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人民抗議污染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限制性規定，進一步賦予人民監督組織、企業或公司行為的自由，等等。總之，在以“自上而下”式環境保護的同時，也要有相關的制度設計，發揮人民“自下而上”在環境保護上的作用。

        江蘇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一審判處有期徒刑。這是中國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違規排放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當事人判刑。（詳見今日本報A29版）

　　環境問題是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工業化帶來的嚴重污染和環境破壞引人注目，被經濟學家稱為“負外部效應”，即所產生的影響不表現在自身成本上，但卻給其他經濟主體帶來壞處。盡管對何為生態破壞的罪魁禍首說法不一，但經驗證明，無論是哪一種社會，也無論是哪一種企業，都會把目光定在經濟增長或產量上，而較少考慮保護環境。

　　但是，對嚴重污染和環境破壞的敏感和反應，強烈程度莫過于對污染切身感知的人民。人民不僅希望經濟能增長，還希望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因此，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公平地分攤環境保護的成本，已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

　　與其他治理一樣，環境保護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上而下”，另一種是“自下而上”。但現在，我們在環境保護方面更多地表現在“自上而下”，即由國家出于保護人民健康的目的而進行；而缺少“自下而上”，即直接讓人民發揮其在環境保護上的作用。

　　江蘇鹽城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處罰污染者”，為國家首次，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由此產生的震懾，也肯定能讓其他污染行為有所收斂。但這畢竟仍是“自上而下”的一種，取決于上面——官方的態度和決心。而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是一對矛盾，始終為官方難以抉擇，經濟增長往往消磨環境治理的決心，這也是長期以來靠犧牲環境求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環境保護還需“自下而上”——因為人民反對污染的態度最堅決。

　　政府在利益和污染之間，往往會有所偏向；但人民——那些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對于污染的反應最敏感、最強烈。有“春江水暖鴨先知”，亦有“春江水黑鴨先死”。對藍天白云有著直接需要的人民，最有資格、也最堅決反對污染企業，而且也更能夠在環境保護中發揮作用。允許公民參與政治并尊重公民意見反饋，才能避免環境污染悲劇的發生。因為，如果沒有民意反饋，政府必將只關心能帶來巨大利潤的企業而忽略公民個人長遠利益。

　　近年來的環保事件也足以顯示人民在保護環境中的積極性和堅決性。比如，7月30日，湖南瀏陽市鎮頭鎮上千名村民因鎘污染問題分別圍堵鎮政府、鎮派出所；再比如，8月17日，陜西寶雞市鳳翔縣部分兒童血鉛超標事件進一步擴大，東嶺公司附近數百村民沖擊東嶺廠區。

　　人民反對污染的行動，如果缺乏適當的制度保障，往往會導致激烈的沖突，所以，必須完善相關制度。比如，減少人民抗議污染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限制性規定，進一步賦予人民監督組織、企業或公司行為的自由，等等。總之，在以“自上而下”式環境保護的同時，也要有相關的制度設計，發揮人民“自下而上”在環境保護上的作用。