社會反壟斷的呼聲。可是我們的大型國有石油企業對于中國的民營石油公司不僅不能包容，而且充滿蔑視和敵意。不久前，某些大油企準備進軍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結果所到之處到處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型日本石油公司在活動，并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已經建立了密切關系，在一些項目上直接制肘中國國有大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這些日本小型石油企業得到大企業的贊助和支持，一旦拿下項目還可以賣給大企業，成為大企業的先遣部隊。而我們一些大企業自己拿不到項目，卻對一些在海外有所收獲的民營企業百般刁難，對他們取得的份額油運回國內市場總是紅燈多，綠燈少。

中國的石油安全最大的問題并非世界無油可供，也不是石油供應面臨禁運危機，更不是石油通道將被切斷，最大的問題是世界無法清晰的知道中國的需求，無法根據中國未來的采購計劃安排投資生產，因為我們的一些石油企業總是在國際市場“打左燈，向右拐”，讓人模不著頭腦。中國要確保未來的石油供應安全，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要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從事各種專業化和地域化的特色經營，以彌補大型國有石油公司的經營缺陷和人為疏忽；要為石油用戶建立區域期貨市場，讓需求一側根據自己的需求特性進行長線安排，鎖定價格，直接回避風險，不能再讓某些不負責任的企業再大包大攬；同樣不應再任由一些“總買家”及“總賣家”保持在關口，拿著政府的資源，再以價格要挾政府；我們更應該將政府的資源拿到市場上競拍，不能總是交給一些缺乏能力或不遠承擔責任的企業，長此以往非但政府資源被更多地無償占用，相關企業也會越發失去競爭力而成為政府的新包袱。

氣（氣不荒，氣慌）

天然氣供應出現的短缺是中國能源的一個新問題，目前鄭州、西安、烏魯木齊等許多城市出現天然氣供應問題。國家在沿海規劃建設10個LNG接受站，加上地方的一些項目估計有多達16個站，而落實氣源的只有廣東一期和福建項目。不久前，中海油在澳大利亞高更氣田未能達成協議，因為日本出價高達1.875元/立方米，而中國能夠承受的價格僅為1.14元。

為什么中國的天然氣承受能力如此低，原因在于中國的氣價是按照天然氣運到中國發電，能不能與燃煤火電競價計算的，環境因素和天然氣可以作為分布式能源燃料與電力等二次能源競爭的因素沒有考慮，加上中國能源需求過于浪費。日本的同緯度建筑每建筑平米采暖僅需要10瓦，而中國卻高達50瓦，所以在日本天然氣1美元1個立方米，而日本家庭的能源費用卻低于中國。而日本新增加的天然氣需求主要用于分布式能源的熱電冷聯產，能源綜合利用效率更高，經濟性更好。所謂熱電冷聯產是將天然氣先發電，將余熱制冷供暖，再將更低溫度的廢熱供應生活熱水，能源利用效率超過80％，可以穩定持續的利用天然氣，降低城市天然氣管網和電網的投資，提高供電安全。由于技術工藝的正確選擇，使氣價承受能力大幅度提高，使出價能力同時提高，最終要效保障的天然氣供應安全。而形成這一良性循環的關鍵是市場的作用，盡管天然氣價格高，但是當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相當一部分能量轉換為價值更高的電力，所產生的收益不僅足以彌補燃氣成本，而且可以接受更多的能源支出之后，市場作出了積極響應。

盡管對于分布式熱電冷聯產，溫家寶總理先后多次批示，曾培炎副總理親臨示范工程視察以示支持，國家發改委發布文件，甚至寫入《節能法》給予鼓勵發展。但電網企業因為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利益，照樣不理不睬，幾年來甚至一些示范工程的上網問題都難以解決。所以，至今天然氣在中國只能用于少鍋爐，雖說建立了一些天然氣發電項目，由于電價低導致氣價承受能力低，反而使這些項目落到無氣可用尷尬局面。

最近“俄烏斗氣”，主要的結癥不僅僅是俄羅斯要利用能源武器來遏制“顏色革命”，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太低也是問題的關鍵層面，烏從俄購氣價格僅0.4元人民幣/立方米，遠遠低于銷售給西歐的氣價，而俄烏協議到期，俄羅斯當然要根據現在的市場價格重新談判。這一事件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能源利用技術落后，價格承受能力過低，將沒有能源安全可言。中國雖然有著一個巨大的天然氣需求，因為沒有一個完整的、綜合的能源市場，用戶受到壟斷利益集團的種種制衡，使我們的需求無法轉換成為市場潛力，無法通過支付能力形成“低谷效應”，使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使我們的能源安全無法得到保障。

2006年中國能源面臨更加艱巨的一系列挑戰，我們惟有堅持市場化改革，積極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才能解決中國的能源問題。鄧小平將中國的改革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是為了過河，過河是改革的前提，而要過的是市場這條大河，因為只有涉越這條大河中國才有希望，中國的能源才可能支持中國現代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